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磨千字”鑄就經典
有關文學翻譯質量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歇過。從村上春樹的林少華和賴明珠譯本之爭，到對李笠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歌的質疑，甚至曾被視為“定本”的王道乾《情人》譯本，也難逃被“挑刺”。
漢譯漢如果對譯作版本不挑剔的話，讀者會在某本《堂吉訶德》的開篇里，讀到這樣的堂吉訶德：在村民眼中，他可是一位真正的貴族紳士。他家裡收藏著一支又舊又鈍的長矛，還有一面銹跡斑斑的盾牌，院子裡，有一隻靈敏的獵犬跳來躥去，還養了一匹瘦骨嶙峋的馬。
不過，在楊絳的譯本里，這段話是這樣的：他那類紳士，一般都有一支長槍插在槍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馬和一隻獵狗。
兩相對比，高下立現。誠如作家阿城有言，“翻譯體可以接受，但翻譯腔不可接受”。
學界對經典譯者時代劃分為：一是成長於“五四”前後的一批譯著大家，如馮至、李健吾等；二是抗戰時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批譯者，尤以西南聯大的“九葉派”聞名；三是“文革”前畢業的一批專攻外國文學的大學生。
這三批譯者，受後人尊重的程度，與他們的“日磨千字”的艱苦付出成正比。老一輩翻譯家們，是在用生命成就名著。
以楊絳為例：楊先生在翻譯《堂吉訶德》前，已經有多個版本的《堂吉訶德》由英譯本轉譯至中文。為了忠實原著，楊絳不僅學習西班牙文，而且對原文往往一句盯一句，只把長句拆為短句，再把短句重作安排；如有疑義，還要參閱英、法、德、西等多種文字的參考書，直至自信無誤為止。這一磨，用了22年。
而當今出版界，大部分譯者文學水平不及老一輩文學家，已是公認事實。對於名著的翻譯侵權和剽竊，更是“蔚然成風”。
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主任歐陽韜介紹，由於出版市場放開，針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優秀譯本的剽竊行為愈演愈烈。僅以該出版社《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一書成為抄襲對象為例：一些不法書商雇用寫手，在已有譯本上改動個別字句，調整一下句式結構，很快就能炮製出動輒數十本的外國文學名著“新譯本”，以低廉的價格大行其道。不明真相的讀者常常被這些裝幀堂皇的“中譯中譯本”欺騙。
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譯部主任黃昱寧有著二十餘年的翻譯經歷。她對此只用一句話作評：“沒辦法，公版書是可以反覆重譯的，自然良莠不齊”。
根據相關出版法規，一般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期為作者死後50年。也就是說，在作者辭世50年後，經典作品再譯可不用付著作權費。而大多數經典外國文學名著，例如《堂吉訶德》《復活》《紅與黑》等等，都超過了這一期限，可以免費隨意出版，也就是“公版書”。
這樣一來，重譯和借鑑經典作品，就成了省時省力且穩賺不賠的討巧活。根據不完全統計，還有一批文學名著被各家出版社反覆重譯、再版，其中，《小王子》一書，據不完全統計約有60箇中譯本，這還不包括同一譯者在不同出版社的版本以及各類“縮寫本”。
實際上，好一點的借鑑，是照著外文翻譯，並與以前的譯作進行比對；而更惡劣的借鑑，則是將前人譯作里的中文，換一種說法寫出來。
如此，讀者就能看到內容大致相同，但文風完全不能匹配的名著了—這樣的手法，不會落人口實，被指責為抄襲。
“日磨千字”已成奢侈
除卻抄襲和借鑑，那些真正埋下頭來認真翻譯著作權書的譯者，也正面臨收入低微、狂趕“工期”，但仍因翻譯質量被貶損為“無業界良心”的窘境。 以年初著名出版人路金波推出的李繼宏版重譯名著計畫為例，該計畫號稱“一套涵蓋19位西方經典作家的名著新譯本”，“日譯一萬字”，不過，讀者並不買賬，這一計畫尚未執行到一半，就被豆瓣網網友抵制。
另外，與公版書不斷再譯再出版相比，外國新一代文學大家進入中國的腳步，要么來得慢得多，要么忽然集中式爆發，但質量參差不齊。
以雷蒙德·卡佛為例，這位美國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小說家和小說界“極簡主義”的短篇小說大師，其最為著名的小說集《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早在1981年4月就已在全球發行，並紅遍歐美讀書界。但直到 2009年年初，肖鐵翻譯的卡佛短篇小說集《大教堂》面世，當年年底湯偉（小二）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自選集》出版，卡佛才終於嘗到在中國走紅的滋味。
另外，新晉諾獎桂冠作家如多麗絲·萊辛、赫塔·米勒等，很多作品大規模集中出版，也均屬此情況。
黃昱寧直言，稿費制度和著作權書（新書）翻譯限時出版制度，均是令新書無法順利進入中國圖書市場的一個誘因。
比如，一本公版書，可以沒有任何限制，隨時加印，隨時翻譯；而一本新進的著作權書，從出版社交給譯者的那一刻起，必須在18個月內翻譯出來。這就要求譯者必須提速，而文字是個慢功夫，一旦提速，質量必然下降。
再來看看稿酬制度。2013年的翻譯稿酬大抵為，每1000字70元，而要保證質量的話，每天的翻譯量不會超過2000字，也就是說，翻譯如果僅憑翻譯新文學作品為生的話，月收入最多只能達到4000餘元。這實在不是一份高薪。
“中國的稿費制度，導致翻譯質量不能保證，以翻譯為生，肯定要有速度，不能像我一樣，一本小說集翻譯了三年。”湯偉如是說。
畢業於清華大學的湯偉是上海一家台資企業的高管。雖然50歲有餘，但因在美國生活20餘年，對翻譯卡佛的作品，純屬私人愛好。這也注定了，湯偉能夠用三年這樣漫長的時日，打磨一段有關卡佛的傳奇。
不是所有翻譯都有如此之多的時間和耐心。對於出版社來說，新版圖書18個月的翻譯時間，是個必須遵守的約定。而資深翻譯黃昱寧對此，只能無奈：“用這么短的時間交出好作品，收入又如此低微，這對於年輕譯者，確實太難。”她直言，想要解決譯本質量下降、出版界抄襲成風的現狀，改革譯作出版制度，非常關鍵。
經典譯作不再的年代
時下對於外國文學譯作的評價多有詬病，普遍認為當前的文學翻譯水準，較公認的經典翻譯來說，無法比擬。
黃昱寧卻有不同看法。“現在的翻譯水平，大體上都還是過關的，沒有一些媒體說的那么嚴重，甚至，我認為，在某些程度上，現代翻譯比老翻譯家們更有優勢”。
確實，在以往資訊不發達的年代，翻譯家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各種參考書都不完備，以至出現誤譯。傅惟慈老先生就曾經自認，他最早於1954年11月出版的《戰鬥的洗禮》中，出現了二十幾處不合天主教習慣的用語，並公開表示，這些不準確的用語大大破壞了原作氣氛。
擁有網路的譯者，則完全不必有這樣的擔憂。網際網路上，隨手輸入，各種生僻怪誕的詞句，都可迎刃而解。傅惟慈曾經自省並要求自己“翻譯家必須是雜家”，這一理念在當年，需要潛心研究、寧神踐行，當今，只要藉助網路搜尋引擎，就可以辦到。
但是，文學翻譯是一種再創作，僅靠網際網路，靠外文功底，以及“改編”，無法成就經典。深厚的文學素養、淡泊名利的學者情懷，以及譯者與原著作品產生的強烈共鳴，才能真正令一本譯著千古流傳。
如馬愛農一般遭遇翻譯“李鬼”的事情層出不窮,一人譯出涉及多國語言的多本世界文學名著的“奇蹟”不斷湧現。這些速成的譯本,不少是赤裸裸的抄襲,有的為了避人耳目,用多個譯本七拼八湊,還有的廉價僱人對既有譯本進行“同義詞”替換或者句式調整從而生產“全新”譯本,被戲稱為“漢譯漢”。工作的門檻極低,從事“翻譯”者往往並非專業的翻譯人員,甚至不必翻閱外文原作,不懂外語也能從容應付。加之,很多被抄襲的譯本原作是經典公版書,炮製者連這筆著作權費也省去了。就這樣,一套套“面目一新”的漢譯名著和暢銷作品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輪番面世,堂而皇之地擺在書店和超市的書架上。
細考老一輩翻譯家，大都有精深的古文造詣和深厚的文學素養，很多本身就是一代文學宗師，比如楊絳先生，他們自然視文學翻譯為創作。基於此，老一輩翻譯家們往往在完全理解原著精髓的基礎上，尋求“意譯”與“直譯”的最佳結合。也正因如此，老一輩翻譯家的作品，其文學價值彌足珍貴。
捨棄名利的情懷，也非一般譯者可以做到。老一代的翻譯家大都歷經社會動盪，世事巨變，坐冷板凳是他們的專利。名利，對於他們，如過眼雲煙，翻譯與文學，才是他們的生活。也正因如此，翻譯家們用十年、甚至幾十年磨一劍，也是常有的事。
而現今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的年輕譯者，從入行之初就與前輩經歷大相逕庭。一面是外界關於文學翻譯報酬“見頂”的公論，另一面是他們當中，多有尚未走出校門，就“譯著”多多。
與傅雷、楊絳、傅惟慈等老一代翻譯大家同時出道的翻譯人員，數量何其龐大，但最終，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同代翻譯愛好者們漸去漸遠，最終留存傳承以至奉為經典的，只有堪堪數十人耳—而這樣的去蕪存菁，是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歲月沉澱、時光淘洗。
新一代譯者，則在名與利的對視和糾纏中，等待著大浪淘沙，歲月流金。一個可能的事實是，若干年後，與傅雷、楊絳、傅惟慈等同樣偉大的新一代翻譯家們，將在時光荏苒里，閃出璀璨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