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是實證會計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繼公司財務學的有效市場假說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產生以來，國外會計學界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大量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轉型經濟國家的固有特徵，因而不能達到解釋和預測轉型經濟國家會計實務的目的。
基於上述原因，論文運用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方法探討我國轉型經濟時期上市公司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的盈餘管理、契約動因、經濟後果、審計鑑證和公司治理等一系列理論和實務問題，進而為我國上市公司的證券市場監管提供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
論文的研究工作從層次上分為三個部分，相應的研究內容和結論如下：論文第一部分包括第2章和第3章。其中，第2章在介紹和評析選擇性不實財務披露假說、企業契約理論、經濟後果學說以及無效應假說和機械性假說的理論紛爭基礎上，運用規範分析方法探討了上述理論學說(或假說)與會計信息及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的相互關係。第3章運用規範分析方法探討了與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有關的概念框架，分析了我國上市公司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的相關制度背景，構建了後續實證各章的實證研究架構，並提出了堅持一致性原則的三點理由和更為廣泛的“廣義會計政策一致論”觀點和傾向機械性假說的基本理由。論文第二部分包括第4章到第11章。
該部分是整個論文的核心，其中，第4章通過研究樣本和控制樣本的一一配對，並運用均值檢驗、Wilcoxon符號等級檢驗以及Logistic回歸方法檢驗了我國上市公司收益平滑、巨額沖銷和政策誘增式盈餘管理的產生動因。結果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在總體上存在利用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的收益平滑、巨額沖銷和政策誘增式盈餘管理行為，其收益平滑存在利潤遞增式特徵且影響因素包括與之正相關的企業規模、收費限制和報酬契約；巨額沖銷行為的影響因素包括與之負相關的企業規模和與之正相關的董事變更比例；政策誘增式盈餘管理行為的影響因素除政策性誘因外還包括與之負相關的政治成本、債務契約和與之正相關的報酬契約及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第5章首先在研究樣本和控制樣本的一一配對基礎上，套用單變數檢驗和Logistic回歸方法檢驗了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與否的主要影響因素；然後單獨就研究樣本進行了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程度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最後通過實證檢驗結果及問題討論：在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與否的符號檢驗層面證實了報酬契約假設，在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的程度檢驗層面證實了政治成本假設、債務契約假設和股利限制假設並同時在上述兩個層面證實了工會勢力假設。第6章首先從符號檢驗層面探討了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對年度盈利可預測性的長期影響，然後從程度檢驗層面探討了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對年度盈利可預測性的短期影響，最後結合中國證監會對我國上市公司盈利預測誤差的處罰規定，探討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對盈利預測誤差的相機選擇行為，結果發現：巨額沖銷和政策誘增等惡意會計政策變更改變了年度盈利的長期可預測性，同時巨額沖銷公司的盈利預測可能存在嚴重高估，並且當管理層的負預測誤差超過20％時，管理層往往會採取提高當期利潤的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來降低盈利預測誤差。
第7章運用均值檢驗、線性回歸和事件史研究方法，並結合利用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所進行的收益平滑、巨額沖銷以及政策誘增式盈餘管理特徵，檢驗了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的信息噪音以及長期和短期的市場反應，結果發現：我國上市公司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的短期市場反應和長期市場反應均為正；利用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的巨額沖銷和政策誘增式盈餘管理行為均存在明顯的信息噪音；我國投資者並不像無效應假說所假定的那樣能“透過數字看出本質”，與之對應的機械性假說得以證實。第8章首先借鑑基於成長期權的企業價值評估模型和基於效用理論的討價還價模型，詳細分析企業價值變化的方向以及企業相關各方財富轉移的途徑；其次運用上市公司數據和實證檢驗方法檢驗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對企業價值和相關各方利益分配的實際影響，其理論模型分析表明：企業股東和管理層利用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進行收益平滑、巨額沖銷和政策誘增式盈餘管理增加了企業的價值，降低了債權人的價值，進而增加了股東的權益價值；其實證檢驗發現：WattsandZimmerman關於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將使得債權人財富向股東轉移，股東財富向經理轉移這一猜想的經驗證據。第9章從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的意見分歧層面，運用均值檢驗、正交分析和Logistic回歸方法，探討了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對會計師事務所變更的影響，結果發現：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對當期利潤的影響程度以及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的性質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意見分歧的主要方面，該兩項因素是導致主審會計師事務所變更的主要原因。第10章在——配對的基礎上運用均值檢驗和Logistic回歸方法檢驗了我國註冊會計師因上市公司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而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主要考慮因素，結果發現：利潤影響程度、有無盈餘管理動機、審計風險程度和審計客戶規模是會計師事務所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主要考慮因素，其中前三個變數與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正相關，後一個變數與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負相關。第11章針對以政策誘增和巨額沖銷為目的的惡意會計政策變更樣本，運用均值檢驗、正交分析和Logistic回歸方法，探討上述惡意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司治理特徵，結果發現：國有股“一股獨大”和來自控股股東的董事比例與前述兩類非正常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正相關。論文第三部分包括第12章和第13章。其中，第12章主要結合股權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中國上市公司特色，將自願性政策變更作為一個可觀測變數，通過建立單委託和雙重委託代理模型，詳細分析了降低代理成本的基本途徑，其理論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在股權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中，當控股股東或大股東不能觀察到經營者的工作努力水平以及中小股東不能觀測其代理人——控股股東的努力水平時，將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視為一種信息傳遞機制，分別寫入控股股東或大股東與經營者、中小股東與其代理人之間的激勵契約中，減少總代理成本，提高公司價值。論文第13章的研究內容主要是在總結論文第二部分實證研究結論的啟示基礎上，從完善我國會計制度、審計法規以及證券市場監管入手，提出規範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特別是惡意會計政策變更的政策建議。這些政策建議包括：1)繞過利潤表和持續披露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影響金額的會計制度變革構想；2)完善我國獨立審計準則、強化註冊會計師風險意識和加強審計市場監管的審計法規建議；3)用持續經營利潤替代淨利潤指標、規定資產負債率的合理範圍以及進一步推進監管政策的市場化改革等證券監管制度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