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直接原因是為對付東南沿海人民的抗清鬥爭，是清朝統治者民族狹隘性的表現。由於滿清貴族與人民民眾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鬥爭，滿清統治者企圖通過“閉關”的辦法將國內的漢人與外界隔絕，以防止外國人支持漢人形成反清力量。根本原因是落後的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的產物。在自給自足為主的傳統農業社會中，封建統治者自我滿足且昧於世界大勢，又盲目排斥外國的一切東西。客觀原因西方殖民者向東方殖民擴張，為維護封建統治，清政府試圖通過“閉關政策”，對內加固自身的統治，對外進行民族“自衛”。後果
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對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它畢竟是一種消極落後的政策，不能從根本上抵禦西方的殖民侵略。卻妨礙了海外市場的開拓，抑制資本的原始積累，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隔絕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不利於中華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於中國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學習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從而導致了中國落後於世界潮流，在近代屢遭列強欺凌。順治時期
清廷為辦銅需要，最初並不禁海，後來為了防止沿海民眾通過海上活動接濟反清抗清勢力，才實行海禁，而且較明代更為嚴厲，順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防守，嚴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康熙時期
由於中國晚期封建社會的階民矛盾與民族矛盾非常尖銳，清廷為維護其統治，對漢人的防範極為森嚴，這在航海政策上反映得十分明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規定：“出洋商船初造時，先報明海關監督及地方宮，該地方官確訪果系殷實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長並鄰伍保緒，方準成量”。完日，地方官親驗，梁頭並無過限，舵水並無多帶，取具船向不得租與匪人甘結，將船身烙號刊名，然後發照。照內將在船之人年貌、籍貫，分析填明。及船戶攬載開放時，海關監督將原報船身丈尺驗明，取具舵水連環互結。官商必帶有資本貨物，舵水必詢有家口來由，方準在船。監督驗明之後，即將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數，載貨前往某處情由及開行日期，填入船照。雍正九年〈1731年)，為使“盜匪即無人假冒”，又規定：“嗣後商、漁各船照票內舵工水手各年貌項下，將本人賓斗驗明添注，均於進口、出口時按名查驗，一有不符，即行根究”。清廷之所以如此嚴申戒律，正在於害怕中國人民在海外聚眾反清。故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當聖祖獲悉“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餘悉賣在海外，資銀而歸”時，即下令“其南洋呂宋、噶喇巴（今爪哇）等處，不許前往貿易”。其實，在當時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海外貿易活動中，海商們在南洋留居與輾轉經商是常事，大可不必神經過敏。然而起自女真族的清廷卻視海外經商的華人為異己，在此可以舉個例子，乾隆六年（1741年）時，荷蘭人在，荷蘭人在爪哇島的馬達維亞（今雅加達）大肆屠殺海外華商與華僑，此事傳到國內，朝野鼎沸，而乾隆皇帝居然支持兩廣總督慶復之流的謬論，認為這些被害的中國商民，乃“違旨不聽招回，甘心久往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清王朝這種防海商如同防盜賊的輕商與抑商政策，和同期歐洲國家的重商與助商政策，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如17世紀初期，荷蘭人在南洋的安波那殺了一些英國商民，英國政府隨即向荷蘭宣戰，為商民申雪，並迫使荷蘭賠款8.5萬英鎊並割讓一個島嶼。而清政府面對同樣性質的事件，卻故意示屠殺者以“寬大”，連起碼的“懲戒”表示也沒有。在這種盡力限制華商出海並最好不出海的政策下，中國航海貿易之厄運是不可避免的了。雍正時期
自開海禁之後，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並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於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嚴禁與南洋往來貿易，嚴令沿海炮台攔截前往船隻，水師各營巡查。南洋海禁之後，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後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後，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乾隆時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這一命令，標誌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兩百多年來，乾隆的這道聖旨一直被視為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於世界的禍根。那么，當時正值鼎盛時期的大清帝國，為何會有這種舉動呢？事情還得從頭說起。防範鄭成功反攻，清朝實行海禁政策
原來早在明朝敗亡後，鄭成功等政治勢力一直矢志反清復明，並長期依靠海上力量與清朝周鏇。據史料記載，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參與南明政權與清朝的軍事鬥爭；而鄭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請求過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國以來，就一直厲行閉關政策，只不過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圖是隔絕大陸與台灣鄭氏抗清力量的交往，並防範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1655年6月，在閩浙總督的建議下，清政府嚴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貿易，違者按通敵罪論處。如果有人膽敢出洋將違禁貨物販往外國，或“潛通海賊(即鄭成功)”，都將交給刑部治罪。人們即使將船隻租售給洋人，也屬重罪。
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後，清政府認為鄭成功能夠多次在沿海襲擊清軍，就是因為沿海人民支持和接濟了他。為了斷絕沿海居民與鄭成功的聯繫，清廷又連下三道遷界令，將東南沿海的村莊居民全部內遷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毀或廢棄，不準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綢緞和絲棉帶出境貿易者，杖一百；若將人口或兵器偷運出境者則處以絞刑。清朝收復台灣後，康熙皇帝在1685年曾一度開放海禁，設立江、浙、閩、粵四處海關，作為對外貿易的視窗。
南巡目睹洋商紛至，乾隆發布鎖國命令
乾隆即位後，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先祖的政策。18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開始工業革命，其海外貿易日益擴張。特別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強烈渴望尋找機會打開中國市場。當時，在中國沿海的4個通商港口，前來進行貿易與投機的洋商日益增多。與此同時，南洋一帶也經常發生涉及華人的事端，這些情況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覺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殺華僑，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紅溪慘案”。訊息傳來後，舉國震驚。同時，澳門等外國人聚集的地方也經常有洋人犯案，使一向厭惡司法糾紛的清政府不勝其煩。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商人為了填補對華貿易產生的巨額逆差，不斷派船到寧波、定海一帶活動，企圖就近購買絲、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熱衷於到江南一帶巡遊。據說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蘇州時，從地方官那裡了解到，每年僅蘇州一個港口就有一千多條船出海貿易，其中竟有幾百條船的貨物賣給了外國人。乾隆還親眼看到，在江浙一帶海面上，每天前來貿易的外國商船絡繹不絕，而這些商船大多攜帶著武器，他不禁擔心寧波會成為第二個澳門。於是在1757年南巡迴京後，乾隆斷然發布了那道著名的聖旨，並規定洋商不得直接與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廣州十三行”辦理一切有關外商的交涉事宜，從而開始實行全面防範洋人、隔絕中外的閉關鎖國政策。
挑戰清朝封關政策，洋商駕船北上告御狀
就在乾隆閉關鎖國的聖旨發布後不久，一起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挑起的訟案，又進一步堅定了乾隆皇帝的決心，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洪任輝事件”。
英國人洪任輝，原名詹姆士·弗林特，當時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譯。1755年，在東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輝帶領商船前往寧波試航，希望擴大貿易範圍，開闢新的貿易港。當他們抵達寧波港時，受到當地官員的熱烈歡迎。更令他們驚喜的是，浙海關關稅比粵海關低，各種雜費也比廣州方面少很多。於是，在此後兩年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屢屢繞開了廣州口岸，派船去寧波貿易，致使粵海關關稅收入銳減。兩廣總督等官員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寧波貿易。本就對外商沒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關把關稅稅率提高一倍，企圖通過關稅手段讓洋商無利可圖，使他們不再來寧波貿易。不料英國東印度公司仍不斷派商船前往寧波貿易。頗感無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關閉了寧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廣州一口通商。
英國東印度公司當然不願就此罷休，指示洪任輝再往寧波試航，如達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設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狀。接到指示後，洪任輝於1759年由廣州出航，並向當地官員假稱回國，實際卻偷偷地直航寧波。不過，他們的行蹤很快就被清朝官員發現，結果洪任輝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師攔住，無法駛入寧波。無奈之下，洪任輝便按公司的指示，駕船來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輝通過行賄手段將一紙訴狀送到直隸總督的手中，並由後者轉呈乾隆皇帝御覽。洪任輝在訴狀中控告粵海關官員貪污及刁難洋商，並代表東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變外貿制度。抱有僥倖心理的洪任輝還幻想這一招會收到奇效，但他大錯特錯了。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訴狀後，勃然大怒。他認為洪任輝不聽浙江地方官的勸告，擅自赴天津告狀，不但有辱天朝的尊嚴，而且懷疑他是“外借遞呈之名，陰為試探之計”。結果，洪任輝被驅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輝代寫訴狀的中國人，竟落了個被斬首示眾的下場。
乾隆加大鎖國力度，外國屢派使團交涉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擾，除了將對外貿易限制於廣州一地外，還必須加強對他們的管理與防範。1759年，朝廷又頒布了《防夷五事》，規定外商在廣州必須住在指定的會館中，並且不許在廣州過冬，不得外出遊玩，甚至還特別規定“番婦”不能隨同前往；而中國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僱於外商，不得代外商打聽商業行情。
在此後的近百年間，為了打破封閉的中國市場，歐洲諸國如沙俄、英國等國曾多次向中國派出使團，試圖說服清朝皇帝改變閉關鎖國的國策，但都無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國向中國派出的馬戛爾尼使團，無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儘管英國為了達到外交目的，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回信中卻表示，中國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不需要增強對外貿易，從而徹底關上了中國的大門。最終在幾十年後，雙方不得不通過另外一種方式解決問題。
嘉慶時期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又將深受海外歡迎的茶葉作為禁止出口的貨物之一，諭令皖、浙、閩三省巡撫，“嚴飭所屬，廣為出示曉諭，所有販茶赴粵之商人，俱仍照舊例，令由內河過嶺行走，永禁出洋販運，償有違禁私出海口者，一經掣獲，將該商人治罪，並將茶葉入官。若不實力禁止，仍私運出洋，別經發覺，查明系由何處海口偷漏，除將守口員弁嚴參外，並將該巡撫懲處不貸。”此外，諸如糧食、鐵器、硝磺、金銀等亦屬禁止出口之列。特別是糧食，清廷控制極嚴，連船員食用也不準多帶，每船只能依照人口多少與往返航期，每人一天以一升米為度。
在17世紀至19世紀世界性市場形成時期，西方經濟學者無不認識到“只要輸入王國的商品不超過輸出，……顯然不會使王國喪失什麼”。大量的商品輸出，不但可以剌激本國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提高生產效率，改進生產工具，而且可以通過航海貿易直接換回大量金屬貨幣，以增加國內商品的流通手段，不斷地擴大再生產。這本來是對發展國計民生大有益處的美事，然而，對於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作洪水猛獸的清王朝來說，卻是絕對不可取的。它之所以對出海貨種屢頒禁令，其原委蓋出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