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滿洲的興起和清朝的建立，大體上與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同時。十七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標誌著世界資本主義時代的開始。革命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從面也為英國建立世界工商業霸權奠定了基礎。資本主義興起以後，資產階級就用暴力並鋪之以其他手段，在亞洲、非洲、美洲廣泛進行殖民擴張。明正德年間，葡萄牙人來到中國，接著是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葡、西荷、英是當時稱霸海上的西方強國。他們倚仗先進的海上交通工具和鑄造精良的火槍火炮，在亞洲、非洲、美洲土著部落中。他們系列不可戰勝的神話和令人股慄的恐怖世界。可是在中國，當時的明王朝雖已腐敗沒落，但仍享有文明古國的聲威。這些新崛起的殖民勢力，在工業革命之前並不比中國強盛，對中國還不敢象對待土著部落那樣肆行無忌。接踵而來的是西班牙，主要是從菲律賓來福建貿易，陰制在漳夏地區，規模也不大，但衝突時常發生，而且發生了慘殺華人的事伯。歷史
荷蘭當時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都躍居世界首位，它的殖民勢力的亞洲是最強大的。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和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荷蘭艦隊兩次侵入澎湖並攻掠福建沿海，均為中國軍隊逐出。以後侵占台灣，在台灣實行了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之後為鄭成功逐出。英國於公元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在印度成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公元1637年(明崇禎十年)英將威代爾率領船艦四艘，在未獲得中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擅自進入珠江，與虎門炮台守軍發生三次斗。
這是清初面臨的國際形勢。這樣的國際形勢是嚴峻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歐洲人到中國雖從詔初就開始了，但在新航路發現以前，歐亞交通不便，來華者只有少數傳奇式的人物，或獻身宗教事業的布道者，或追逐高額利潤的商人，或在好奇心驅使下的旅行家。他們不使用武力，也不以武力相威脅，沒有領土野心，沒有蔑視或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
但是，十六世紀以後，歐洲一些主要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採用種種血腥手段，實行罪惡的原始積累。西方列強的貪婪目光，正注視著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的中國。中國未來的命運如何？是一如既往，保持領先地位，屹立於世界富強民族之林，還是停常落後，淪落成為列強刀俎上的魚肉，任人宰割。兩種命運，雖在兩百年後才見分曉，起點卻在西力東漸列強叩關之時。道鹹以後的歷史證明，落後難免挨打，挨打更加落後，惡性循環達一百多年。造船、航海、治鐵、火藥，而這幾項正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驕傲，在十六世紀以前中國一直是遙遙領先的。進入十八世紀以後，當葡、西等殖民主義向東方擴張的時候，中國的科學技術從總體上說不落後於西方，但個別方面已開始顯露落後的跡象。
橫渡印度洋實現洲際航海的鄭和，率領的船隊規模之大，造船技術之精巧，航程之遠復航次數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遠非幾十年後稱霸少引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所能相比。可惜自鄭和以後，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事業，不但沒有發展，反而停滯甚至倒退了。明清兩代政府為了對付東南海疆的敵人，採取了時松時緊的禁海政策，有時竟至“無許片帆入海”。這種消極防禦戰略延續了幾百年。這幾百年，正是歐洲各國獎勵航海的時代。歐洲資產階級掀起了以掠奪殖民財富為目的的航海探險高潮，各國競相擴展海外貿易，爭奪海上霸權，尋找新航線，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熱。而這一時期的中國，明清兩代，扼殺了曾在世界上遙遙領先的造船和航海事業。造船和航海事業衰落，海軍建設無從談起，萬裏海疆實際上處於有海無防的境地。執政者長期沒有覺察到這種落後的危險性。許多歷史的教訓，也沒有喚醒統治者加強海防的警覺。明代倭患連年，東南海疆，歲無寧日。鄭芝龍一群海盜，竟使政府水師束手無策。荷、葡、西等國竟以幾艘兵船，不斷侵擾中國沿海島嶼。蔡牽、朱僨以數萬之眾，竟使清廷水師矇頭轉向。兩次鴉片戰爭接連慘敗，才驚醒了清朝統治者，感到海防落後的危險性，部分督撫大員在自己權力範圍內，搞洋務以求自強。從“天朝元所不有”到“師夷之長技”，這個認識過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而這個認識主要是從戰敗中得出來的，對戰敗的認識又主要歸結為武器不如人，因而具有很大片面性。
其實，就這兩次鴉片戰爭而言，中國武器裝備特別是艦船火炮固然不如人，但敵人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如侵略軍人數不足，遠離後方作戰，補給線長，利於速決而難於持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西方軍艦還處在從蓬帆到蒸汽機轉變階段，只是由於中國長期忽視海防建設，侵略軍才在海戰方面占有優勢。至於陸戰，侵略軍在武器裝備上雖占優勢，但很難抵禦熟悉地形的騎兵的突然奔襲或集團衝鋒。假使八旗能保持當年的 悍的雄風，在陸戰中迂迴包抄，圍殲深入內陸之敵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八旗在入關之後，政府豢養惟恐不周，在平定三藩的戰役中，已是軍無鬥志，嘉慶年間就更嚴重了。綠營兵與八旗兵相比，生活待遇和武器裝備，都受到歧視和壓抑。綠營擅長火器，八旗精於騎射。但綠營由漢人組成，只能在八旗的控制下生存和發展，而清政府多方限制綠營掌握精利的火器，只能使用簡陋笨拙的抬槍、抬炮。綠營不得揚其所長，而八旗連原來擅長的騎射也荒廢了。國家常備軍建設中的滿漢畛域之見，嚴重地妨礙了新式武器的研製和推廣。中國古代的重大發明黑火藥，在乾隆年間已落後於西方。西方侵略者正是使用這種改進了的高質量的黑火藥，在乾隆年間已落後於西方。西方侵略者正是使用這種改進了的高質量的黑火藥，打開了“天朝”的大門。嘉慶年間，在東南洋面上的幾次海戰和在川楚陝等省的幾次陸戰，是鴉片戰爭前清軍戰鬥力的大檢驗。雖然清軍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無論是海戰或陸戰，都表明八旗、綠營已極端衰線，不堪驅策，不得不藉助鄉勇團練。這樣的武裝力量是元力捍衛國土的。
與外國殖民主義打交道，並不總是兵刃相見，還有比戰爭更複雜的外交活動。清政府在列強爭奪海上霸權、激烈展開國際貿易競爭的時刻，既不重視海防，也不重視外貿，更不重視外交。仍然死守著老祖宗的過時的觀念，皇帝君臨天下，四海臣服，萬邦來儀，只有藩屬國的朝貢，無所謂外交，有關業務例由禮部（俄國由理藩院）主管。歐洲在公元1648年威斯特發里亞和約簽訂之後，各國先後建立了外交部，視外交為第一要政。向國外派出常駐外交代表機關與駐在國進行政治聯繫以代表和保護本國利益，這些在當時都是公認的國際慣例。而清代的官制仍是吏戶禮兵刑工。在鹹豐十年十二月(公元1861年1月)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以前，從無主管外交事務的中央官署。幾千年的傳統觀念，中國皇帝的權力受之於天，“天朝統馭萬國”，是“天下共主”。皇權高於一切，維護皇權的神聖性成為外交活動最高準則。外國使節晉見清朝皇帝必須行跪拜禮，跪與不跪，中外雙方長期爭執，幾乎成了清朝前期中外交涉中的最大難題。
外貿也納入朝貢這一傳統模式，那時並無現代意義的對外貿易。清政府把外國要求來華貿易看作是向中國“臣服”、“朝貢”、是“傾心向化”、“叩祝萬壽，備進方物”，對策是所謂“加惠遠人，撫育四夷”。這種朝貢模式的通商，價值觀念重在貿易對象的親疏依違，而不在經濟利益的多寡有無。清朝前期的皇帝和大臣們，認為“天朝富有四海”，“外洋物件，天朝卻是可有可無的”。這種視外貿為元關緊要的事務，或只重政治效益不重經濟效益，完全不能適應世界範圍內激烈的貿易競爭。
在清政府的模糊觀念中，外交就是通商，通商就是朝貢。是早成立的一個辦理對外交涉的中樞機構，便叫做“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古代中國歷來以天朝自居，外邦均視為“夷”，故清代長期稱外交為“夷務”，外交照會稱“敕諭”，皇帝自稱為“朕”，外交“朕撫御萬方”等等。這種傳統模式一直沿襲到被歷來瞧不起的“夷”打敗之後，才逐步改變過來。
外交與商務混淆，商務與朝貢混淆，這種外交體制與十七世紀以來的國際環境是完全不能適應的。歐洲各國在長期交往中已逐漸形成許多不成文的、但有法律效力又為各國所接受的習慣做法和先例，即所謂國際慣例，諸如大國間可以互派大使（十九世紀末葉以前限於大國）、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外交使節代表本國政府與駐在國政府辦理交涉、外交代表人身及其住所不可侵犯等等。清朝皇帝及其大臣們長期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下生活，對於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慣例懵然無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進了陌生的國際社會，以致在與西方國家接觸中多次舉措失當。例如，拒絕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拒絕外國在北京設立外交代表機關，也不向任何國家派遣常駐外交代表，手持國書的來華外交使節不準進入北京，這些在當時歐洲各國早已形成的國際慣例，清政府都以不合天朝體制斷然拒絕了。清初海禁極嚴，互市僅限貢舶，海禁開後，仍對海外貿易實行極為嚴厲的限制，既限制中國商人出海貿易，也限制外商在華的正常貿易活動。國家對外貿易的大權，幾乎由清政府嚴格控制的廣東商人團體“公行”獨占。它的實際作用，一方面阻滯了出口商品的流通渠道，同時又為外商行賄走私大開方便之門。當時進口商品主要是供宮廷和王公貴族們享用的奢侈品。海關稅制極品的競爭力，利於進口不利於出口，而西方國家在此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已采限高額進口稅以保護本國市場。清代前期對進出口貿易采限嚴厲限制政策，朝野上下又缺乏國際貿易競爭意識，儘管如此，海外貿易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並長期保持巨額出超。
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出口貨物口利繁多，貨源充足，特別是許多傳統產品在國際上有廣闊的銷售市場，如絲、茶、瓷、漆等。蘇州造船廠生產的遠洋船隻在康熙年間還能暢銷海外。這說明當時中國的外貿產品潛藏著巨大的競爭能力。中國也很需要購進國外的許多產品，如銀、銅、糧米、火炮等等。假如清政府積極發展海外貿易，就可以充實國家財力，改善自己的國防從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實力地位。
清代是由滿洲貴族掌握全國統治權的朝代。有清一代。民族問題始終是一個政治敏感問題，甚至這種政治敏感性一直保持到清亡以後很久都未消失。能否較為妥善地處理好各民族間的關係，是清朝中央政府對全國實現有效而穩定的統治的關鍵。
民族是劃分為階級的。在存在著階級壓迫的社會條件下，民族壓迫是伴隨著階級壓迫而產生的，有階級壓迫就會有民族壓迫。民族矛盾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把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混為一談。歷史上存在著民族鬥爭，這是客觀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也是不能用階級鬥爭替換的。民族鬥爭，說到底，它還是民族鬥爭而不是階級鬥爭。用階級鬥爭取代民族鬥爭，不能正確地解釋中國歷史，尤其是清代的歷史。
明代後期政治腐敗，在階級壓迫加劇的同時，對生活在東北地區的女真各部也加劇了民族壓迫，因而激起了女真人的不滿和反抗。隨著女真各部逐步統一和日漸強盛，對明朝統治者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進行了激烈的反抗，民族對立加劇，雙方竟至兵刃相見。滿洲貴族從戰爭中得到了好處，多次率兵深入漢族人民聚居地區，大肆掠奪財物，擄人為奴，戰爭逐漸喪失了反抗明朝政府民族壓迫的正義性，而轉化成為掠奪性的戰爭。崇禎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春，明朝反動統治被進行的戰爭，完全喪失了正義性。入關後的戰爭，是入關前掠奪戰爭的繼續。
滿洲貴族為了酬賞效命疆場的八旗官兵，以“東來諸公勛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為由，連續三次大規模圈占漢人土地，以解決旗人土地問題。用投充、擄掠和賞賜人口等辦法解決“耕地牧馬諸役”的勞動人手問題，用嚴酷的逃人法鞏固對勞動人手的占有。圈占的土地並不限於上諭所說無主荒地和前明勛戚皇莊，而是大量的民間土地，其中包括漢族地主的土地。清初這一大弊政，嚴重地損害了漢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被圈地之家，含著滿腔悲憤離開祖墳、故居、良田，遠走他鄉。雖有所謂“撥補”，但都在數百里之外，而且是貧瘠之地，一無房屋口糧，又無農具種子，不但難以繼續生產，甚至難以繼繼生存。這是民族仇恨的種子。
圈占土地引起的另一結果是，擁有良田活土的旗人不從事農業生產，從關外帶來的奴隸下足以役使耕種，於是誘騙脅迫漢人投充旗下為奴。這些投充為奴的漢人，多半是近畿一帶圈地的受害者。土地房屋被圈占，又無力轉徙他鄉，只有投充一途。此外，八旗士兵還搶掠漢人為奴，或漢人犯罪判歸旗下為奴，或“價買”人口為奴。這又是民族仇恨的種子。
奴隸反抗的方式主要是逃亡。清政府為了對付奴隸逃亡，制定了極為嚴酷的逃人法。懲治的重點在窩逃者。所謂窩逃，並不限於窩藏逃人，凡誤雇逃人作工，誤留逃人住宿，誤收逃人為兵，幾乎與逃人稍有牽連的都算窩逃。告發窩逃者有重賞，知情不舉者受重罰。查解逃人多寡，是考核地方官政績的標準，於是冤假誣控層出不窮。逃人法的受害者是漢人，這又是民族仇恨的種子。
當清軍占領了黃河流域廣大地區之後，自以為取天下唾手可得，偽裝和掩飾都不需要了，以赤裸裸的兇殘手段屠殺一切敢於抵抗的漢族軍民，甚至屠殺一切沒有公開表示降服的漢族軍民。降服的標識就是剃髮易服，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剃與不剃，變成生和死的選擇。而且必須在令到之日起十天內作出選擇。遲疑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時漢民族來說，在民族感情上，在倫理道德上，在風俗禮儀上，都感到是難以容忍的傷害。於是為了捍衛本民族的尊嚴、氣節、禮俗、文化傳統，展開了悲壯的搏鬥。“寧為束髮鬼，不作剃頭人”“頭可斷，發不可剃”。漢民族中成千上萬的人為了自己的信念，寧可在屠刀下悲壯地死去。剃髮易服激起的民族仇恨，比圈地、投充、逃人法更廣泛，也更強烈，它打擊的是千千萬萬，而不只是某些地區、某些集團和某些附層。在民族對立如此嚴重的狀況下，只可能導致更大的分裂，而不可能有國家的統一。
滿洲貴族未嘗不知道“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古訓，但他們實行的暴虐政策激起了廣泛的反抗，又是以不足百萬的少數對付數以億計的多數。“不嗜殺”的古訓也顧不得了，因此對不願屈從在鐵蹄下的任何人都絕不寬容。但同時他們也知道，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實漢官，統率三它需要有能征慣戰如洪承疇一類的漢將，衝鋒陷陳需要幾十萬漢族士兵，宣揚倫理綱常需要有熟悉儒家經典的漢族文人，樹藝五穀需要有千百萬有生產經驗的漢族農民，懋遷有無需要有善於經營的漢族商人。這一切，都是建立全國政治統治絕不可少的，但又不是用血腥的辦法可以獲得的。正因如此，甚至在以軍事征服為主的順治初年，也未嘗忽視從政治上征服人心。征服對象首先是漢族官僚和文人。征服人心的第一招是批出“弔民伐罪”、“復君父之仇”的旗號，為崇禎帝發喪，令天下臣民縞素三日。這就使那些講究君臣之義的漢族官僚和文人要感恩圖報了，甚至像史可法那樣忠貞不渝的明室遺臣都感激涕零地說：“為我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群黎”，“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清政政這一招還給一些剃髮易服的官僚士大夫們送上了一塊遮羞布，向“為我先有贍養鰥寡孤獨。減錢糧搖役、蠲免一切加派的許諾，應允禮俗衣冠暫從明制等等，都是入關之初征服人心的政治設計。
當軍事征服已在廣大地區取得“留頭不留髮”的明顯效果時，滿洲貴族隨即採取相應措施，醫治軍事征服所造成的精神創傷，主要是用懷柔政策緩和各民族這間的矛盾，特別是滿漢之間的激烈對抗。
首先爭取漢族上層分子合作，並與之分享政權。對明朝文臣武將，誘以高官，授以大權，示以重用。這是入關前行之有效的政策，一大批漢族文武官員為新朝創基立業奉獻了自已的忠誠。入關之後，更放手地推行這種政策，只要為新朝奉獻忠誠，便可重用。甚至倚為心腹，待如上賓，給人以滿漢一體的假象。清軍南下並席捲江南，主要是驅策洪承疇、吳三掛、孔有德等一批漢將率領幾十萬漢族軍人參與“留髮不留頭”的殘酷屠殺，既強化了武為征服，也淡化了滿漢畛域。利用這批漢將出面招撫籠絡漢族官員，更有奇效。清代中央政府中實行滿漢雙軌制。雖然實質上是重滿輕漢，但在外觀上是滿漢分享政權。順治二年，開科取士，仍沿明代舊制。使漢族文人兢兢於仕宦之途。康熙帝親政之後曾大幅度地調整民族政策，特別注意調整滿漢關係的政策。努力消除二十年腥風血雨所造成的滿 漢間的嚴重對抗。康熙十二年（公元１６７３年），頒諭舉薦山林隱逸之士。十七年（公元１６７８年），特設博學鴻詞科，吸收學行兼優、文詞卓越的素有名望的漢族文人。十八年（公元１６７９年）又開明史館，收羅漢族文人編纂明代歷史。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９９年）以後，又開始了大規模的經籍傳注的纂輯。這一素列措施，成效卓著。一時名儒碩彥，網羅幾盡。
消除滿漢間敵對的關鍵，是按漢族地區原來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恢復和發展生產。康熙皇帝在這方面是有遠見卓識的。他深知圈占田地是嚴重侵犯漢民族利益的一大弊政，親政之後，於康熙八的（公元１６６９年）斷然諭令戶部永遠停止圈地。他還逐步放寬對逃人的禁令並最終裁撤督捕衙門。統一台灣後，又及時解除遷海令。此外，他還採取了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政策，上諭中常用“安民”、“安靜”、“寬民”、“寬大”、“不擾”等語表述他的與民休息的政策思想。在這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所謂與民休息，從主體上說，就是使廣大漢族地區的居民。有一個養生息的機會。康熙之後的雍正乾隆兩朝，繼續推行與民休息政策，出現了百年盛世局面。廣大漢族地區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大致都繼承和發展了。而且帶入關內的原來滿族地區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倫理道德觀念也都漢化了。旗地莊田上落後的農奴制生產方式，至乾隆年間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轉變。滿漢民族的差異縮小了。當年那種激烈的對抗消失了，雖然矛盾還存在，但民族間的關係無疑是大大改善了。
清政府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上，雖一度有過重大失誤。但它在民族政策上取得的成就，卻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它在中央機關中設立特別行政機構 理藩院，管理蒙藏回等少數民族地區的事務。清代中央官制，大體沿襲明制，理藩院卻是新創。首腦由滿員擔任，擁有較多的便宜行事之權。並有權指導駐邊將軍、大臣，組織嚴密，職掌分明，不受其它機構掣肘，行政效率之高為六部所不及。理藩院前身為蒙古衙門，早在崇德年間便已創立。這說明滿洲貴族在新興時期就十分注意聯合聚居在邊疆地區的各少數民族。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亂以後，注意力轉向北方。康熙三十年（公元１６９１年）在多倫諾爾廳（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舉行會盟，曾遭準噶爾部噶爾丹攻掠的喀爾喀蒙古部貴族三十五位首領參加會盟，朝覲清聖祖。康熙帝妥善地解決了喀爾喀蒙古各部的長期紛爭，改革了喀爾喀蒙古的行政制度，促進了喀爾重新統一。對準噶爾部的破壞國家統一的活動，康熙多次親征，嗣後歷經雍正乾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努力，終於結束了北部邊疆長期分裂割據戰亂不已的局面。乾隆皇帝自詡的進一步統一。康雍乾三朝還採取積極措施，開發邊疆地區，發展農牧業生產，繁榮經濟，實現對北部邊疆的統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對我國的侵略，加強了北方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決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民族關係中的大難題。長城內外，天山南北，兄弟民族間和平交往。北部邊疆面貌根本改觀，屢代維修的萬里長城失去了軍事屏障的意義。這是清代統治的偉大功績。
對西藏地區，自努爾哈赤稱汁開始，便採取尊崇喇嘛教的政策。西藏與後金。使凶往來，不絕於途。入關以後，清政府與西藏的關係更加密切。順治帝多次遣使往迎達喇嘛，達賴、班禪也多次遣使獻禮頌德。順治九年（公元１６５２年）達賴喇嘛入朝，清世祖派新王、大臣遠道迎送，賞賜豐厚。康熙年間藏蒙各派政治勢力爆發爭奪權力的鬥爭，康熙帝為穩定邊疆形勢，對各派勢力採取調解態度，支持一切忠於中央政府的派別，終於平息了各派紛爭，提高中央政府在西藏各派地方勢力中的威望。康熙五十六年（公元１７１７年），西藏遭準部策零敦多布偷襲，劫掠燒殺，侵害寺院，嚴重破壞西藏社會秩序。康熙帝兩次派軍平亂，徹底擊潰準噶爾軍，護送六世達賴喇嘛入藏。乾隆末年，廓爾喀軍兩次入侵西藏，搶掠寺院，清高宗派軍進藏大舉反擊，將入侵西藏的廓爾喀軍全部逐出國境。經過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這是清政府統治的又一偉大歷史功績。
西南五省廣大地區內，長期實行土司制度。這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一種特殊的地方政權形式。在土司統治地區，實行的是一種極端落後的社會制度。土司各據一方、各自為政。在割據勢力膨脹之後，對中央政府的離心力增強，甚至煽動叛亂；或者恃強凌弱，互相攻殺，殘害人民，以至長期動亂不安。明初開始改土歸流，但規模不大，成效也不顯著。雍正帝在位期間，大規模地實行改土歸流。主要運用政治手段，必要時輔之以武力，廢除了土司制度，分別設立府、廳、州、縣、委派流官進行統治。各項制度與措施大體上和內地保持一致。如設立保甲、編查戶口、丈量土地、清理錢糧、建立學校、整治河道、修築道路等等。在推行改土歸流時，妥善地處理被革職的土司，慎重遴選派任流官。這是雍正帝的一項成功的改革，大大地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統治，鞏固了祖國的西財邊陲，防止西方殖民主義插足我國西南。這是清朝統治的又一偉大歷史工績。
清政府成功地處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邊疆兄弟民族的關係，同時也就是成功地處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我國各民族這間的關係進一步發展了。兄弟民族間相互融和的過程加速了。儘管實行過民族壓迫和奴役政策，儘管有外國殖民主義者的挑撥離間和個別民族敗類的分裂和破壞，但我們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是在清政府統治下最終完成的，祖國的神聖版圖是在清朝得到確立的。這是歷史性功績，永遠光照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