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愷是孫中山最親密的戰友,辛亥革命的偉人。作為他的女兒,廖夢醒(1904-1988)一直是中共的秘密黨員。但當她回到解放了的土地上,開始為新中國工作時,在工作和生活上卻面臨種種困難和考驗。本書作者以女兒的眼光,真實地記錄了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人生故事。 “孫夫人還在上海” 從1948年底起,香港黨組織租了往返香港與東北的外國貨輪,把民主人士分批送去解放區,為召開新政協做準備。潘漢年派人為我家安排北上事宜。外婆何香凝、媽媽廖夢醒帶著我們幾個孩子離開香港,於1949年4月11日抵達北平。 在站台上,媽媽首先看見了周恩來、鄧穎超、林伯渠,還有許多先期到達的民主人士及早期的黃埔軍校學員,他們熱情地上前和外婆握手。媽媽出生在香港,入黨後長期在白區工作(充當我們黨與宋慶齡之間的聯絡員),這是第一次踏上解放了的土地,熱烈的場面令她感動得落淚。出站的時候,鄧穎超拉著媽媽的手說:“你一直當秘密黨員,現在北平已經解放,你的黨籍可以公開了。”媽媽說:“上海還沒有解放,孫夫人還在上海,公開我的黨籍是否會對她不利呢?”她表示還是過一陣再公開為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來一再寫信給宋慶齡,請她北上,並派鄧穎超專程去上海迎接,媽媽陪同前往。到上海後,鄧穎超讓媽媽先去和宋慶齡打個招呼。當媽媽身穿灰布制服,頭戴灰布軍帽出現在宋慶齡面前時,她還以為來了一個女兵,媽媽叫了聲“Aunty”,她發現是我媽媽,這才笑了起來。 1949年7月23日,我從華北大學畢業。當時南方許多地方剛解放,急需幹部,很多學員報名參加“南下工作團”,我也躍躍欲試。聽動員報告時,我知道區隊長鬍華要去中央開會,便從筆記本撕下一張紙,匆匆寫了幾個字,托胡華帶給周恩來。沒想到當天周恩來就派人送來回信: 李湄: 七月二十三日來信收到。你是否應該立即工作還是繼續學習,應由學校負責機關及你所屬的團組織來決定,我們不應從旁干涉的。你要問我個人的意見,我不反對你工作,但工作地區不宜離開你媽媽太遠。到民眾中去,北方也有民眾啊! 誰都知道,周恩來從來不照顧自己的親戚,可是他對我媽媽的照顧卻細緻入微。而最大關懷,莫過於把我留在了她身邊,以及在“文革”中保護了她。這兩件事媽媽當時都是不知道的。 新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開幕了。外婆何香凝、舅舅廖承志和媽媽廖夢醒都參加了會議。一家出三個代表,一時傳為佳話。 “讓我當秘書吧” 在北京安定下來後,鄧穎超安排媽媽去全國婦聯工作。當時婦聯國際部部長是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除了她之外只有一個叫戚雲的人。楊之華對我媽媽說:“國際部現在只有我們三個人。我是部長,你是副部長,戚雲是秘書。”媽媽從來沒有當過什麼“長”,聽楊之華這么一說,便誠惶誠恐地提出:“副部長我當不了,讓戚雲當副部長,我當秘書吧。”媽媽是個直率的人,說這話並不是客氣,是她的真實想法。 媽媽負責的第一件工作,是為亞洲婦女代表大會在中山公園搞一個展覽。媽媽不熟悉新的工作環境,遇到了許多具體問題,如:預算經費只到位十分之一;做木架的商家追著要錢,想請示領導,卻到處找不到人。一天晚上,下起小雪,媽媽看著工作人員給蘇聯館蓋好油布才回家,到家已經很晚。剛要睡下,有人來電話說蘇聯館塌了,嚇得媽媽趕緊冒著雨雪跑去。一看,展覽館好好的,根本沒事,是有人在作弄她,媽媽氣得掉淚。到做總結的時候,又有人批評媽媽是事務主義,媽媽很委屈。 那時媽媽的黨員身份還沒有公開,協助她工作的幾個人是基層來的小青年,其中一人說媽媽是“民主人士,不會辦事”。媽媽反駁道:“我參加革命的時候你還是個孩子呢。”為此,回到國際部,媽媽受到批評:“缺乏組織性紀律性,暴露秘密黨員身份。”不知為什麼,媽媽的黨員身份直到1953年才公開。 建國初期,即便是媽媽這樣的老黨員,也因受過西方教育,長大後有很多舊的習慣,而成為另類,人們背後說她是“黨內民主人士”。媽媽不習慣老區的思想教育方式,她也不善於在會議上作長篇大論的發言??而這些都是當領導的不可或缺的本事。因此,媽媽當領導,就像被放在爐子上烤一樣。一天,有人當面對她說:“你根本沒有資格當副部長!”媽媽就找鄧穎超:“本來我就沒有能力去領導別人。我的能力大概只能去打字。領導不用顧慮我沒犯錯誤不好降我的職,如果分配我去當打字員,我也願意。”鄧穎超安慰媽媽不要胡思亂想。 搞展覽會的時候,媽媽每天很晚才回家。到家時,外婆已經就寢。外婆習慣於子女每天早晨向她道早安,晚上向她道晚安,現在多少天也見不到媽媽人影,外婆很不高興,以為媽媽在故意躲她。外婆是個直腸子,高興不高興全擺在臉上。媽媽難得一天早點回家,外婆也不給她好臉色。媽媽後來說,這段日子很不好過,“在機關看白眼,回到家看黑臉”。 媽媽決定搬到機關宿舍去住。那時大家都吃食堂。媽媽吃不慣北方飯菜,得了神經性胃病,每頓飯後都嘔吐。心理學家丁瓚給媽媽看過病,他告訴舅舅,媽媽有抑鬱症,發展下去後果堪虞。舅媽把這情況告訴了我,要我注意媽媽的情緒,我很震驚。那時我只有十幾歲,還不懂得媽媽的痛苦。爸爸李少石已犧牲多年,有同志勸她再婚,但是她忘不了爸爸,也怕我不接受,就拒絕了。 機關常常要填各種表。每次填表,“出身”這一欄都使媽媽犯難。外公畢生跟孫中山搞民主革命,孫中山是共產黨肯定的,外公是“革命先烈”,也是共產黨承認的。但外公又是國民黨的高官,而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人。媽媽搞糊塗了。結果,她在“出身”一欄里填的是??“革命官僚”。 媽媽開始寫東西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媽媽百病纏身在家休養時,開始寫些東西。1957年外公八十誕辰,媽媽在《工人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父親廖仲愷之死》的文章。不過,那時她主要搞翻譯,譯作大多登在《人民日報》副刊。可惜她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可能廣泛接觸外文書籍,便只能降格以求,逮住什麼翻什麼。 媽媽精通英語和日語。在家休養,沒有誰要求她去研究日本問題。可是她在日本長大,熟悉日本,覺得應該去研究。她在一個小本里記錄下各種各樣的日本問題,包括:日本勞工運動狀況、日本人修改憲法的鬥爭、日本的舊家族制度、日本農村婦女問題、日本的“兒童憲章”等等,應有盡有。媽媽總是自覺自愿地做這做那,不是為了給別人看,而是出於一種責任感。 上世紀60年代,“末代皇帝”溥儀寫過一篇日記:“下午,遇廖夢醒,勉勵要不斷努力、上進、爭取,如能入黨,更是驚人創舉。改造中,自己雖有進步,主要更在於現在和將來的努力……”這篇日記後來公開發表,題目是《應永記廖大姐最懇切的期待》。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媽媽去協和醫院探望病人,在走廊里遇到了溥儀,媽媽和他握手問候之後,就直截了當誠懇地鼓勵他好好改造,說以後還可以爭取入黨。溥儀大為感動,回家當即寫了這篇日記。我想,溥儀所接觸到的人,不是向他點點頭,“今天天氣哈哈哈”,就是乾脆什麼都不說,誰也不會像我媽媽那樣,在人來人往的走廊里與他大談思想改造,還鼓勵他入黨。溥儀一定覺得媽媽與眾不同,特別真誠。媽媽其實口才並不好,她不善辭令,但她的真誠常常感動別人,就像一團火,誰來熔化誰。 1963年外婆當選人大副委員長,《何香凝傳》就是這時提上日程的。媽媽接受了幫助寫作班子收集材料的任務。“文革”前幾年,媽媽主要就是幹這件事。“文革”開始後,寫傳計畫告吹,1969年媽媽隨時可能被逐出北京,她就將辛苦收集到的一大箱材料送到外婆家保存。 家傳的“遲鈍” 媽媽晚年除擔任政協委員外,還有一堆不用理事的“理事”:中國保衛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日友好協會理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好在她並不把“官職”之類放在心上。廖家的人好像對此都相當遲鈍,從外公開始,外婆、舅舅都如此。對於自己朋友,媽媽也搞不清誰是什麼“官職”,她只知道這人是“重慶時代”的朋友,那人是“上海時代”的朋友,這就夠了。媽媽不習慣官場習氣。我手上有一封信,是外婆的秘書廖承慧寫給媽媽的,廖承慧是媽媽的叔伯妹妹。她在信中對媽媽說:“廖主任”(即舅舅)如何如何,“何副委員長”(即外婆)如何如何,媽媽看了很反感,她在信上批了兩句:“這是什麼意思?你把自己從廖家出族了么?”但批完後,信並沒有退回承慧姨,媽媽只是抒發自己的不滿而已。 媽媽的價值觀與眾不同。別人看重的,她未必珍視;別人覺得沒什麼的,她卻很珍惜。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家用小電器很吃香,海外親友送的照相機、按摩器、果汁機等等,她隨便放在櫃裡,可是東京淺草老太太送的小扇子卻寶貝似地鎖了起來。一次,我問她:“中國名人你認識不少,外國名人你認識哪些呢?”她想都不想就答:“羅森醫生。”我很意外,說:“他又不是名人,只是醫生。”她認真地說:“他是個有名的耳科醫生呀!”薩繆爾?羅森醫生是美中友協創始人之一,宋慶齡的朋友,他訪華時宋慶齡請他給媽媽看過耳朵。 曾祖父李勝在廣州河南龍光里有一排房子,是三個門牌號相連,其中龍光里10號二樓留給我爸爸作遺產。1972年祖母去世,媽媽把龍光里10號二樓,連同裡面一廳兩房的全部紅木家具,統統捐給了政府。 我家的家具卻是上世紀50年代公家配發的舊家具,到80年代,已經破爛不堪。兩張沙發兩邊的扶手也磨得露出棉花。改革開放後,常有來自海外的親戚朋友到家裡探望媽媽。每次來客人,就得找出一些花花綠綠的小布,鋪在沙發扶手和後背上,並蓋住亂七八糟的雜物架。好在經過我一番打點,客人們照出來的相片還挺像樣。1984年媽媽在北京醫院住院的時候,隔壁住的是媽媽在香港地下黨時的同志林澗清,他得知我們有這些瑣碎的難題,就??會堂退役的沙發,還好心地加了兩條地毯。 1984年媽媽被調整為副部級待遇。據說,是因為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對媽媽單位的人說,廖家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很特殊的家族,老一代的人已經沒有了,這一代也因廖承志去世,只剩下廖夢醒了,應該善待她。媽媽這時已行動不便,但提高待遇之後,大米和牛肉有了保證。 媽媽在家裡可是一貫享受“高幹”待遇。我們家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稀罕食品,要集中供應媽媽,自我以下各輩人等不能分享她的專用。這些專用食品,孩子們稱之為“婆婆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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