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問題論爭
正文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題為《論新階段》(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提出了“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緊密地結合起來”，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號召；雖然並非專門針對文藝問題，但在文藝界引起熱烈反響。從1939年初開始，首先在延安及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展開討論。延安的《新中華報》、《文藝突擊》、《文藝戰線》，晉察冀邊區的《邊區文化》等，相繼發表了艾思奇、何其芳、柯仲平、蕭三、 冼星海、沙汀、 劉白羽、勞夫、陳伯達等人的文章，聯繫利用舊形式問題，圍繞著創造文藝的民族形式展開了討論。稍後，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陣地》、《西線文藝》、《文學月報》、《大公報》、《國民公報》、《新蜀報》等報刊上，發表了黃繩、巴人、張庚、羅蓀、魏伯、馮雪峰、王冰洋等人的文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召開了有艾蕪、魯彥等人參加的座談會。在香港地區，以《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為中心，召開了座談會，開闢“創造文藝民族形式的討論”專欄。黃藥眠、 杜埃、宗珏、 黃繩、袁水拍等人紛紛著文討論。最初階段的討論，在如何建立民族形式問題上已有明顯的意見分歧，但尚未形成論爭。正當民族形式問題討論方興未艾之時,1940年初,毛澤東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新民主主義論》），進一步提出了“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繼承,既強調“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又反對“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指出應當“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對於正在開展的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進一步指出了明確的方向，推動討論的深入。
國民黨統治區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由意見分歧發展成為論爭。1940年3月24日，向林冰在重慶《大公報》副刊《戰線》發表了《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強調要以民間形式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葛一虹在《文學月報》第1卷第3期上發表《民族遺產與人類遺產》，對此表示異議。由此引起了一場範圍十分廣泛的論爭。最初主要圍繞著所謂“中心源泉”問題，涉及到民族遺產的批判繼承、“五四”新文學的歷史功過等。
一種意見以向林冰等人為代表，他們重視利用民間的舊形式。認為“民間形式的批判運用，是創造民族形式的起點，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則是運用民間形式的歸宿”（方白《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在“民間形式”嗎？》），他們把創造民族形式與“五四”新文學對立起來，對後者作了較多的否定。認為新文學是“以歐化東洋化的移植性形式代替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畸形發展形式”（向林冰《再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另一種意見,批評了向林冰在利用舊形式、對待“五四”新文學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卻又無視舊形式中的精華和新文學本身存在的缺點，一方面對舊形式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另一方面又認為“新文藝在普遍性上不及舊形式”，其原因不在於新文學本身，“主要還是在於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長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眾的知識程度低下的緣故”，因此，如果新文學利用舊形式，就是“降低水準” (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謂“民間形式”嗎?》)。在對待舊形式和新文學的問題上，胡風基本上也是持後一種觀點。批評了對於民族遺產的全盤繼承的錯誤觀點，但是卻認為民間文藝“本質上是用了充滿了毒素的封建意識來吸引大眾”，認為“五四”新文學是從“世界進步文藝”“接受了思想、方法、形式”，是“移植”過來的。（《論民族形式問題》）。
1940年底，關於“中心源泉”的論爭基本上平息下來，對於創造民族形式問題的探討，進一步向深廣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和桂林召開了關於戲劇形式問題座談會。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兌》，茅盾的《舊形式、民間形式與民族形式》，以及潘梓年、胡風等人的文章，逐漸地接觸到問題的實質，在當時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中國文化》、《草葉》和晉察冀的《晉察冀日報》、《華北文藝》等報刊上，發表了田間、左唯央、孫犁、蔣弼、劉備耕、王實味等人的文章，聯繫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民眾文藝運動和秧歌劇等實際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主辦的《中央周刊》、《文藝月刊》、《民族文化》等報刊上，也發表了唯明、鄭學稼等人的文章，對民族形式問題的提出與討論持否定態度。他們主張“中國現在需要的文學,是說明‘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怎樣表現這一內容，任何文學形式都可以的”（鄭學稼《論民族形式的內容》）。
這次論爭在十幾個城市，40餘種報刊上展開，發表了約200篇文章與專著,召開了十多次大型座談會，有近百名作者參加了討論，涉及到從理論到創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通過討論對於正確認識與解決文藝的民族化與民眾化問題，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澄清了認識上的模糊與偏差，絕大多數人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對於創作實踐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主要缺點是比較偏重於形式的討論，對內容的重要意義重視不夠；在遺產繼承問題上有形上學觀點；特別是對於作家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在創造民族形式上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