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子棟

1971年，鐵路通到施工現場，煉鋼、初軋等廠數以萬噸的設備，無處堆放，車皮嚴重積壓。 1972年底，楊分管大後勤工作，供應面更寬了。 經10個月的奮戰，於1974年6月洪水到來之前，十九冶幾萬職工喝上了標準的淨化水。

楊子棟，1922年出生，吉林省扶餘縣人。1946年參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股長、經理、主任、副縣長、代縣長；1953年，調重工業部有色局第一工程公司任副主任、辦公室主任；1956年由哈爾濱調任武漢冶金化學建築總公司機械處副處長；1959年調冶金部基建司任機械處副處長。 1969年4月，楊從冶金部來攀枝花，任十九冶供應公司革委會主任。到任不久，就碰上該公司職工與一冶支援攀鋼建設的部分青工發生的“6.1l”大型武鬥致死人命事件。楊不怕派性威脅，親自組成強有力的專案班子，認真調查。終於把武鬥策劃者和兇手查出，予以法律制裁，安定了人心，穩定了局面。
中央要求攀鋼1號高爐1970年“七一”出鐵。來自全國26個省市近20萬噸的設備、材料，其中有數萬噸超長、超高、超重、超寬的大型設備，在鐵路未通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山區公路，從昆明運進施工現場。為保證供應，他以“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為立足點，在昆明建起150人的轉運站，解決車輛調度、設備轉運及裝車緊固；他晝夜堅守崗位，精心組織32台大型載重汽車和多台大拖車，對參戰司機抓好使命教育，對“四超”設備的運輸，先行模擬試驗。運選礦廠的大型天車，件長26.5米，重42噸，沿途困難不少，參運人員只好帶上鍋碗瓢盆和柴米油鹽，前面用信號車開路，後設護尾隊，風餐露宿11天，方把大天車運入施工現場。運高爐大鐘路過一平浪，受鐵路橋阻擋，他求助鐵道兵用推土機將路面鏟低後方勉強通過。礦山有24台大電鏟，台台超寬超重，他果斷決策，就在昆明“解體”後運進現場再安裝。在他嚴密組織、精心指揮下，闖出一條山區公路運輸大件的新路，保證了攀鋼1號高爐按時出鐵。
在攀鋼建設繁忙的日子裡，他坐鎮在卸車場，與職工同甘共苦，處處關心工人，送給工人的飯菜，親口試冷試熱；開水能否保證供應，要揭開桶蓋看看，工人們看到他臉一天天瘦下去，工作勁頭一點也不減弱。
楊很重視職工的文化生活，他在百忙中，親自物色人才，抽空抓《紅燈記》的排練。每當午夜從施工現場回來，先到排練場，端個椅子一坐，微閉雙目，手打節拍，聽到唱的不像京腔韻味，便示範唱上幾句，終於排練成功，演出後大受各方讚賞。
1971年，鐵路通到施工現場，煉鋼、初軋等廠數以萬噸的設備，無處堆放，車皮嚴重積壓。他當機立斷，迅速組成一個搶卸班子，增加卸車力量和車輛，終日忙於現場有半年之久。初軋廠有部超長超重的天車，一台吊車無法卸下火車，他登上吊車司機家門聽取意見，採用了兩台吊車才把天車抬下車皮。當煉鋼廠設備安裝告急，他通宵組織22台大型汽車搶運，保證了安裝需要。
1972年底，楊分管大後勤工作，供應面更寬了。攀鋼兩座大高爐投產，礦粉供應成為薄弱環節。一次，他接到礦山電鏟損壞的電話，當即指派檢修車間一位副主任帶工人上山搶修，但回來向他匯報說是技術上的問題一時難於修好，高爐生產受到嚴重影響。楊為此而發愁，他決心前往，帶了兩名有修理經驗的人員上山，到當晚8時，電鏟修好恢復了生產。他回到辦公室就把這位車間副主任找來問：“電鏟究竟是何原因?”這位副主任仍認定是技術問題。楊把臉一拉，嚴厲批評：“你只知空談技術不觸實際能頂屁用，因電鏟耽誤兩周高爐生產的損失你能補償嗎?”此人深受教育。楊以身作則，對人既“嚴”、又“貼”，帶領一幫人團結戰鬥，在“保礦奪鐵”中有功，1971年初，被中共渡口市委表彰為“黨的好乾部”。
1973年，楊子棟擔任十九冶革委會副主任兼黨委副書記時，職工飲用水是個大問題。對解決水的問題，楊立下“軍令狀”負責到底。他親自調查，召開會議，動員節約用水，提出“飲、用”分開，分片淨化，加強調度。為使職工喝上標準的淨化水，他跑市建委反映情況，找攀鋼得到總經理的支持，把攀鋼水廠的水分流部分給十九冶。在對接攀鋼的管線中，他冒雨指揮，滿身泥濘。後因攀鋼水廠設備負荷過重，供水中斷。他決心自建日產2萬噸的標準淨化水廠，投入全部身心，從設計到廠址選擇，施工隊伍的確定，化驗設備的添置，水廠人員的抽調，化驗人員的確定.調度和崗位制的建立，均在他的議事日程中。經10個月的奮戰，於1974年6月洪水到來之前，十九冶幾萬職工喝上了標準的淨化水。
1974年8月，十九冶面臨武鋼“一米七”工程的施工和攀鋼的收尾配套，轉入兩地施工，楊被任命為建設武鋼“一米七”熱軋工程的黨委副書記，仍主管設備供應、機械吊裝和車輛運輸。1978年夏秋之間，身患絕症，醫治無效，於1979年5月在上海逝世，終年5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