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
泉州市舶司遺址位於鯉城區，據道光《晉江縣誌》記：市舶提舉司在府治南水仙門內。
有關方誌記載：南薰門在市舶司之旁。即今泉州市內水門巷竹街南薰門（水門）遺址西北，西到水仙宮，東到三義廟，北到馬坂巷洪厝山。泉州港興於唐，盛於宋元，衰於明中葉。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朝廷設立福建市舶司於泉州。尚續到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才遷往福州。福建市舶司在此的四百年間，管理著泉州諸港的海外貿易及有關事務。
市舶司內原有著名的“清芬亭”一座，南宋初傅伯成等名人曾有詩吟詠，是一座戒貪、頌廉亭。市舶司東側即市舶庫，西南即水關、鵲鳥橋，西為水仙宮，市舶司遷榕城後，司荒廢，後漸為民居，現僅存遺址。
水門水關，在竹街西，北為鵲鳥橋。南宋紹定三年（1230年），泉州知州游九功沿破腹光建翼城，以翼衛羅城，水門水關即建於斯時。
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臨郡契玉立南拓羅城以就翼城，在德濟門至臨漳門中間水關左建南薰門。南薰門水關，原高約5米，寬3.5米深2.7米，拱券，條石砌頂，券頂即是城牆。水關後有石閘門，其長石槽尚存。水關上的城牆，1956年拆除。而橋北的鵲鳥橋至今尚存。原六板橋已改成水泥橋，橋旁濠溝尚存一、二巨大石欄桿。
宋至明時，遠洋商船的人員，其貨物往來，可通過小船，沿晉江、破腹溝、水關，濠溝直達市舶司報關。
市舶司及水關是泉州港的重要遺址，亦是泉州港繁榮的歷史見證之一。
史話
市舶司是我國古代管理海上對外貿易的政府機構，市舶司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統一管理對外貿易事務，其主要官員“市舶使”及其下屬由朝廷任命。
泉州是我國東南沿海的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是中世紀世界著名的貿易港口。泉州城形似鯉魚，遂被稱為“鯉城”，又因環城遍栽刺桐樹，故又稱“刺桐城”。
根據史書記載，早在南朝時期，泉州就已有同外國的交往活動。唐朝時，政府設立“市舶使”來管理國際貿易。當時，泉州已成為繼廣州、交州之後，中國對外交通的第三個貿易港口，但唐朝政府未將“市舶使”設在泉州。五代時，割據福建的“閩王”王審知重視海外貿易，泉州地方官便把發船到海外經商視為官府的財政來源，泉州的海外貿易逐漸興隆起來。此後一直到北宋建立前，泉州的海外貿易得到長足發展，泉州作為我國重要貿易港口的條件日趨成熟。
北宋時，中國結束了五代軍閥割據的分裂狀態，國內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宋王朝對海外貿易實行獎勵的政策，泉州港由此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而迅速發展起來，並超過明州（今寧波），成為僅次於廣州的全國第二大港口。北宋元?二年（公元1087年），福建市舶司設於泉州。
此時，通過泉州港同我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國家已達到40多個，包括大食（今阿拉伯）、占城以及南洋諸國。其中，有許多阿拉伯人就在泉州定居，繁衍後代。
南宋時期，泉州港進入其發展的鼎盛時期，泉州市舶司的業務也隨之繁榮。據《晉江縣誌》記載：“趙崇度提舉市舶司，度與郡守真德秀同心劃洗前弊，罷扣買，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公元1128年至1134年），泉州所交的稅金相當於當時全國收入的1/10，而這與泉州港貿易的繁榮及市舶司的管理是分不開的。
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壽庚“提舉泉州市舶司”，他利用這個職位為自己謀私利，壟斷泉州港的香料貿易近30年，為自己聚斂了無數財富。
據史料記載，蒲氏家族在一次貿易中被劫匪搶走的貨船就達400艘。這些資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當時泉州港海外貿易的興旺以及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此外，一些外國人的記述也證明了當時正處於鼎盛時期的泉州港的繁華景象。義大利航海家馬可・波羅在他那本著名的遊記中寫道：
“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像。”
明王朝建立後，戰亂和倭寇、海盜的侵擾嚴重影響了泉州港的貿易交流，泉州港逐漸走向沒落。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福建市舶司遷往福州，從而結束了泉州市舶司的歷史。自北宋元?二年（公元1087年）至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近400年間，泉州市舶司管理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簽證、檢查、徵稅等事宜，同時兼有海關、外貿局、港務局等部門的職能，為泉州港乃至我國的對外貿易、經濟發展以及對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我國古代航海和外交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