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海豐農民運動（圖為廣東省農民協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合影，後排左2為彭湃。）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大力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也開始發動和領導農民運動。在中共早期農民運動先驅彭湃的領導下，廣東海豐成為全國農民運動最先興起的地區之一。
1922年5月，彭湃開始在他家鄉海豐地區開展農民運動。同年7月，彭湃發動五位青年農民和他一起，成立了僅有六個人的農會。農會成立後，他們在貧苦農民中進行宣傳發動工作。不但幫助會員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困難，反對封建惡習，而且帶領農民打擊土豪惡霸的剝削，取消苛捐雜稅，因此逐漸獲得了農民的信任。在短短的三個多月時間裡，農會會員就發展到500多人。10月25日，在彭湃同志領導下，赤山約農民協會成立。農協發表了宣言，制定了章程。至1923年1月1日海豐縣總農會成立的時候，會員已經有10萬人之多。海豐總農會團結全縣農民實行減租，向封建剝削制度進行了猛烈的鬥爭。為保護農民的利益，農會規定將農產品集市的權力歸農會掌管；反對地主肆意加租、易佃剝削農民；創辦農校，農民子弟免費入學；動員農民造林，山林收益按勞分配；成立仲裁部，為農民主持公道。這些措施深得農民擁護。當地的土豪劣紳十分懼怕農會，一時間，欺壓農民的事幾乎看不到了。海豐農民運動的聲威，很快遠播到東江地區和全省農村。隨後，一場聲勢浩大的農運風暴席捲了廣東。
同一時期，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廣西等省的農民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中共湖南地方黨組織於1923年春開始開展農民運動。4月，在水口山礦區作工會工作的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被黨派往衡山嶽北白果開展農民工作。9月中旬，在白果召開了岳北農工會成立大會，到會的有一萬多農民。大會通過了關於改善農民生活、農村教育、解放農村婦女等項決議，並發表了《宣言》，號召農民團結起來，反抗敵人的壓迫和剝削。"為自己解除困苦，爭謀利益"而鬥爭。農會成立後，在農民中積極開展工作，醞釀減租減息鬥爭，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加入農會的人很快增加到四萬人以上。
浙江省蕭山縣衙前村也是開展農民運動比較早的地區。1921年8月，共產黨員沈玄廬來到蕭山的山北地區，向附近二三十村的農民發表了《農民自決》的演講，他說："我的主張，便是廢止私有財產，'土地公有'。"為培養農民子弟，他自籌經費於9月16日開辦了衙前農村國小，教師中有宣中華、楊之華等革命者。隨後於9月27日，成立了衙前農民協會，會上，通過了《衙前農民協會宣言》和《衙前農民協會章程》，選出了六名農民協會會員，推舉貧農李成虎為領導人。同年秋，農會領導農民開展抗捐減租活動，召開了千餘人參加的示威大會，取得了勝利。這一年，蕭山縣許多鄉的農民都減交了40%的租子。
黨領導的早期農民運動為後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農民運動領袖
《海豐農民運動報告》出版於1926年，是我黨歷史上第一部關於農民運動的專著，本書的作者就是被譽為中國農民運動領袖的彭湃。
彭湃，1896年生於廣東省海豐縣的一個大地主家庭，21歲時東渡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讀書。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和一批留學日本的同學開始研究學習社會主義學說，並因此被列入日本警署的“黑名單”而受到監視。
1921年5月，彭湃畢業回國，在廣州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他懷著革命的激情回到家鄉海豐縣，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農民運動的道路。海豐縣是軍閥陳炯明的老家，官紳勢力盤根錯節，農民們根本不相信他這個富家公子會站在窮人一邊，彭湃身穿布衣、頭戴斗笠、光著腳板到農民中去宣傳革命思想，終於贏得了農民的信任。1923年元旦，由彭湃擔任會長的海豐總農會成立，會員達到了10萬人，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第一個農會。
在從事海豐農民運動的過程中，彭湃更加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1923年底到1924年初，彭湃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7月，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建立，彭湃擔任主任，培養了大批農民運動的骨幹，成為我黨培養革命幹部的一個創舉。
在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中，黨中央決定彭湃為前敵委員會委員，他和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等高舉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旗幟，排除了張國燾阻撓起義的意見，打響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國民黨反動派大為震驚，組織瘋狂反撲，鬥爭形勢急劇變化。彭湃根據黨組織決定回到海陸豐，組織海陸豐農民成功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並籌建了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以農村為基地，以武裝鬥爭的形式建立紅色政權的首次嘗試，為日後紅色政權的建設積累了理論和實踐上寶貴的經驗。
彭湃的革命生涯具有獨特的經歷，海陸豐人民至今仍傳頌著他的革命故事：當年，為了表達自己對農民的赤誠之心，他把自己家裡的田契送給佃戶們耕種，佃戶們不敢要，他便當眾將田契燒掉，和妻子一起與農民一樣過上簡樸的生活；在海陸豐殘酷的武裝鬥爭中，他身先士卒，帶頭打衝鋒,他的妻子許玉慶也丟下吃奶的孩子上戰場，在戰鬥中英勇犧牲。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彭湃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二年8月，他在上海參加江蘇省軍委會議時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在獄中，彭湃化名給中央寫信，報告獄中鬥爭情況，表達自己隨時準備為革命獻身的決心。8月30日，彭湃被國民黨槍殺於龍華凇滬警備司令部，年僅33歲。
作為開闢中國革命以農村為基地走向勝利的先行者，彭湃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許多開創性的貢獻，黨和人民永遠懷念他！
著述介紹
彭湃是中國革命史上有名的“農民運動大王”。他雖然“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個實踐家” ，但他在實際鬥爭中寫下的一些著作、檔案和所作的一些講話、報告，卻比較系統地提出了許多關於農民運動以及土地鬥爭的思想主張。這些思想和主張大多是他在黨內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比較早地進行了闡述，因而同他領導的實際鬥爭一樣，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始終閃耀著它的光輝。
彭湃雖然出身於大地主家庭，但他樹立了愛國民主思想以後，逐漸地轉變了自己的立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期間，他已開始重視農民問題。1919年9月，早稻田大學的部分學生髮起成立“建設者同盟”，研究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其成員有很多來自農村，很重視農民問題，強調從事農民運動，彭湃便是這個組織的積極參加者。1921年5月回國前，他在同施存統（復亮）的談話中，已經具有“中國是農民占多數，中國的革命要依靠農民”的思想。
彭湃回國後，立即在廣州、海豐宣傳社會主義思想，並在海豐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社和勞動者同情會，向工人、農民作《農民生活與地租問題》等講演。1921年10月擔任海豐縣勸學所長和教育局長後，他曾想從教育入手從事社會革命，但從1922年5月起，他便“下決心到農村去做實際運動”，“開始農民運動的進行” 。開始，他的行動並不為農民所信任，但他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在7月底成立了有6人參加的農會。接著，於1923年1月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7月成立了廣東省農會。從此，他領導海陸豐農民以至廣東全省的農民，逐步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和減租鬥爭，並隨著鬥爭的開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關於農民運動和減租鬥爭的思想主張，其主要內容是：
革命性
1.農民深受封建地主等等的壓迫剝削，具有很強的革命性。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主要致力於開展工人運動。直到1923年，黨的一些領導人對農民運動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對農民沒有作出正確的分析。1922年12月，張國燾在《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一文中說：“中國的農夫——因為都是小地主式的農民——沒有政治上的興趣，他們只要求一個真命天子，還要求太平和豐年，除此以外，簡直什麼都不管。” 1923年7月1日，陳獨秀在《中國農民問題》一文中，雖然也說中國的“各種革命部不可忽視了農民的力量”，農民民眾“在目前已是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農民“所受外資侵入生活困難及貪官劣紳軍閥災荒之痛苦”，往往“能激起他們的民眾運動”，但又說在自耕農占多數而且是小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所受地主的壓迫，不像地主強大的國家（如舊俄羅斯、印度）或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如歐美各國）那樣厲害，不容易發生社會革命的運動” 。在他於這年年底寫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進一步宣揚了這種思想。文章雖然也說“農民占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外資侵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但又說“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迂遷被難苟安”，從而使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甚至說如“以為馬上便可在農民間做共產的社會革命運動”，“這種觀察實在未免太粗忽了”，“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真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 。總之，在他們看來，農民是落後的，難以加入革命，當時不可能發動農民運動。
然而，彭湃早在1922年11月18日給李春濤的信中，就指出：農民“實在不乏聰明的人。他們對於農會的組織，都具有很強烈的情感。他們現已漸有了階級的覺悟。他們現已漸能鞏固自己階級的營壘”。並說農民雖然少有團體的訓練，不比工廠的工人，“但他們有忠義氣，能老老實實的盡忠於自己的階級”；“物價日貴，農民生活日益困艱，他們時時都有暴動的心理，反的心理” 。在1923年7月19日給李春濤的信中，他還說：“農村的純無產階級對於田主、資本家的敵視是很深的。……故農村的階級的反目，老早就有，不過沒有人挑撥（即宣傳發動——引者）罷了。” 也就是說，在農民中蘊含著雄厚的革命基礎，領導他們開展農民運動，完全是可能的。
彭湃認為、農民的革命性，源於他們所受的深重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他在1924年5月11日關於海豐農民運動致陳獨秀的信中，以海豐第三區林姓地主為例，說“他們對於佃戶異常苛酷，屢屢升租，不遂則收回田地，批與別人。十年前每石種田（……）納租額不過五六石，至多亦不過七石。現在每石租田競升至二十石租之高”，致使農民“收支相抵每年虧本二三十元之多。他們現在覺得是太虧本了，他們曉得團結了”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會上的報告中，對農民初步進行了劃分，說80%的農民可以分為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僱農，其中佃農約占50%，半自耕農約占30%，自耕農、僱農約占20%，並具體地講述了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受壓迫的情景，說農民在政治上艱苦萬分，深受土豪劣紳、民團鄉團、警察、縣長、軍閥等等的壓迫，毫無權利與地位可言；在經濟上深受地租剝削，要將一半以至2/3的谷交於地主，自己年年都虧本，只好靠作工、賣東西甚至鬻妻賣子來還債；在文化上則沒有書讀。由此他得出結論說：“農民占人口80%，在此層層壓迫之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革命的，—條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
在《海豐農民運動》這篇著名的著作中，彭湃進一步詳細描繪了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受壓迫的情況。他說在辛亥以前，農民終日在地主的斗蓋、紳士的扇頭和官府的鎖鏈中呻吟過活，辛亥後在陳炯明統治下不但不能擺脫這些壓迫，並且增加了新興地主的護弁及手槍之恫嚇，他們對農民毫不客氣地毆打、逮捕或監禁，甚至直接迫勒抵租和強派軍餉。在經濟上，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及軍費負擔、苛捐雜稅之沉重，使自耕農入不敷出，零落變成佃戶，逐漸無產階級化；佃農更要受50%至75%地租的剝削，更加虧空得厲害，日陷於悲哀和不幸，妻兒賣盡之後自己或賣身過洋為豬仔，或跑到都市為苦力，或上山為匪為兵，總是向著“死”的一條路去。在文化上，由於無錢讀書，80%的農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革命是無路可走的。
彭湃對農民生活狀況的深入調查和具體分析，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內是最早的。正因為他了解農民，熟悉農民，深知農民的苦難，所以他堅信農民的革命性，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農民運動中去。
重要性
2.農民在中國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革命運動必須依靠農民，不能忽視農民的力量。
彭湃一再強調，因為農民占了全國總人口的80%，而且具有強烈的革命性，所以農民在革命運動中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早在1923年2月20日由他起草的《海豐總農會宣言》中，便明確宣告：“我們農民，是世界生產的主要階級。人類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著我們辛苦造出來的米粒。我們的偉大和神聖，誰敢否認！”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會上的報告中又說：“由歷史的事實可以證明，歐洲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中國實行國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視農民。” 1925年底他與阮嘯仙為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的《關於農民運動之報告提案》，進一步指出：“農民就是全國最大多數的國民，中國國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參加，則革命斷不能成功。” 1926年5月，由他領導和主持的廣東省二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的《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決議案》也指出：“半殖民地中國國民革命便是一個農民革命，換句話講，半殖民地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便是一個偉大的農民解放運動。在經濟的觀點上和民眾的觀點上，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能否進展和成功，必以農民運動能否進展和成功為轉移。占人口最大多數和占經濟地位最重要的農民如果不起來，中國的國民革命絕對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是占一個最主要的地位，農民運動問題是國民革命運動中的根本問題。” 應該說，他的這些論述在當時是比較突出的。
聯合性
3.農民必須與工人聯合起來，農民運動必須與工人運動互相支援。
早在1923年5月1日，彭湃就在《海陸歸三縣農會“五一”宣言》中，指出工人和農民同是受壓迫剝削的，有共同的敵人，應該團結起來。宣言號召說：“我們要在這一天，轟轟烈烈地顯示我們偉大的階級團結，鮮明我們的階級意識，整飭我們的先鋒隊伍，發揮我們的鬥爭精神，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協力推倒國際資本家以完成無產階級的解放！起呀！我們親愛的工人和農人！起！起來打倒我們的共同敵人——資本主和軍閥！爭回我們的固有權利——自由和幸福！世界的無產階級呀，團結起來！” 1925年4月14日，他在海豐農工界追悼孫中山先生大會上的演說中，再次號召工人農民“從此覺悟，團結起來。農人組織農會，工人組織工會，同心協力，向田頭宣戰，向資本家宣戰。農民實行減租，工人實行加薪” 。
如果說上面這些論述和號召還只是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講的話，到1925年下半年，他的工農團結的思想就是直接從鬥爭中總結出來的，而且更加明確了。1925年8月4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工農聯合”的口號。他說：“工人革命單獨可以成功嗎？農民運動單獨又可以成功嗎？這是決不可能的。因為軍閥和資本家時常利用不肖農民來搗亂農會，就是商團未被政府解散前，也利用未覺悟的農民，來破壞農會的組織，所以農民運動的成功，非聯合工人不可。工人農民的地位已是沒有分別，所做的工作，又是相同，故又非聯合不可。”“海豐農民運動，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工農聯合萬歲！”
這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會上的報告中又說：“現在社會中有兩種人主張革命最徹底的，這兩種人應該互相聯合，互相團結，然後徹底革命才能成功，這兩種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農民，……我們工人要革命成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工農聯合問題，因為農民是工人的好朋友，與工人在一條路去革命的。” 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會聽了彭湃的報告後，立即作出一個關於工農聯合的決議案，把彭湃的主張寫進了決議案中，並高呼“工農聯合萬歲” 。
1926年，彭湃仍然在積極宣傳工農聯合的思想。這年1月10日，他在廣東省農民協會歡迎海員工會代表大會上的開會詞中號召說：“我們農工階級，就要在革命的根據地聯合起來，在一條戰線上奮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使全中國革命化，全世界革命化。” 2月23日，他在廣東省農民協會歡迎省港罷工工友大會上的歡迎詞中又說：“只要帝國主義強硬—分，我們團結十分。如果帝國主義強硬十分，我們團結百分，就不能不將帝國主義打倒呵！”
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也有不少論述了工農聯盟的思想。但像彭湃提出得這樣早，強調得這樣突出的，還是不多的。
武裝性
4、農民應該建立自己的武裝，並且應該與兵士聯合起來。
從海豐、廣寧、花縣減租運動受挫折的教訓和農民的強烈要求中，彭湃清楚地認識到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1924年12月5日，他在關於廣寧農民反抗地主的鬥爭寫給中共廣東區委的補充報告中，說“農民總是向我們的宣傳鼓動員指出，光有宣傳鼓動而無武器什麼也幹不成的”。並明確提出：“廣寧、花縣及其他地區最近發生的事件再次證明：不建立農民的武裝隊伍，不把好的武器發給他們，我們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結果。從我抵達廣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對此深信不疑，而現在仍然堅持這個觀點。” 1925年4月，他在《關於東江農民運動情況的報告》中又說：“我一入海豐境，農民就向我表示要求減租，取消苛捐，發給武裝。以上三項，尤以武裝之要求為迫切。”“當此鎮壓反革命之時，農民非有武裝不成，而且農民協會之根本問題亦非農民有武裝不成。” 這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會上的報告中，還堅決駁斥了那種“農民不必組織農民自衛軍”的論調，認為這“很容易駁倒他” 。他以廣寧、花縣、番禺、中山、五華以及海防豐農民被鎮壓、摧殘的事例，說明農民運動要取得勝利，非有自己的武裝，組織農民自衛軍不可。
關於加強農兵團結、實行農兵聯合的思想，比上述主張提出得還要早。1924年12月19日，彭湃在廣寧農兵聯歡大會上的演說中，就提出兵士是“有事為兵，無事為農”，原與農民有著密切的聯繫，二者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們要進行革命，以反抗那不利於農民、兵士之特殊階級。農兵團結，共同建設一個衣食住充足的安樂國家。這必定要農兵聯合，才能夠得著最後之勝利“。最後他帶頭高呼：”農兵聯合萬歲！“
由於彭湃重視農民武裝的建立，所以在他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專門設立了軍事課，還對學員進行軍事訓練。這些措施，對於農民武裝骨幹的培養和各地農民武裝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建立農民武裝，這是農民運動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許多地方的農民運動受到摧殘，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武裝，或武裝力量不夠強大。彭湃在領導和開展農民運動的實踐中，很早就提出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並提出農兵聯合的思想，這在當時是十分寶貴的。
掌握性
5.農民運動要注意政權的掌握。
1923年1月1日彭湃起草的《約農會簡章》明確規定：”會員與田主發生爭議時，須即報告本會，由本會派遣代表，與之交涉“；”本會對於會員間爭端，當本自治之精神，極力和解之“；”本會如遇無賴之徒，到會員處勒索時，當向前與之理論“ 。除此之外，還規定農會有救濟老弱疾病無依者、普及教育等責任。這些規定，實際上使農會具有了政權的一部分因素。因此，彭湃在《海豐農民運動》中說：”從此以後，鄉村的政治權力，已由紳土土豪之手，而移至農會。同時各區警察及司法衙門之生意，亦覺冷淡。“ 1926年5月，由他領導和主持的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廣東農民一年來奮鬥經過報告決議案》明確提出：”我們要聯合全體農民，以多數人應享得幸福之原則，爭回為劣紳土豪所壟斷把持之鄉村政權，參加地方政治，得派代表參加地方行政、司法、教育等機關及關於農民事件之會議，以取得實際之利益。“
政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許多地方的農民運動遭受挫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掌握政權。彭湃這裡提出的由農會掌握政權的思想雖然還只是初步的，不如後來提出的奪取政權的思想那樣明確，但他從開始搞農民運動就注意到政權問題，是應該充分加以肯定的。
策略性
6.農民運動要講究鬥爭策略，要注意工作方法。
彭湃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認識到從事農民運動要講究方式方法。因此，1926年6月2日，他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講演中，明確提出作農民運動”要吃苦，忠誠勇敢，受黨的指導“，”要從下部工作做起，很謙遜，不要擺出高貴的架子“，”要明白農民的生活狀況及其心理“，”與農民交談應親密，然決不可生金錢關係“，”不要貪戀農民婦女（決不要談新思潮，——自由，平等）“，”不要談迷信“，”不要偷懶（要宣傳每個農民，使其團結起來）“，”不要出無謂的風頭，夸自己能幹；自己有力量功勞，要歸功於農民民眾才好“，”談話不要深奧，用俗語，且要耐煩“，”利用紳士一時，用後置之不論“，”初次與農民談話，可用白話告以歷史“，”不要顯出與農民不一律的動作“ 等12個注意之點。這些注意事項，可以說是對民眾工作經驗的較早的總結，即使現在看來，也仍然很有啟發。
彭湃很強調對農民進行思想教育工作。他除了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啟發農民的覺悟，用農民受壓迫、受剝削的實際事例激發農民的鬥爭精神，編寫了許多生動活潑、通俗易懂的詩歌教農民傳唱，還主張通過實際鬥爭來教育農民。1923年7月，海豐狂風大作，又發大水，農民損失嚴重，彭湃一方面積極發動農民要求減租，一方面又認為”農民的解放運動，減租運動，如是因著年凶，是無甚價值的。因為恐他們或竟忘了減租的意義和我們的目的，故有價值，還是要在豐年來減租“ 。這就是說，並不是為減祖而減租，更重要的是通過減租來教育農民、組織農民，而為達此目的，在豐年減租自然要比災年減租更有意義了。
彭湃還主張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從農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出發開展鬥爭。1923年2月，他在給李春濤的信中就提出，農民運動所採取的政策是：”（一）對討田主，（二）對付官廳。即經濟的鬥爭與政治的鬥爭並進，使農民有經濟鬥爭的訓練及奪取政權的準備。“ 在實際鬥爭中，他把農民組織起來，首先著手解決農民的切身利益問題。1922年冬他起草的《農會利益》傳單，就提出了防止田主升租、防止勒索、防止內部競爭、凶年呈請減租、調和爭端、救濟疾病、救濟死亡、救濟孤老、救濟罹災、防止盜賊、禁止煙賭、獎勵求學、改良農業、增進農民知識、共同生產、便利金融、抵抗戰亂等17項。海豐總農會成立後，對外提出了改良農業、增加農民知識、作慈善事業的口號，對內則提出了減租、取消”三下蓋“（指地主收租時連續用斗蓋在斗上刮3次，以把穀子壓實，達到多收穀子的陋規），取消”伙頭雞“、”伙頭鴨“、”伙頭錢米“（指地主下鄉收租時農民要送雞鴨錢米或招待的陋規），不給陋規與警察的口號。這些問題，都是農民最迫切要求解決的。當時因覺得減租條件不成熟，還預備做5年的準備後再實行。但1923年受災後，他及時領導農民開展減租鬥爭，並注意不提出過高的要求，決議以減租7成為最高限度，收穫不足3成者照數減之，如全無收穫者則免交，以利於減租鬥爭的開展。為了防止地主奪地，加強農民的團結，他提出了”同盟非耕“、”窮人聯合“等口號，即地主對農會會員易佃加租時，其他會員不能去耕種，對非會員也加以說服，不予接受，如地主堅持不讓原佃戶耕種，則所有人都不去耕種，讓土地荒蕪，從而保障了農民的租佃權，防止了地主的破壞，加強了農民的團結。
在實際鬥爭中，彭湃主張從實際出發，採取各種靈活機動的鬥爭策略。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和一些講習班中，他不僅講授《海豐農民運動》、《東江農民生活狀況》等課，還專門講《開展農民運動的經驗》，受到普遍的歡迎。1926年下半年廣東農民運動進入困難時期以後，他適時地提出了許多克服困難的措施。在1926年8月召開的廣東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他對將要通過的《廣東農民目前最低限度之總要求》的決議案作了說明，會議通過了這個決議案，為處於困難時期的農民運動指明了經濟及政治鬥爭的目標。9月，他通過對花縣慘案的調查，明確提出革命鬥爭“已轉入一個新的時期”，應該“積極的去保障民眾的集會自由，尤其是農民協會的組織。在目前至少須使農民得到減少重租和高利剝削之痛苦，鎮壓農村的反革命勢力” 。在《為五華農友哭一聲》一文中，他明確指出“國民革命到了一個難關”，革命的對象已不是軍閥的勢力，而是軍閥勢力之根源——農村中逆黨劣紳土豪大地主民團等反革命勢力，應該按照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本黨無論何時，應站在農民利益方面而奮鬥”的決議，堅持鬥爭，“打破這個難關”。1927年2月24日，他還在《潮梅海陸豐辦事處會務報告》中，提出為了戰勝國民黨右派和土豪劣紳的反動逆流，“應先檢查我們本身的力量”，健全農會的組織，“套用自己的團結的力量，使各路的農民兄弟和民眾，都互相幫助”，而“不好靠政府的力量” 。這說明他這時已覺察到了國民政府的右傾，認為只有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鬥爭的勝利。這個思想在當時提出是難能可貴的，實質上就是獨立自主地去開展鬥爭的思想。
土地革命思想
1927年3月，彭湃前往武漢參加中共五大。在他到達的前一天，即3月30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在武漢成立，他被推為臨時執行委員。當時，湖南等地的農民在減租減息的基礎上，已提出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4月上旬，毛澤東在粵、湘、鄂、贛農協負責人和河南農民自衛軍負責人的聯席會議上，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以滿足農民要求的主張，彭湃表示積極支持。4月19日，他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引用他1925年5月7日在海豐全縣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與李春濤向126位代表作的調查，在發言中強調了解決土地問題以及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他說：“減租雖有利於農民，但不能解決農民痛苦。要解決農民痛苦。必須解決土地問題。”“政權在農民手裡的地方，土劣勢力不大，土地問題還容易討論，至土劣勢力甚大的地方，則農民必先要求武裝。” 他的這些主張，特別是他關於解決土地問題必須先有武裝的見解，是極其寶貴的，可惜當時未能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
大革命失敗以後，彭湃經九江到達南昌，參加了著名的八一起義，並被推為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在準備起義的過程中，起義的領導人曾幾次討論土地革命問題，並決定了一個土地政綱。到南昌後，又制訂了《農民解放條例》，因譚平山不同意開展土地革命，所以條例提出了“沒收二百畝以上大地主土地”的主張。起義失敗後，部隊分路南下，8月27日到達瑞金，前委在這裡又召開會議討論土地政策問題，根據廣東戰士的意見，將“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大地主土地”改為“沒收土地”，取消了畝數限制。9月12日，部隊到達上杭以後，張國燾認為沒收土地會侵犯小資產階級利益，對小地主應該予以保護，提出把“沒收土地”改為“沒收五十畝以上大地主的土地”。這個意見雖遭反對，但終獲通過。對於這樣的土地革命綱領，彭湃一直不同意，在幾次會議上反對譚平山、張國燾的意見。他在上杭與福建省委派來聯繫的羅明交談時，曾講述過在土地問題上與張國燾爭論的情況，說起義軍一路上沒有實行土地革命，沒有分配土地，當然是因行軍急驟的限制，但主要的還不是時間問題，而是張國燾、譚平山不主張實行土地革命的緣故。 在10月3日於汕頭召開的會議上，彭湃在發言中又強調了進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的重要性，還提出今後不要再用國民黨的旗幟來作號召，應改用紅旗，而且從現在起就應馬上實行。
1927年10月30日，彭湃根據八七會議的精神，在《紅旗》周刊第l期上發表《土地革命》一文。他借用工人、農民和兵士代表在會上發言的形式，強調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描繪了土地革命之後的美好情景。他通過工人代表的發言說：“無產階級要推翻帝國主義軍閥和資產階級的掠奪與壓迫，解除全中國大多數人的痛苦，只有實行土地革命，一切土地集中少數人手上，供他們的享樂，這是最不平的事。”現在應該幫助農友把土地奪回來，殺盡鄉村一切的反動勢力。後面，他又通過農民代表的發言說：“……我們從今日起永遠不用交租了，我們所負的重債也一律不用還了，我們從此不用做地主的牛馬。我們目前的任務：第一，須把土豪劣紳大地主貪官污吏軍閥寸草不留的殺個淨盡；第二，工農階級武裝起來，擴大有訓練的軍隊，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勝利；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給農民和革命軍士的家庭去耕種；第四，毀滅一切土地的契約和債券；第五，一切政權統歸農工兵代表會。”最後，他又通過兵士代表的發言高呼：“一切土地歸農民”，“一切武裝歸工農”，“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土地革命萬歲”！ 這篇文章，可以看作彭湃土地革命思想的系統反映。它宣傳而且發展了八七會議關於工農武裝暴動和土地革命的思想，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主張，但也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這都在後來海陸豐的土地革命中得到了體現。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廣東軍閥發動“四一五”政變後，海陸豐人民已經在5月和9月發動了兩次武裝起義。10月25日，彭湃又發出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命令，並一舉取得成功，兩且分別建立了臨時革命政府。11月8日，彭湃從香港回到海豐。接著，陸豐和海豐分別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蘇維埃政權，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就此產生。11月18日，彭湃在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演說中，又重點講述了土地革命的意義，他說：“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資本家霸占，所以我們連一點田也沒有；他要永久地保護這土地，就組織一個政府——反動政府；他還怕政府不能儘量保護他，他又組織一種軍隊——軍閥；而且他要保護自己的土地，還恐沒有證據，又造出一種契約，於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來，並劃定界限、田塋。”“工農民眾要能夠解放，除非把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領導大家起來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動軍隊！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把一切契約燒掉！把田坣可以鏟去者鏟去！這樣農民才得著真正的利益。”他還號召說：“我們要解除痛苦，惟有團結起來，奪回一切政權，實行土地革命！” 在這裡，他把土地革命、奪取政權和武裝鬥爭的關係說得簡直透徹極了。
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在討論沒收土地案時，提案委員會只提出蘇維埃政權成立後，即調查明白實行分配田地等6條，缺乏具體、詳盡的辦法。彭湃在討論中提出了分田的5條標準：“一、照人數多少分；二、照人的力量（老幼強弱）分；三、照家庭經濟有無別種收入狀況分；四、照土地肥瘠分；五、（分）田地的時期則不必限定，照俄國辦法，經鄉蘇維埃認為要分時則分之。”結果俱被通過。另外，他還提出了兩個口號：“一、不勞動不得田地。二、不革命不得田地。” 這些標準和口號，都被寫進了大會通過的《沒收土地案》中。這個《沒收土地案》，是中共黨史上第一個關於土地分配的法令。彭湃提出的分田標準和原則，除照人的力量分、不革命不得田地兩條不妥外，其餘的都是正確的，特別是“照人數多少分”、“照土地肥瘠分”等原則，正確地解決了分配土地中的數量和質量兩個基本問題，因而對以後各根據地的土地革命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正是根據這個標準和原則，海陸豐迅速地分配了土地，並發給了農民土地使用證，使農民乾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土地回到了自己手中。
從1928年11月起，彭湃離開海陸豐，到上海參加中央的領導工作，擔任了中央農委書記等職。在192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會議上，他在討論農民運動通告問題時，就如何對待富農等問題作了發言。他說：“在聯合富農中原包含著反富農的鬥爭，這是很重要的，專談聯合或打倒都是不對的。這點通告中是說到但還有一點毛病，這點是比較難使下級同志了解的。我們要解釋明白，並要特別連貫的說出來。通告中還要具體的說明才好。”他還說“武裝領導非常重要，應如何將武裝領導轉到貧農手中” 。如何對待富農，是土地革命中一個非常困難而長期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彭湃在這裡堅持了中共六大提出的正確原則，並作了簡要而透徹的說明，其精神是完全正確的。可惜從1929年下半年以後，由於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土地革命中長期實行了過分打擊富農的“左”的政策。
1929年，彭湃還撰寫了一偏《僱農工作大綱》，對僱農的生活狀況、特點、在革命中的地位及對僱農應採取的政策作了詳盡的分忻。彭湃認為，僱農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在一般農民運動中，在革命的需要上，居著領導的地位，階級覺悟要比一般的農民敏銳。他們大體分為3種：第一種是新式的農業資本家剝削之下的純粹之僱農；第二種是採用舊式耕作方法的富農地主家裡所僱傭的，受著討建殘餘的壓迫；第三種是短期的僱農，游離於貧農與僱農之間，但受的封建剝削特別多。從年齡上可分為成年僱農和青年僱農。青年僱農受壓迫剝削之殘酷要比成年僱農厲害，尤其是牧童。從勞動關係上又可分為集中的或比較集中的、散漫的、季節的集中的3種。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後備軍，在農民中最接近於產業無產階級，因而有與一般農民不同的特點：對革命特別堅決，比較有階級意識，私有觀念比較薄弱，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有特別要求，比較沒有地方主義韌封建思想。他們的要求與工人很相同，有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改良待遇等等。他們的鬥爭，第一不能離開工人階級的提攜，要受產業無產階級的領導；第二不能脫離農村中一般農民的鬥爭。因此，“我們不但要極力的幫助他們的組織，以團吉他們，而且要極力幫助他們的宣傳和教育訓練工作，以提高他們的無產階級意識，使他在一般農民運動中，團結一般的貧農去起農民運動中的領導作用”，並且“應該使僱農的無產階級意識，去戰勝農民中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富農的動搖的保守主義或反動宣傳，肅清農民中的封建思想和地方主義與家族主義，或地方派別的械鬥觀念等，使他們能夠站在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正確路線上來” 。在當時，橡這樣全面而系統地對僱農作出分析的著作，是不多見的。彭湃之所以能作出這樣的分析和論述，與他長期從事農民運動，非常熟悉農民的每個階層是分不開的。
歷史地位
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到，彭湃關於農民運動和土地鬥爭的思想內容是很豐富的。他不僅深入分析了農民及其各個階層的生活狀況，指出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結合實際鬥爭提出了許多農民運動的鬥爭策略，而且比較早地論述了工農聯合、農兵聯合、建立武裝、掌握政權、將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結合起來等重要問題。特別是他對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視，在當時的領導人中是最突出的。在土地革命問題上，他不僅突出地強調了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而且較早地提出了分配土地的正確標準，論述了對於富農、僱農等應採取的正確政策。這些思想主張如同他領導建立我國第一個縣級農會、省級農會、縣級蘇維埃政權和最早實行的較大規模的減租鬥爭、土地革命的光輝實踐一樣，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其他地區的農民運動、減租鬥爭和土地革命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因而一再受到中共中央和許多領導人的充分肯定與讚揚。他寫的《海豐農民運動》，是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最早的關於農民運動的專著，是研究中國農民運動不能不讀的重要著作。因此，對於彭湃不僅要重視他的實踐活動，還應重視他關於農民運動和土地鬥爭的思想主張，充分肯定其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當然，彭湃關於農民運動和土地鬥爭的思想主張也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甚至含有一些錯誤的地方。他首先是一個實踐家，實踐重於理論，因而有些方面他在實踐中做了，理論上卻沒有加以及時的總結；有些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論述得不夠充分。他從1928年底就離開了根據地，特別是33歲就光榮犧牲了，因而對於土地革命的論述明顯地不如對以前農民運動的論述那樣充分。如果他不是那么早就犧牲的話，肯定還會作出更多的光輝業績，寫出更多的重要著作，提出更多的有價值的思想。另外，他從1927年起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如提出暴動後要對反動派及土豪劣紳“大殺特殺，殺到他乾乾淨淨”，殺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褲“都給反動派的血濺的[得]通紅” ，並要參加海豐縣工農兵次表大會的代表每人負責去殺20人；又如不加區別地提出要廢除一切債務(勞動人民間的債務是不應廢除的)，燒毀一切契約，鏟去一切田塋，這些都是不對的。他提出這些口號，固然與國民黨反動派對農民運動的血腥鎮壓等有關，但對實際鬥爭必然會帶來不利的影響。海陸豐根據地很快就陷於失敗，與暴動後殺人過多、政策過“左”不無關係。他後來提出當革命深入而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中農就必然表現動搖，只有僱農才能夠與無產階級同路到底” ，以及把對僱農的工作劃為職工運動的一部分，也是不對的。人非聖賢，一個革命領袖在紛繁複雜的鬥爭中提出一些錯誤的東西，從來就是難免的。彭湃雖然提出了上述一些錯誤的東西，並無損於他思想的光輝。他作為中國農民運動的第一人。作為許多重要的農民運動與土地鬥爭思想的最早提出者，永遠會受到後人的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