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此時，習仲勛剛從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崗位上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的職務。他接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後，立即通知秘書長張德生召開西北局統戰部幹部會議，親自傳達中央指示，並對陝甘寧邊區如何貫徹中央指示進行了周密的部署。陝甘寧邊區一直處於國民黨部隊的包圍之中。它的南面是蔣介石嫡系胡宗南的20萬大軍，西面是馬鴻逵的兩個騎兵師，北面是國民黨晉陝綏邊區指揮部及其所屬二十二軍和保九團，東面則是滔滔黃河，與晉綏解放區隔岸相望。當時的陝甘寧邊區有22個縣的建制，150萬人口，兩萬多軍隊。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形勢非常嚴峻。
橫山起義習仲勛是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對邊區及其周邊的情況了如指掌。他在分析形勢的時候指出：敵人的力量和裝備都比我們強，但是我們是革命的隊伍，得到廣大人民民眾的支持，特別是我們有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揮，我們是能夠打敗敵人的。為了保證自衛戰爭的勝利，我們必須發動民眾，做好戰備工作，同時要根據中央最近的指示，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特別要加強對國民黨部隊的策反工作。他進一步著重就如何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統戰策反工作作了具體細緻的分析。他說：從周邊形勢來看，北線是敵人的薄弱環節，那裡駐紮的是國民黨的二十二軍和保全團，都是國民黨的“雜牌軍”，與蔣介石和胡宗南有矛盾。“雜牌軍”內部也有矛盾，而且封建意識濃厚，從井岳秀(辛亥革命以後派駐陝北的鎮守使，二十二軍的創始人)到現在的左協中(二十二軍軍長)，一直是以鄉情、親情為紐帶，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和他們有過較好的統戰關係，現在我們要儘可能保持這種關係，並且要衝破他們的封建意識，利用他們和蔣介石、胡宗南的矛盾，對他們進一步做工作，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人，特別是那些具有愛國思想的官兵，和我們站到一起，反對蔣介石，反對內戰，反對榆林地區的親蔣分子和特務分子。這項工作做好了，對我們粉碎蔣介石、胡宗南的進犯是非常有利的。
會議經過討論做出決定，由西北局統戰部和綏德地委統戰部具體負責對榆林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抽調關中分區幹部師源擔任綏德地委統戰部副部長，協助和加強對榆林國軍的策反活動。會後，習仲勛又派延屬地區專員曹力如和綏德地委副書記劉文蔚北上榆林，與胡希仲取得聯繫，了解榆林上層具體情況，特別是第二十二軍副軍長兼陝北保全指揮官胡景通和副指揮官胡景鐸兄弟的動態，以便爭取和策動他們在適當的時候舉行反蔣起義。
胡景通和胡景鐸是著名愛國將領、舊民主主義革命家胡景翼將軍的胞弟，排行為五、為六，人稱“胡老五”、“胡老六”；胡希仲則是胡景翼的兒子，人稱“胡大少”。胡景鐸和胡希仲年齡相差無幾，他們與習仲勛不僅是富平同鄉，而且曾在立誠學校同學，青年時代在一起參加過革命活動，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後來他們雖然各奔東西，但仍不絕書信往還。胡景鐸和胡希仲兩叔侄思想進步，早有投奔邊區參加革命隊伍的願望，因為革命工作的需要，黨組織曾指示他們繼續留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國民黨部隊中，借重胡景翼的影響，為抗日進行統戰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他們先後回到了富平，率領部屬和家鄉子弟千餘人北上榆(林)橫(山)地區，暫棲國民黨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將軍麾下，胡景鐸受任陝北保全副總指揮，胡希仲受任晉陝綏司令部參議。他們的目的是要投奔陝甘寧邊區，參加革命。他們到達榆橫之後即與習仲勛秘密聯繫，希望得到習的支持和幫助，所以習仲勛派遣曹力如和劉文蔚帶著他的親筆信去榆林與胡希仲見面。
胡希仲向曹力如和劉文蔚報告了榆林國民黨上層動態。他說：八十六師是二十二軍的主要力量，新任師長徐之佳是軍統特務，是蔣介石派來監視鄧寶珊並進行反共活動的主要人物。鄧寶珊將軍目前對國共紛爭抱觀望態度，尚無公開反蔣跡象，而他五叔胡景通是聽命於鄧寶珊的，現在策動他們舉行起義的條件尚不成熟。而胡景鐸則不同，他既已表明了堅決反蔣的態度，又在他的部隊中秘密聯絡了一批進步分子，隨時準備投奔邊區。因此，由胡景鐸發動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請習仲勛速派人去橫山縣波羅堡(陝北保全指揮部駐地)與胡景鐸聯繫。
曹力如和劉文蔚把他們了解的情況向習仲勛作了匯報，習仲勛當即決定把對北線國軍的策反重點放在胡景鐸身上，並派師源去波羅面見胡景鐸。
師源與胡景鐸也是老同學、老朋友。故友相逢，無所不談，雙方很快達成了一致。胡景鐸明確表示，他決心跟共產黨走，他的一切行動聽從習仲勛同志的安排，並請習仲勛同志幫助他早日加入革命隊伍。師源完成使命後即回綏德。
1946年時的習仲勛
習仲勛親自到綏德聽取了師源波羅之行的詳細匯報。隨後，他又召集綏德地委常委會議，共同研究如何幫助胡景鐸起義的問題。習仲勛在會議上對策動胡景鐸起義的意義和起義準備工作，作了詳細分析與說明。他說：毛主席對我們北線工作非常重視，目標是解放榆橫，為邊區自衛戰爭取得更多的迴旋餘地。現在我們統戰工作的重點在波羅，把那裡作為策反的突破口。胡景鐸這個人思想比較進步，是可以相信的，我們要繼續做工作，給他提供幫助，爭取他在時機成熟的時候起義過來。這件事情辦好了，可能影響很大，有利於我們徹底解決北線問題。習仲勛指示師源再去波羅與胡景鐸商議，在他的部隊里建立黨的組織，作為起義的核心力量，再從邊區派一批政工幹部和軍事幹部到他的部隊，為起義做準備。他說，我們的方針是“建黨建軍，準備力量，長期隱蔽，待機而動”。
1946年整個夏天，按照習仲勛的部署，從綏德到波羅，圍繞著胡景鐸起義展開了頻繁的秘密活動。
5月間，由習仲勛介紹，經黨中央批准，胡景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根據胡景鐸的要求，入黨日期定於7月1日。
接著，中共中央西北局討論了胡景鐸提出的黨員發展名單，批准李振華、姚紹文、張亞雄、許秀歧、李振英、楊漢三、魏茂臣等同志入黨，入黨日期定於8月1日。與此同時，由邊區延屬分區和綏德分區抽調的40多名軍政幹部，以各種不會被敵特察覺的方式進入波羅、石灣等陝北保全團駐地，由張亞雄、李振英等地下黨員“合情合理”地安排到各個連隊，秘密進行宣傳和聯絡工作。
6月底，蔣介石發動了全面內戰，向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原、東北、華北、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等各個解放區發動進攻。
陝甘寧邊區周圍的形勢更加緊張起來。胡宗南在南線加緊調集兵力，把戰車推向邊區門口，同時命令北線的部隊向邊區進攻，企圖對邊區形成南北夾攻的態勢。但當時，胡宗南還有六個師遠在河南和陝南，一時不能到達進攻邊區的前線，因而短時間內還無力對陝甘寧邊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在習仲勛向毛澤東匯報邊區戰備情況和對北線敵軍進行統戰工作情況的時候，毛澤東指示他：抓住時機，進一步加強對北線敵軍的統戰工作，同時集中兵力組織北線戰役，用軍事與政治相結合的辦法解決北線問題，以便集中力量對付胡宗南的進攻，並為邊區自衛戰爭擴大迴旋餘地。
習仲勛深刻理解毛澤東的這一重大決策。7月1日，他在延安花石砭召集西北局常委會議，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集中討論了策應胡景鐸起義和組織北線戰役的問題。會上大家一致同意習仲勛同志的分析，即榆橫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力量比較薄弱，但與胡宗南互相配合，南北呼應，是對我後方的嚴重威脅；特別是橫山縣內的石灣、高鎮、武鎮等地，是敵二十二軍和陝北保全指揮部的前哨據點，像插進我邊區的幾把刀子，戰時將直接妨礙我軍在陝北的活動。因此，策應橫山起義，組織北線戰役，消除北線國軍對我的直接威脅，進而為解放整個榆橫地區創造條件，這對於邊區自衛戰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我們對榆橫敵軍的統戰工作已經取得了成效，以胡景鐸為首的進步力量已經表明了堅決反蔣和積極靠攏我黨的態度，在其部隊里已經做了一定的準備工作，組織和發動武裝起義的條件基本成熟，加上我們把接應工作做好，成功的把握很大。但是，整個形勢是敵強我弱，加之榆橫地區的情況十分複雜，我們要對組織起義和接應起義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想得多一些，行動計畫應十分周密。會議經過討論提出了三種行動方案；第一，在解放軍的支援下，力爭橫山起義取得全部勝利，勝利後乘勢奪取榆林，徹底解決北線問題。第二，起義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還不能對榆林組織有效的進攻，就先解放無定河以南地區，使榆林失去西南屏障，待條件許可時再進攻榆林。第三，起義一旦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胡景鐸立即撤出原防，率領他的骨幹部隊進入邊區，邊區予以接應。
會議還做出了兩項相應的決定：一是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代司令員王世泰、副政委張仲良負責北線戰役的準備，支援和接應橫山起義；一是派西北局統戰部范明處長到綏德，準備去波羅與胡景鐸協商起義的具體計畫。
8月下旬，習仲勛作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司令員賀龍去晉綏解放區指揮作戰)，與王世泰、張仲良等軍事領導幹部舉行會議，按照花石砭會議精神，討論了北線戰役的部署問題，成立了北線戰役作戰指揮部，由王世泰和張仲良分別擔任正副指揮，負責制訂作戰方案，指揮作戰。會後，習仲勛向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呈遞了一份有關北線戰役的方針和計畫的書面報告。毛澤東於9月2日批示：“即照所定方針去做。”北線戰役的計畫得到毛澤東批准後，習仲勛立即到綏德檢查戰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並指派范明帶上他的親筆信去波羅會見胡景鐸，傳達黨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並就武裝起義的具體計畫當面商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