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學

“泉州學”是研究泉州地域歷史文明的一門學科。泉州作為中國歷史上對外交通的大港，溝通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在這諸多方面的交往中，互相影響，彼此融合，形成一個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的綜合體，進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即“泉州學”。但泉州學研究又不局限於地方性，較之其他學科，泉州學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範圍內，具有多層次、多側面的特點，是有一定延伸空間和寬闊領域的學科形態。 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泉州學與敦煌學、文字學、紅學等相比較，還處於新興階段，名稱的提出也不過五年多時間，但它的研究活動至少在本世紀初已露端倪。同敦煌被重視一樣，泉州也以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首先引起國內外的矚目。 1906 年西班牙天主教士任道遠，在泉州奏魁宮發現 14 世紀的十字架石刻，並由法國學者伯希和將其揭載於 1914 年 12 月發行的通報，繼而為全球教會所傳揚。當時的教皇屢次致函泉州、廈門、漳州等處司鐸，囑他們調查泉州基督教史跡及外籍傳教土的墓地所在。本世紀 20 年代，中國歷史學家陳萬里、張星烺、德國歷史學家艾克相繼來泉州尋舊探幽，遂有張氏的 《 泉州訪古記 》 、艾氏的 《 刺桐雙塔 》 問世。 1926 年 10 月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籌備國學院文物考古展覽，展品中就有泉州十字架石刻拓片，以及李蟄、鄭成功等歷史人物在泉州活動的遺蹟照片，泉州小城因此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考古學家、人類學家也紛紛涌至泉州進行調查發掘。 50 年代，英國 《 皇家亞洲學會會報 》 刊載了格拉斯哥大學教授約翰 ? 福斯特 《 刺桐城牆的十字架 》 一文，英國廣播公司也在專題節目裡作了連續報導，這更加廣泛地激發了歐美學者對泉州的興趣。 1957 年泉州吳文良先生將其數十年悉心蒐集的泉州宗教石刻及有關文物整理出版，全面揭示了這個世界神學寶庫的神秘紗幕和豐富內蘊，一時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轟動，前蘇聯科學院編寫的 《 世界通史 》 ，就選擇了 《 泉州宗教石刻 》 中的 15 幅圖版，作為該書的插圖。
為了探索、展現泉州厚碩的歷史文化積澱，研究泉州港獨特的歷史地位， 1959 年成立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從海外交通這個角度首先進行研討。 1974 年泉州灣宋代海船出土後，菲律賓、泰國、日本、美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新聞媒介作了報導，把這一重大發現視為“世界考古珍聞”。英國著名的自然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博士專程來到泉州，他高度評價“古船是中國自然科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 1 978 年泉州歷史研究會成立，翌年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成立，之後，各個門類、各種學科的學術研究團體――宗教、戲曲、方言、武術、港口等學會和刊物： 《 泉州文史 》 、 《 海交史研究 》 、 《 泉南文化 》等等如同雨後春筍，湧現出來，形成國內外學術界的一陣“泉州熱”，全方位、多視角、專門化、系統化的研究陣勢擺開了。日本學術界認為：泉州是古代日中貿易的故鄉，所有研究日中貿易史和造船史的學者，都想到泉州來，並把泉州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法國學者總結了幾十年的研究，感嘆地說：“宰桐”這個大城市是刺桐緞的故鄉，差不多已經被遺忘了。 1950 年在出版 《 馬可波羅遊記 》 時，還有人懷疑“宰桐”是否就是泉州。如今已為學術界廣泛承認。幾十年來的研究活動，已確立了泉州乃至福建在世界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關心和重視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泉州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泉州在 13 世紀業已形成的這種模式，在以後的東南亞國家也出現了。國內外學術界高度讚賞近 30 年來泉州同行們的研究活動，幫助他們真正了解了泉州過去的歷史，指出泉州是當時國際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廈門大學也長期開設“泉州港考古”、“古刺桐港”等專題課，介紹了泉州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
如同一顆種子埋在土壤里，會在一定水分、空氣、溫度的條件下發芽生長一樣，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泉州學的提出已具備成熟的條件。 1988 年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研究院院長、台灣科學院院士李亦園教授回鄉省親，在與泉州史學界座談時發表了精闢的意見。他認為“泉州學”的研究很有意義，研究台灣的經濟、文化、人種，以及東南亞的華僑和華人，都要追根溯源，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根源就是泉州。嗣後，泉州歷史研究會作十年回顧時，也從泉州一系列多維視野和輻射性、連鎖性的研究活動中，看到各個不同側面所揭示的泉州歷史文化之豐富內涵、獨特形態及其價值，這些研究層面正在逐漸匯合成一個令人矚目的總體――泉州學。記者們的推波助瀾也引起香港、台灣以及國外學術界的重視，特別是 1991 年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隊抵達泉州時，把泉州學又提到一個新的高度。 2 月 18 日，聯合國絲路考察項目協調員迪安博士在新聞發布會上，向國內外 30 多家新聞單位的近 80 名記者提出：泉州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和宗教遺產，應當設立一個專門的學科“泉州學”來進行研究，建立某種國際性的科學研究機構，組織世界各國專家學者來開展研究，正像研究“敦煌學”一樣，使“泉州學”成為一個國際性項目。他還建議利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獎學金，對泉州進行系統的研究。泉州社會科學界經過多次醞釀討論，一致認為有必要成立專門研究機構。經有關部門批准，於 11月 8 日正式成立中國泉州學研究所，標誌著泉州學研究進入新階段。
泉州學之所以能形成一門專門的學科，是由泉州特殊的歷史地位決定的。要了解泉州學研究的對象、內涵和外延，就必須了解泉州史。二、三千年前，閩越人便聚居斯地，以船為車，以揖為馬，開始從陸梁到海上的活動。漢時，廣州與印度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已開通，福建成為通往交趾七郡的轉運中心。兩晉時期，中原戰亂頻繁，世家大族紛紛南渡入閩，沿晉江流域偏安而居。他們帶來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促進了地方經濟的開發，中原的文明也逐步在這海隅流播，並且產生各方面的效應。公元 6 世紀時，泉州已有大船通航南洋。隋唐時代，泉州地方經濟日益繁榮，特別是“安史之亂”後，陸路交通阻梗，海上絲綢之路代興。泉州城出現“秋來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國人”的盛況。時有“市井十洲人”的泉州港晉身為中國四大對外貿易口岸，伊斯蘭教、摩尼教等外來宗教也開始在泉州布道，西來文化日見東漸，滲透到泉州的本土文化中。五代時，泉州再次接受了移民高潮的蕩漾，中原八大姓入閩從王（指閩王王審知等），泉州人口驟增，地方經濟、文化、風土民情更是輻輳了中原的影響，潛移默化到泉州社會的各個角落。宋元二朝，泉州地方生產力疾速發展，政府採取一系列鼓勵對外開放的政策，使海外貿易日益昌隆。國內外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又反作用於泉州社會的高度文明和商品化生產，使泉州港在交通航線的拓伸、造船航海業的發達、海外貿易的管理、社會經濟、宗教信仰、友好往來、科技文化等方面迅速起飛，躋身於世界最大貿易港之列。在國際關係史上，起著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橋樑作用。特別是宗教信仰的自由，使泉州成為世界神學的寶庫，更積澱了今日泉州學研究的豐富內涵。泉州港這種空前繁榮的盛景持續了將近四百年，並以刺桐城之稱馳譽世界，在許多外國旅行家的筆下留下不朽的記載，在泉州歷史上引燃光輝的亮點。明清之際，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西方殖民者大舉海上掠奪和東侵，致使海道不靖。閉關鎖國的政策，摧殘了地方經濟的繼續發展，海外貿易、文化交流阻隔千重，泉州社會狀況相應出現變異，並且呈現新的特點。外商、華僑、外國傳教士來泉州日見稀跡，而泉州人卻大批移居東南亞、南亞、東亞和台灣，去拓植異疆別域，同時帶去了泉州已富有特色的思想文化、科技、民俗和信仰。當官方貿易受到限制時，以海為田的泉州商民不甘寂寞，仍以走私貿易“賈行遍郡國”，而稱雄於東亞、南洋。私商和華僑的活動，繼續豐富泉州學的內涵和外延。
綜上所述，泉州學的研究應立足於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這個基點，貫穿泉州港城的初現、發展、繁榮、式微這么一條主線。如果泉州港沒有崛起為國際性的貿易大港，我們今天提出的泉州學，就僅僅只能是一種地方性的土著文化，將泉州視為一種純粹的地方史來研究，那就大為遜色，不可能出類拔萃地成為國際性的研究項目，更談不上以魅力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紛至沓來，詫呼這裡豐富的歷史積澱。時代的賦予，使泉州有條件經過優選劣汰而孕育出優秀的地方文化。我們現在所繼承並且發揚光大的傳統文化，無可非議地融化、什揉著閩越文化、中原文化以及海外民族的文化。在這僅僅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閃耀著多種文明的光芒，這在世界其他城市中也是少有的現象。這就是泉州學研究的典型內容和區別於其他地方文化的特色。開展這一研究，可從幾方面的交融入手，譬如：
血緣的交融。 泉州不少人的血管里奔流著分不清是哪個人種的血液，千百年來，泉州人已很難理清自己先輩與閩越土著先民、晉人南遷苗裔、滿蒙畲等少數民族，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地區等外來僑民的血親關係，這方面的研究需要人類學家的合作，也可以從血緣進行移民史、譜諜文獻資料等方面的研究。
語言的交融。 泉州話不僅是古漢語的“活化石”標本，而且南腔北調洋音兼而有之。如果從泉州方言進行語源方面的追溯，可以找到不少晉唐方言遺存，而且有許多滲雜的外來語直譯，這和泉州眾多華僑和外僑有直接的關係，泉州還有一些無法用文字表達的的語言，這些問題都值得進行考究，當然這方面研究需要語言學家的合作。
民俗的交融。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共俗”對泉州人是例外的。海外交通使民俗打破國界的限制，僑民們把自己傳統的風土民情融化在生活之中，即使在異國他鄉，泉州人的歲時節俗、婚喪喜慶儀式總是頑強地代代相傳，維繫著念念不忘的搖籃血跡，念念不忘祖國的華僑特性。而阿拉伯僑民在泉州的後裔，也保留不少本民族的風俗習慣。可以說，泉州是一處不計陳列形式、陳列範圍、開放時間的民俗博物館。
信仰的交融。泉州又是世界宗教博物館，是國內外多種宗教信仰的薈萃之地。伊斯蘭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道教、儒教以及形形式式民間信仰的神祗 ，甚至教中之教、教中之派也在泉州竟相傳道，自由地弘揚教義。已成世界奇蹟的摩尼光佛、國內僅有的印度教石刻文物、成為國際航海保護神的媽祖，還有僑胞、台胞、港澳同胞年年要來謁祖進香的清水祖師、關帝爺、吳真人、王爺等等諸多神明，不管是舶來的，陸行的，外銷的，出口轉內銷的都值得我們進行系統研究。
科技的交融。 可以說，中原先進的科學技術，促進閩越邊陲地區的開發和繁榮，泉州又是溝通中外科技交流的橋樑，航海、造船、制瓷、紡織、醫藥、建築、動植物品種、生產工具，乃至微細到製作麵條、豆腐、豆芽、榨糖等方面，無不全方位、多側面地體現這種交融的痕跡，開放的泉州是傳遞科技新信息最敏捷的地方。
戲曲的交融。 泉州還是戲曲博物館，有“妙音傳絕響，情連千里外”的南音，有譽稱中國古典戲曲活化石的梨園戲，有吸引無數台胞和外國朋友“渡海看戲，文化尋根”的提線木偶，以及海內外泉州鄉親喜聞樂見的高甲戲、打城戲等。其中，樂器是體現海洋文化交流的最權威見證物。今天，文明古國埃及開羅的民間樂團，瑣吶、三弦依然發出美妙的音響，羅馬時期的教堂里，一幅三世紀的掛毯畫面有吹洞簫者，國家博物館陳列的元代瓷盤上，有突厥人在彈奏南音的琵琶，阿拉伯地名有南音之稱，梨園戲的壓腳鼓在伊朗似曾相識，洞簫在日本稱為“尺八”搬上樂壇 … … 凡此種種，都是泉州學研究的極好題材。
還有林林總總的民間什音、大鼓吹、拍胸舞、舞龍舞獅、花燈、彩扎、裝閣 … … 南少林拳術的交融、思想文化領域的交融、商品經濟範疇的交融，都可以看到泉州港以她博大恢宏的胸懷，兼收並蓄著歷史富庶的積澱。還可以從中悟出與泉州古代海外交通、中原移民有很大關係。中原文化流傳到閩南後，既有保留又有變化，即泉州學有源有流，因此它在世界各地區域性文化中有其代表性和典型性。泉州文化的特殊性是中原文化在泉州匯集後又向海外輻射，而非回爐到中原發源地；舶來文化在泉州紮根、發芽後，又孕育出新的文化類型。因此，研究泉州學應放在世界文化領域裡進行考察，剖析這種文化現象形成的核心。
中世紀西方四大旅行家--元代的馬可波羅、伊本 ? 白圖泰、鄂多立克及明代來華的尼可羅 ? 康蒂，前三者都曾涉足泉州，在他們不朽的遊記中，每每驚奇地記述著泉州城的港口貿易、商品生產、風土民情等情況。其它中外名著如：宋人趙汝適的 《 諸番志 》 、元人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汪大淵的 《 島夷志略》、元代義大利人《 馬里諾利遊記 》 、明人何喬遠 《 閩書 》 、明代西班牙人德 ? 拉達 《 拉達出使福建記 》 等，以及正史、野史中，也不乏有關泉州的記載，更為彌足珍貴的是泉州一些宗教石刻、碑銘等歷史文物中，銘勒著阿拉伯文、波斯文、敘利亞文、泰米爾文、拉丁文、八思巴文、西班牙文、梵文等多種文字，這些不可多得的歷史遺篇殘文，與敦煌藏經洞發現的遺書一樣，具有重要價值，對增補史闕、勘正史冊也作出饒足的貢獻，而且這一方面的研究還處於方興未艾的趨勢，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仍時有突破和重要發現。
作為中國第一批 24 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泉州重要的歷史地位已經得到確認。泉州還是古稱“海濱鄒魯”的人傑地靈之所在．歷史上曾薈萃著多少中華英豪。近期出版的 《 泉州歷史人物傳 》 ，選收了 100 位歷史名人小傳，他們是泉州人物星座中的驕子，其中有：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鄭成功、俞大猷 ；有政績卓著的政治家曾公亮、梁克家；有經術湛深的理學家蔡清、李光地；有雄才大略的改革家呂惠卿；有智勇雙全的軍事家施琅；有學識淵博的史學家呂夏卿、何喬遠；有才華橫溢的歐陽詹、王慎中、黃吾野；有勵志篤學的科學家丁拱辰；有敢於向封建倫理綱常衝刺的思想家李贄；有為梯航萬國揚波鼓浪的王延彬、真德秀、趙汝適、蒲壽庚、汪大淵等等，他們的精神、業績、學識和才智等方面，也留給泉州學一份值得弘揚、發掘、整理、研究的文化遺產。
宋元時期的泉州以經濟發達稱為富州，今天泉州有這么一份豐富歷史遺產留給後人繼承，仍然是富州。泉州確實像一處收藏巨碩的歷史大觀園，它的多種交融的文化，如同一面多稜鏡，輻射出異彩紛呈、令人撲朔迷離的光芒。他無我有，他有我特，誘來世界多少著名學者三番五次地到泉州尋覓歷史的蹤跡，而且每次都有新的收穫，都可以採掘到新的礦脈，這不能不視為一種奇蹟。這種非同凡響的特色，就是泉州學仗以持之以恆的生命力，也是泉州學研究最重要的內容。
開展泉州學研究將採取的方式是：專業性研究與民眾性研究相結合，儘量多進行一些社會調查與田野考古。泉州學研究所將和學術界同仁攜手進行這項研究工作，並為推動這一研究起組織、聯絡、協調、服務的作用。立足於現狀，泉州學在短期內不可能獨自開展“經院式”的“閉門造車”，需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聯絡社會各門類、各學科的學術力量，共舉同識，將泉州學的研究工作廣泛地、深入地、系統地開展下去。泉州保留了許多“活化石”，如梨園戲《朱文走鬼》 古劇本，被視為“海內孤本”,“宋元南戲的滄海遺珠”,內容涉及版本、方言、民俗、名物、南戲、南音等諸多學科，人們設計著對這歷史文化寶庫邊開掘，邊陳列，邊充實，邊構築，使其成為南中國最為獨特珍奇的“文淵閣”。但這種現狀在不斷星移斗轉中，如泉州話，泉州人講本地話已不太標準，倒是海外老歸僑有的講得地道。風俗習慣也處於不斷變革中，所以一些項目應立即組織研究。比如對中原文化的南流及向海外發展、閩南文化有個性的地方、中外宗教文化在泉州的交流等問題，都等待系統地進行歷史調查。特別是一些瀕臨斷層脫節的課題項目，更要有清醒的意識，有組織、有計畫地加以搶救。如：有源有流的正統方言，如：不會走樣滲雜的民俗活動。有的經過一番考證，準確地加以復原再現，然後用錄言、錄相等形象化的手法，加上文字整理，以志永久保存。
泉州學研究所將成立兩個委員會，為開展泉州學研究與編輯出版工作的指導和組織機構。其一，聘請一批較有學術成就或對某一課題有專門研究的專家學者，不論外地的或本地的，在職的或離職的，均可作為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或項目研究員，由這些學者和研究所人員擔成學術委員會，共同制定泉州學研究工作計畫。其二，組成“泉州學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負責系列叢書大綱的審議，書稿的審定，安排編輯出版計畫，編校文獻資料及國內外有關泉州學研究論文選輯。這些專著爭取每年出一至二冊。泉州值得著書立說的內容是很多的，宗教文化方面現已出版了 《 泉州伊斯蘭教石刻 》 ，基督教石刻、印度教石刻也有豐富的資料可整理出版專著。泉州陶瓷生產從南朝始至清代訖，有 400 多處古窯址，其中相當部分窯口專為外銷而服務，國外屢見泉州窯遺物出土或出水，學術界期待泉州能提供一部圖文並茂的專著，幫助他們進行比較研究。泉州民間宗教的神明多得出奇，香港大學亞州研究中心 1983 年推出一部 《 香港島區之華人廟宇 》 ，我們也有條件整理一部 《 泉州民間廟宇大觀 》 ，目前廟宇調查已在市區範圍內著手進行。還有戲曲藝術、工藝美術、風土民情，華僑史、航海史、移民史、方言史、思想文化史等等方面，都值得大書特書。這方面的工作，爭取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納入合作研究項目。研究所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發刊 《 泉州學研究通訊 》 和 《 泉州學研究 》 。
學術討論會是對研究成果的大檢閱，也是研究高度升華的催化劑。通過學術討論，可以促進國內外學者間的交流，進行直接對話，共同探討問題，啟迪思維的閘閥。 1992 年 9 月在上海召開第一屆泉州學研究會議，日、港、台和大陸學者與會，論文三十五篇。五年內開成第二屆泉州學研究學術會議，這一屆與會代表應當有國際上的泉州學研究學者參加，以後每隔三、五年能開一屆，每屆有一個中心議題。
繼廈門大學莊為璣教授開設“泉州港考古”專題課後，在澳門華僑總會會長、著名教育家梁披雲先生的倡導下，泉州黎明大學決定舉辦“泉州學專題講座”，作為全校學生的公共課，準備講授海外貿易、宗教、戲曲、思想文化、移民等富有泉州特色的專題，目標在於培養地方需用的文理各科人才，讓學生們更加了解泉州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更好地開發利用這份寶藏。開設泉州學專題講座，別具地方教學的特色，又可達到教學、科研相長的目的。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可以辦成三年制的專修班，並考慮向海外招生。
開展泉州學研究，已引起國內學術界及有關部門的重視，福建省社科聯把泉州學研究列入“八五”規劃重點項目。北京的中國東方研究會號召學術界“行動起來，開展泉州學研究”。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嘉錫在百忙中，還特地為研究所題了字。泉州學研究將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的一項後續活動，以有關資料的蒐集、編纂工作作為導向作用，立足於“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的宣傳，真正達到以文化交流促進中外友好往來的目的。國內一些學術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中國元史研究會、中國南音學會、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以及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社會科學院認為：新興的泉州學既體現著中國傳統科技文化的精華，又反映著中外科技文化的交融。學科發祥地--泉州是歷史上繁盛的世界大港和文化名城，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涵蓋著世界上多種文化、多種民族、多種宗教的豐富歷史遺存，著實堪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的完美體現。宋代泉州市舶司的置設，極大地刺激了古刺桐港的繁榮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今日泉州學的興起，無疑對於重振泉州的古港雄風，促使世界更加了解泉州，以及推動中國市舶司--海關史和海外交通史、貿易史等研究，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對弘揚我國優秀民族文化，繁榮社會科學事業，擴大對外學術交流，也富有積極意義。
（原載於：《中國學術通覽》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