簡介
熊伯齊,男,漢族,1944年生。自幼喜愛繪畫,15歲始學工筆花鳥兼習瘦金書,後攻行草、篆書。行草追褚遂良、黃山谷之飄逸瀟灑,體勢開張;篆書則研習石鼓文、泰山刻石及漢隸,亦自具風貌。1971年始攻篆刻,篆刻初學漢印,後從西泠前四家,後事吳讓之、吳昌碩、黃土陵諸家,尤法古璽漢印,作風渾樸圓厚。作風渾樸圓厚。為國家一級美術師,現任現任西泠印社理事、西泠印社篆刻創作研究室主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 ,中國書協篆刻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書協書法培訓中心教授。中國文聯牡丹書畫藝術委員會副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篆刻藝術院研究員,西泠印社理事,西泠印社篆刻創作研究室主任,北京印社副社長,篆刻,書法,寫意花卉及詩詞。作品入展全國第一、二、三屆全國書法篆刻展覽、全國第一 、二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展,入選1976年在日本舉行的“中國現代書法篆刻展覽”、,“中日恢復邦交10周年中日書法聯展”、。1985年8月在日本東京銀座朝日畫廊舉辦“熊伯齊書法篆刻展”。《中國書法》發表其論文《略談古璽布局藝術》。出版《熊伯齊印選》。
藝譚
追求藝術個性 但不能拋開文化傳統
中國的篆刻藝術不僅被譽為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瑰寶,也是世界藝術殿堂中的一朵奇葩。它將中國文字有情有致地呈現在方寸之間,展現出豪壯飄逸的書法筆意、優美悅目的繪畫構圖以及刀法生動的雕刻神韻,是書法、章法、刀法三者的完美結合。隨著北京奧運會會徽“中國印”的問世,國人的篆刻印章“熱”也在不斷升溫。為什麼說篆刻藝術是我們傳統文化沃土中的一朵奇葩?如何傳承篆刻藝術中的傳統文化?日前,本報採訪了著名篆刻家熊伯齊——
篆刻藝術是 傳承我們民族文化的一種載體
問:社會上的篆刻印章熱不斷升溫。過去,搞書法的搞篆刻,不搞書法的,包括搞油畫搞國畫的也在搞篆刻,篆刻似乎成了一種時尚。您怎么看這個現象?
熊伯齊:“中國印”的產生,確實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書法及篆刻藝術的極大興趣,這是好事兒,因為有更多的人對它關注,它的生命力會更旺盛。但“中國印”本身實際上是一種工藝設計,或者說是裝飾設計,跟我們搞的篆刻還不一樣。篆刻這門藝術,歷來從事的人、欣賞的人,都比較少,裡面有一定的門道,需要通過潛心學習才會知道。就跟圍棋一樣,不懂圍棋的人根本看不懂,或者說欣賞不了圍棋比賽。不像象棋,知道兵馬炮車的基本走法後,即使不懂其中的謀略,也能略知對弈的基本走勢。中國的書畫篆刻藝術里,畫是最好看懂的,其次是書法,篆刻是最不好看懂的——起碼你得了解它的一些歷史,知道篆刻家的流派,如果全然不知,欣賞起來就很困難了。書畫篆刻界,有些年輕人剛從事沒有兩年,就急著大張旗鼓地搞個人宣傳,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浮躁。講究“包裝”,出名了,作品就升值。但我個人的感受是,從事書畫,或者從事篆刻,急功近利地去搞,是很難取得真正的藝術成就的。。
問:您一直強調,一個人的文化素養越高,其作品內涵也就越豐富。這句話該怎樣去理解?
熊伯齊:中國印章大量出現是從戰國開始的,當時主要以銅為材料,加工的人一般是專業的工匠,不是文人,印章的內容多是名字、官職,也有很少量的成語和吉祥話。據傳說是到了元朝,浙江的大畫家王冕,他是第一個用花乳石刻成印章,並且用在他自己的畫兒上。而據史料記載,明代書法家文徵明的長子文彭,在南京意外地得到幾筐青田石料,他用那批石料自己刻成圖章,後來一些文人開始效仿他。所以文彭被稱為篆刻之祖。文人介入刻印以後,印章的內容就變了,詩詞進去了,一些古文裡面的名句進去了,還有齋堂館號進去了,使印章具有了豐富的文化底蘊,它不僅成為一種藝術,更是傳承我們民族文化的一種載體。印章既有實用價值,也有欣賞價值,裡面既有文字的藝術,還能表現文人自己的志向。比如齊白石的圖章,一大批都是他自己要說的話,也就是說,印章也能像書畫一樣表達很多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刻印章的人文化素養越高,他的篆刻內涵也就越豐富;欣賞篆刻的人文化素養越高,就越能欣賞它裡面的韻味與精華。
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的薰陶讓我終生受益
問:您對篆刻藝術的喜愛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熊伯齊:解放前我家在成都,院子非常大。我父親有一個勤務兵,他經常抱著我在玻璃上寫字,教我認字,所以我兩歲的時候認識200多個字。大概是5歲以前,我喜歡拿粉筆在地上畫畫兒,當時家裡頭住著幾家房客,其中有一個人是出版社的,他經常拿連環畫回來給我看,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看《木偶奇遇記》,還有戰國的故事等。我看到裡面的畫就很高興,在地上拿粉筆照著畫。後來我在重慶上國小的時候,對書法還是沒有興趣,覺得很苦,拿柳公權的《玄秘塔》當範本寫大字,寫得很粗糙,最好的成績是4分,一般都是3分。1955年我家到北京,那時候我上國小六年級,一直喜歡畫畫兒。中國的工筆畫大家於非闇的出版物在當時非常有影響。1959年他去世後,我去看了他在北海畫舫齋舉辦的遺作展,心裡很佩服,於是開始潛心學習中國畫。因為中國畫上題字、印章是不能少的,如果自己畫的畫還要找別人題字的話,有些說不過去,我就乾脆題字、篆刻全部自己乾。當時不知道學校是從哪兒弄來很多石頭,扔在學校堆料的院子裡,我和同學就去找來磨了刻圖章。那時候我畫兒上的印章,都是那種石頭刻的。於非闇是學宋徽宗的,寫瘦金體,所以我題畫都用瘦金體,並且用心琢磨這種字型。可以說,兒時所受傳統文化的薰陶,讓我終生受益。
問:榮寶齋是北京最著名的文化老店,您在那裡的工作經歷,對您從事書法、篆刻藝術有很大幫助吧?
熊伯齊:最初我是在西城區房管局工作。“文革”時,榮寶齋歸人民美術出版社管,它也不能叫榮寶齋了,叫人民美術出版社第二門市部。那時候榮寶齋斜對面兒有一個文物商店下屬的單位,叫慶雲堂,賣查抄處理的石料,賣得很便宜,我就買回來自己刻圖章。店裡面還有很多印章,都扔在一個大盒子裡頭,定價1毛到3元。裡頭其實有很好的東西,有吳昌碩的原作,有齊白石的原作,我用5毛錢,一樣買過一個,還有好多篆刻家的東西,我真後悔當時沒多買些。像我們這撥兒上世紀四十年代生的人,在“文革”前後學刻圖章的,好多人都受《怎樣刻印章》這本小冊子的影響。沒去榮寶齋之前,我就是看它和一本《西泠前四家印譜》,學習刻圖章。像吳昌碩這樣的藝術家,他也是從印章、從書法開始,後來才開始畫畫的。我就想先把圖章刻好,同時把書法搞好,最後再轉向繪畫。1971年的時候經朋友介紹,讓我跟榮寶齋的徐之謙老先生學篆刻。1973年我到榮寶齋後分在編輯室,搞書法、篆刻專業,繼續跟徐先生學習。徐先生沒有什麼文化,他教育學生的方法是師傅帶徒弟,他教學生不保守,卻對藝術很保守,我很不適應。但是榮寶齋有一個資料室,裡面有很多名人印刻,大概有一百方,我經常借來吳昌碩、齊白石等人的原作,放在我的抽屜裡頭,隨時拿出來琢磨。“文革”前後書法活動是很蕭條的,榮寶齋里有一個門市部,經常搞一些毛澤東詩詞書畫展,全國的書法愛好者到北京來,基本上都會來看展覽。我是榮寶齋本單位的人,每次都有我的書法作品參展。所以有人說,熊先生出道很早,真是讓人羨慕啊。比如河南的李剛田,《中國書法》的主編,比我小兩歲,他看見我就說,熊先生比我大兩歲,輩分比我高一輩。
創新
創新只是在一萬上面加一點
問:有些人的書畫、篆刻追求標新立異,您對此怎么看?
熊伯齊:搞藝術實際上就是搞自己的東西,如果搞了半天是搞別人的東西,那實際上在藝術上是失敗的。所謂自己的東西,也是不能拋開傳統的,如果自己閉門造車地胡搞一通,那不叫藝術。有一些搞藝術的,誤以為反傳統就是創新。中國的文化藝術起碼有四千年以上的歷史,你用人生的幾十年,去對抗幾千年,實際上是以卵擊石。所以只要在傳統裡面有自己的一點東西,就是大成功。藝術像一條大河,我們好比是在河裡的魚。魚為了表現要跳出水面,讓四面八方都看得見,當然跳得越高越好,但是跳得不好跳到岸上去了,你還有生命嗎?歷史上有好多激進派,搞非常怪的東西,最後還是流傳不下來,被藝術淘汰了。有好多現代派搞流行書風、流行印風——街上流行紅裙子,流行一年就沒氣候了,所以搞書法、篆刻是趕不了時髦的。上海有個篆刻家說“傳統一萬歲,創新一萬零一歲。”就是說,創新實際上是在一萬上面加一點兒。我的觀點是,作為藝術追求,我們還是得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發展個性。
問:有些家長讓孩子學畫練字,希望能在書畫藝術上有所發展。您覺得應注意什麼?
熊伯齊:選擇學習書畫、篆刻,要注意到四個方面:首先他要明確學習的目的,第二是他的天資,第三是他要走的道路,第四是他要勤奮。在現實生活中,人的秉性和天賦是不盡相同的。對於成功的人來講,勤奮與天資二者缺一不可。我們有些家長,憑著自己的願望,非讓孩子用大量的時間學畫練字,我不贊同。如果他不是材料,你非讓他去乾那個,他既痛苦又耗時,而志大才疏的結果是事倍功半。我覺得,最先打基礎時應該多下點工夫,臨摹名家的帖,但到後來你臨10遍能夠像80%也就差不多了。你把其他時間去練別的,也許你都寫出自己的風格了。因為臨摹無數遍,你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像。
作品賞析
熊伯齊擅長篆刻,書法,寫意花卉及詩詞
中國篆刻家
篆刻有廣義與狹義兩種解釋。狹義的篆刻專指後人所謂的治印之學;廣義的篆刻則泛指一切雕琢技法。篆刻也是刻印印章的一種,但卻是藝術家將學術,素養化作個性所表現出來的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