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筆乘
明代筆記，明焦撰。
焦，生於明嘉靖十九年，卒於萬曆四十八年，字弱侯，號漪園，澹園，諡文端，江蘇南京人，原籍山東日照。他博學多才，是明代中後期的一位大學者、文學家。在理論上富有批判和創新精神，是陸王心學的後起之秀。其學識之通達與楊慎齊名。
焦幼年，主要學習經學，後來求學於耿定向，開始得王學之傳，後來又結識了耿定理，在崇正書院主講，成為耿定向門下的高足弟子。在他三十多歲時，同李贄結識，從此友誼始終不渝。李贄冤死獄中，焦作《追薦疏》，並為他編印《李氏遺書》，晚年還為他作《藏書序》。李贄叛經離道、手搏龍蛇的狂放影響著焦。四十多歲時，問學於羅汝芳。羅汝芳強調思想自由，人情順適。謂：“功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攬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若乃“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為鬼窟活計”。羅汝芳這種狂傲與通達，深深感染了焦，從此表現出更多的異端思想，從耿定向的正統派轉而追隨羅汝芳。焦講學以“汝芳為宗”，足以證明他對其的推崇。
由於焦灑脫不守師說，耿定向漸漸對他產生了不滿，《明儒學案》中說：“弱侯自是真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台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為誰，曰：‘孫月峰，李九我與汝父也。’”可見師徒二人已是貌合神離。
除了潛心學問，焦也曾多次參加科舉。十九歲時鄉試落第，二十五歲時中舉人，第二年，會試落第，此後屢次會試失敗，直到五十歲，才以第一名考取進士。任職翰林院修撰，當大學士陳於陛建議修國史，由於焦平常注意研究明朝的典章，於是推薦他來負責這件事。後來修史的事，中途荒廢。焦就在收集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編成了《國朝獻征錄》一百二十卷和《國史經籍志》六卷。因為資料豐富，論述精當，而深為後世學者推崇。
當時翰林院有一項負責教宮廷小內侍讀書的任務，一般人都敷衍了事，焦卻說：“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他認為小內侍接近皇帝，其人品如何對皇帝有直接的影響，因此，教授他們古代善惡之事。
焦還曾經做過皇長子的講官。他深知嗣君的人品學問關係到將來是否能安邦治國，所以勤勉為教，盡心盡職。一般情況下，講官只講讀，不問答，但焦怕太子學而不通，數次請求太子發問，太子問不出問題，他又耐心地啟發誘導。在講授《舜典》時，焦以“稽於眾，捨己從人”發問，皇太子回答說：“稽者、考也。考集眾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有一次，焦問“上帝降衷，若有恆性”。皇太子答曰：“此無他，即天命之謂也。”當時皇長子年僅十三歲，能有這樣的領悟力，足見焦的訓導有方。
焦為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了相臣張位等上司，而又因為他文名極重，頗受同僚的嫉妒。萬曆二十五年，他五十八歲，被任命為順天府鄉試副主考，卻因為科場事受到誣衊彈劾。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級。他憤慨地指責那些為取悅權臣而誣陷排擠他的小人，謂“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一旦為群小排擠，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為明時恥之。”於是他憤然辭官歸家，與朋友講論學問，著書立說度日，直到去世。他一生著述豐富，主要有：《焦氏筆乘》、《焦氏類林》、《玉堂叢語》、《澹園集》等等。《焦氏筆乘》是一本筆記，共六卷，後來又有續集八卷，多為讀書札記，對經史義之缺誤也有所考試，續集中還採錄部分藥方及醫藥故事。
焦強調作學問要靠自悟自證，不能僅傍依他人門戶，只要於義上認得真切，就把住不放。他引用王陽明的詩：“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諷刺那些迷信古人和書本的人。他呼籲：“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腳下？”焦認為一切古代的聖賢之書，都只不過是一堆陳跡，後世的人們要有勇氣衝破他的束縛，開闢新的天地。表現出了強烈的主體意識和開闊的眼界。他指點歷朝，認為“唐疏宋注，錮我聰明”。“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把章句之學看得一錢不值。
焦不贊成儒道互相攻擊，認為三教本出一源，老莊之學與孔孟之道能夠互補。他說：“儒學絀老子，老子亦絀儒學。絀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絀老子者，非獨不知者，亦不知儒。”
焦在史學方面功力很深，成就突出，有很高的史識水平。他稱頌司馬遷的《史記》，但不盲目崇拜，以為“史公會粹眾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也有許多疏漏。稱頌王安石讀《史記》的筆記，謂其人“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肯定了王安石褒揚唐代永貞革新中的八司馬，稱之為天下奇才。他評論唐代劉知幾的《史通》：“余觀知幾指摘前人，極其精當，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這些觀點都不附和俗見，卓然自成一家，有獎有貶，評論較為公允。
《焦氏筆乘》多有對前人文章詞賦詩歌的欣賞品評，不僅表現他學問涉獵面之廣博，而且顯示他筆力之宏健，識見之卓異。
焦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等國小學問，他說：“國小，謂文字之學也。”使國小從一般儒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並取得了較快發展作出了貢獻。因此在《焦氏筆乘》中有許多關於古代文獻資料的考證和古今文字形音義辨正的內容，散見其中。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其一，是關於古代典籍真偽的考辨。
他敢於破除迷古偏見，重新審查古籍真偽，開創了古書辨偽的新風。他專設“偽書”一書，指出《本草》非神農書，《山海經》非禹益書，《三墳》非伏羲、神農、黃帝書，《三略》、《雲韜》非太公書。又云：“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偽非，或似己意而妄增，致使好事之流，曲為辨釋，以炫其博，是皆未深考耳”。其二，關於傳注與註疏的形成與評價焦在“傳注”一節中指出：“古人未為訓傳”，“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他能夠用歷史的眼光分析傳注發展的過程，不受經學種種迷信的束縛。
在“註疏”一節中說：“案唐制：孔疏既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以理推之，唐世之詔，大為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他借批評唐代將孔穎達《五經正義》定為標準課本一事，表達了反對學術壟斷、官方欽定是非，認為學術見解不能強求一致，允許百家爭鳴。焦嚮往自由活躍的學術氛圍，反對來自官方的陳腐教條，是一種很開明的主張，也含蓄地批評了當時的官學。其三，關於六書焦重視文字學的理論建設。《焦氏筆乘》中有“用修論轉注”、“伯琦論轉注之誤”、“漢儒失制字之意”、“古字有通用假借用”等節，有許多見發前人之所未發，耐人尋味。如他認為《周官》“假借”，不如班固”“象形”、“象聲”、“象事”、“象意”之說。
在“漢儒失制字之意”一節中，指出“漢儒鄭玄、賈逵、杜預、劉向、班固、劉熙諸人，皆號稱博洽，其所注經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對漢儒的經史訓注之失，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批評。其四，關於《詩經》的研究焦論《詩》的筆記有十多節，可以看出他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有的是重新解釋某詩主題；有的是糾正某些字的音義。他在《詩經》研究中最大的發現是證明“古詩無叶音”，他指出：“詩有古韻今韻”，由於古韻久不傳，學者皆以今韻讀古詩，讀不合韻，則以叶韻解之，一字轉數音以求通，“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焦研究詩經所用的，收集和分析大量文獻語言，加以分類、引證，從中探尋古代語言文字的規律性，根據這種規律訂正古書的訛誤和後人研究中的錯失，正是後來清代學者大量採用並取得巨大成效的考據方法。開創了清儒考據學的發展道路。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焦在《焦氏筆乘》中用很大篇幅記載了他蒐集的各種藥方，並引許道幼的話說：“為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式，可謂孝乎？”把盡孝與醫方收集聯繫在一起，強調了知識的實用性。
從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到《焦氏筆乘》在經學、史學、文學、醫學方面均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但由於作者思想開明，強調主體意識，反對因循守舊，不受時俗約束。而這種思想在統治者眼中是危險的，因此在清朝統治者竭力鞏固自己統治的背景，這本書自然逃脫不了被禁毀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