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弼

潘公弼,生於1895年,於1961年去世。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是著名演員金山的姐夫、著名記者邵飄萍的搭檔、中國新聞界的老前輩,是《京報》的創始人、《星洲日報》(聯合早報)的主筆、《中央日報》的社長。

基本信息

個人生平

民國3年(1914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政法學校。在留學期間,與邵飄萍合辦“東京通訊”,並擔任上海《申報》、《時事新報》駐日通訊員。民國5年(1916年)回國,入時事新報館任編輯。民國8年(1919年)春起在北京,任《京報》主筆。因批評北洋政府入獄,報紙被封。釋放後重入《時事新報》,先後任總編輯、總經理、總主筆。民國10年(1921年)6月參加創辦上海《商報》,任主筆。民國15年(1926年)起,先後曾在上海國民大學新聞系、上海滬江大學商學院新聞科任教。抗日戰爭初期,主持《申報》筆政。民國30年(1941年)到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總主筆。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特派員,創辦長春《中央日報》,任社長。民國36年(1947年)赴香港,曾任《國民日報》社長。1951年去台灣,任《中華日報》顧問兼主筆。1961年12月逝世於台灣。

個人成就

潘公弼是金山的姐夫、邵飄萍的搭檔、中國新聞界的老前輩;他是《京報》的創始人、《星洲日報》(聯合早報)的主筆、《中央日報》的社長。

其人其事

在《時事新報》期間,鄒韜奮與他在一間辦公室工作。韜奮先生回憶說:“他用堅決的態度解決職務上的當前的各問題,一點都不著急,一點沒有疾言厲色。任何同事進來和他商量什麼事情,或甚至和他大起爭辯,他總是對事對人根據他的見解作堅決的應付,很從容不迫地作堅決的應付,無論如何,總是始終和和氣氣的。從沒有看見他發過脾氣。”

這位謙和、溫順、沒有脾氣的人,卻用紙和筆,詮釋了新聞輿論正氣凜然、申張公道力量。

潘公弼於1914年赴日本東京政法學校留學。1915年7月,他與邵振青(飄萍)等三人合辦了“東京通訊社”,這個通訊社向國內京、津、滬、漢等地報紙寄發東京通訊,主要報導留日學生和愛國華僑的反袁活動情況,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野心。它較早報導了日本政府強迫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訊息,引起國內震動。

1918年10月,“同學同事同患難”的潘公弼和邵飄萍共同創辦了著名的《京報》。《京報》的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明確的提出了報紙的宗旨:“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

舊中國辦報,“集資千金,局居斗室,因陋就簡,就可創業”(潘公弼《六十年來中國之日報事業》)。

《京報》一開始只有邵飄萍和潘公弼兩個人,採訪、著譯、編輯……所有的事情,都由他與邵飄萍分任。《京報》無黨無派,不依附特殊的權力集團,主張言論自由,很快得到讀者的喜愛。

《京報》大膽批評北洋政府,邵飄萍、潘公弼先後入獄,報紙被封。邵飄萍死後,邵飄萍的妻子湯修慧邀請潘公弼的弟弟潘劭昂擔任《京報》主筆。潘公弼則南下上海,在大學主講新聞。後來主持《時事新報》,這期間,他的文章常引起轟動。人們喜歡把他的名字,與當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並列一起,稱為中國報界的“南潘北張”。

在《時事新報》期間,鄒韜奮說,“潘先生對於新聞業的各個環節都很熟悉。在編輯方面,從校對到總編輯、總主筆,他都乾過;在經營方面,他也乾過各種職務。所以他在解決各個部門的問題時,都有獨到的見解。潘公弼在新聞界的豐富經驗,使韜奮獲益不淺。他說:“我在人生觀方面,政治的和社會的思想方面,雖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對於他的辦事的經驗,處理問題時的鎮定安詳,對人接物的恰當,都應該表示我的敬意。”

1924年4月12日,著名詩人泰戈爾抵達上海,徐志摩擔當翻譯,張君勱鄭振鐸、潘公弼等文化人士悉數前往迎接。

1929年潘公弼先生總結自己從事報紙編輯的實踐經驗,發表了《新聞編輯法》。他認為,想要製作良好的新聞,編輯方面不可不採取四個步驟,即收集資料、選擇資料、整理資料以及由引而編成資料。理論界認為,潘先生的研究實質上已經涉及到了編輯的本質問題的探討,表明中國的新聞編輯學研究已經開始起步了。

30年代,100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場“中國夢”。他們隨心所欲、侃侃而談,暢想著未來的中國。

《時事新報》潘公弼的“中國夢”顯得悲觀:“中國終究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共和國家。有了強暴的領袖,他掠奪政權;有了賢明的領袖,人民奉讓政權。所謂掠奪與奉讓,並不拘於一種醜態;所謂政權,是一部或全部。人民卻安居樂業於低度的保障之下。國際地位的增進,有待國內產生若干世界的科學家與哲學家;當然,政治相當的昌明,國防相當的充實,亦是必要條件。”記者的眼光,總是別樹一幟。

抗日戰爭初期,潘公弼一度主持《申報》筆政。

1940年,主筆關楚璞離開《星洲日報》,俞頌華、郁達夫繼任,最後由潘公弼接任。這個報紙,便是現在的《聯合早報》。

日本投降後,潘公弼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命為負責接收東北文化事業的特派員。在長春,他創辦了《中央日報》,任社長。著名演員金山張瑞芳夫婦,本來準備去美國一所大學任教,周恩來獲悉潘公弼的任命後,當即給金山寫了一封密函:“山、芳:姊夫(潘公弼)有去東北可能,山可不必等我,速南下俟機北上。……”張瑞芳1995年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周恩來想利用金山和潘公弼的這層關係。

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金庸被派往香港。據說,金庸被派往香港,純屬偶然:報社預備派去的是另一個人,那個人當時剛剛結婚,不願遠離,才由金庸臨時代往。更驚奇的是,金庸登上開往香港的飛機後,發現自己身無一文,頓時失色。而鄰座正好是時任香港《國民日報》的社長潘公弼,見他窘態,問起緣故,給了十塊港幣。

潘公弼一輩子與報紙打交道,對報紙編輯、評論言論、輿論影響多有精到的論述。1994年版台灣國立編譯館的國文課本第六冊第九課,收錄了潘先生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的《報紙的言論》。

潘先生說,報紙的言論雖然可以代表輿論,但是必須自身健全,然後才能發揮輿論的功能,進而才能對社會、對國家有所貢獻。他認為,輿論自身健全的條件有四條。第一是動機純潔;第二是識見卓越;第三是文才暢達;第四是膽氣橫逸。他還論述了世界文明國家政治演進的途徑,指出輿論政治是民主精神的現象,並就法律允許言論自由的意義、朝野對輿論如何加以判斷和尊重等問題進行了剖析。即使在今天看來,其見解之透闢,仍具積極的指引作用。

1949年,潘公弼的弟弟潘劭昂擔任國民黨中央社重慶分社主任。十二月七日,在等待了三天之後,中央社好不容易從空軍弄了個226號專機,十幾位中央社的高級編輯記者從成都新津機場撤至海南,卻不幸在海口遭遇墜機慘禍。這起墜機事件,共死亡二十多人。潘邵昂先生頭部嚴重受傷,在香港療養多年,後來來到台灣。但潘先生從此絕意世途,未擔任任何工作,八十一歲在台灣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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