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梁志學教授《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費希特青年時期的哲學創作》
《費希特耶拿時期的思想體系》
《費希特柏林時期的體系演變》
主要譯著有：
《從哲學看控制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先驗唯心論體系》（與薛華合作，商務印書館1978年出版）；
《自然哲學》（與薛華等合作，商務印書館1980年出版）；
《論學者的使命·人的使命》（與沈真合作，商務印書館1984年出版）；
《感覺的分析》（與洪謙等合作，商務印書館1986年出版）。
目前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黑格爾全集》（50餘卷，科學考證版，預計用時20餘年）的翻譯工作。
主要論文有：
《德國古典哲學中的目的性與因果性》（《論康德黑格爾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德國古典哲學中的邏輯東西與理智直觀》（《哲學研究》1985年第4期）；
《德國古典哲學中的進化與退化》（《康德黑格爾研究》（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德國古典哲學中的空間與時間概念》（《德國哲學》（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
《謝林》（《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六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
梁志學譯《小邏輯》
梁志學先生《小邏輯》新譯之觀感——鄧曉芒
凡是對我國的西方哲學史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迄今為止，在數量越來越龐大的西方哲學著作翻譯作品中，真正對中國人的哲學思維方式產生了體系性的影響作用的，非黑格爾的《小邏輯》莫屬。其原因不外乎這樣幾點。一是黑格爾這部著作本身就是一部最具體系性的完整的純粹哲學著作，它是整個西方哲學此前發展的集大成之作，從它身上可以在不大的篇幅中極為凝鍊地窺見並領會西方思維方式最重要的核心和秘密；二是由於張頤、賀麟等前輩學者的努力介紹，黑格爾哲學是自從上個世紀初以來最早進入中國思想界的西方哲學思想之一，而之所以黑格爾的思想能夠在中國暢行，無疑與他的許多觀點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某些看法具有不少暗合之處有關；三是二十世紀後半葉，黑格爾由於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淵源關係，是在國內各種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較輕的西方思想家，因而對他的思想的研究也就得以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仍然悄悄進行，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前我國西方哲學園地中可以說得上沒有被完全摧毀的極少數劫後餘生者；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黑格爾哲學的翻譯質量堪稱上乘，其中尤以賀麟先生所譯《小邏輯》最具代表性。賀先生本人是中國現代思想界的著名哲學家，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和哲學的造詣，且有自己的中西匯通的哲學體系（“新心學”），以哲人而譯哲學名著，自然在各種條件上占盡優勢。他所翻譯的《小邏輯》，不僅文字明白暢達，而且飽含哲思，將這位號稱“晦澀哲學家”的高度思辨的思想傳達得淋漓盡致，自1950年初版後，又於1954年修訂再版，至1962年已重印了8次共8萬餘冊，1980年7月再次修訂重印，到1981年4月僅9個月時間就重印了6次，計二萬七千五百冊！直到今天，雖然黑格爾哲學早已不像當年那樣被年輕一代學人所迷戀，賀譯《小邏輯》仍然是各個書店的書架上的長銷書。可以說，賀譯《小邏輯》影響了現代中國好幾代學人，提高了他們的思維層次，甚至決定了許多人的致思方向。
當然，任何翻譯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尤其是當文化傳遞的接受方的思想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一部經典著作原則上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將某個譯本立為絕對的“定本”，而總是必須隨著人們的理解程度、時代需要和接受視野的變化而要求有新的譯本。賀先生在世時不斷地修訂自己的譯本就是明證。總的來說，賀先生的譯本最大的優點表現在“達”的方面，讀這本書，中國人首次明白了什麼是西方純粹的“形上學”，並被激發起深入研究的興趣；但這個譯本主要依據的還是瓦拉士的英譯本，雖然參考了德文格羅克納本和拉松本，後又吸取其他學者的意見依德文本多次作過修訂，然而總體上英譯本的痕跡仍然還在。再者，正如英譯德文著作所常見的一樣，賀譯本中意譯的成分也較多，不太嚴格遵守德文原文的語序和用詞。所以如果隨著人們對學術要求的提高，要真正深入地研究和推敲黑格爾思想的細節，不僅原原本本地吃透黑格爾思想的精髓，而且挖掘其文本中某些隱藏的意思，賀譯本就顯得有些不適應需要了。這種不適應從賀先生當年決定對譯本進行修訂時雖已經表現出來，但由於中國學術界二十多年的基本停滯不前狀態，到八十年代幾乎是一切從頭開始，然後許多青年學者就對黑格爾哲學不屑一顧了，所以問題還並不太突出。不過有少數學者較早地意識到有必要立足於時代提出的新的要求對該書從德文原版進行完全重譯，具有對學術發展規律的前瞻性，梁志學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梁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即已開始依據德文版對《小邏輯》進行重譯，到1984年初稿完成，後來因種種原因放下了，轉而從事費希特哲學選集的翻譯，在這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直到2001年才又重新回到《小邏輯》上來，最後的成果就是2002年底才出版的這部新譯本。除恢復了德文原名《哲學全書·第一部分·邏輯學》（並註明仍可使用《小邏輯》這一俗名）外，該書是國內第一次完全從德文原版直接譯過來的《小邏輯》譯本，顯然更適合於對黑格爾哲學的專門的學術研究（當然這也並不否認賀譯本仍然具有黑格爾哲學啟蒙和入門的作用），滿足了我國當前學術研究水平已顯著提高這一新形勢的需要。對照德文版初步翻閱了一下譯文，我感到新譯本有如下優點：
1、有些譯法更為準確了。這裡只舉兩例。賀譯本在1981年版的第260頁上有一段話，我怎么也讀不懂：“這樣，本來想要揚棄矛盾的根據好像又發生了一種新的矛盾。但即就根據作為一種矛盾來說，它並非靜止地堅持其自身的矛盾，毋寧要力求排除矛盾於自身之外。”按黑格爾的意思，矛盾應當是一切運動之源，怎么可能被“靜止地堅持”？根據本身即是一種矛盾，又怎么可能把矛盾“排除於自身之外”？後來我查到德文原版（《黑格爾全集》紀念版第8卷第282頁），這段話後面一句為：Als solcher ABER ist er nicht das ruhig in sich Beharrende? sondern vielmehr Absto﹖en seiner von sich selbst．於是將這句話改譯作：“但即就根據作為一種矛盾來說，它並非靜止地堅持其自身，毋寧說它要力求把自己排除於自身之外。”（可參看拙著：《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25頁）意即根據並不是無矛盾地堅持自身，而是一種自我排除的矛盾。這裡雖然理順了其中的意思，但仍有遷就賀譯本的痕跡。這次讀梁先生譯本，發現譯文更加忠實於德文原文：“但作為矛盾的根據並不是靜止地僵持在自身的東西，而是根據對其自身的排除。”（梁譯本，第232頁）在這裡，“僵持”（或堅持）和“排除”都恢復了原文的動名詞形式，與“根據”一詞更具有直接的對應關係，徹底杜絕了可能的誤解。
又如賀譯本第7頁上有一段話：“這樣一來，於是哲學在這些人手裡遭遇了最惡劣的命運，當他們裝模做樣要研究哲學，一方面要理解它，一方面要批判它時，許多物質方面，精神方面，特別是宗教方面的活生生的事實，由於這些反思式的抽象思想不能把捉它們，因而遭受歪曲了。”讀起來一氣呵成，十分順暢。但梁先生的譯文卻是：“當人們裝模作樣研究哲學，一方面要理解它，一方面要評論它時，哲學本身在這些人手裡一定會遭遇到最壞的命運。正是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的、尤其是宗教生活的事實，會遭到那種無法理解事實的反思的歪曲。”查德文原版中，“當……時”這一從句是屬於“哲學……命運”這一主句的，而不是屬於“事實……遭受歪曲”這第二個主句的，梁先生的譯法顯然更精確。雖然意思在這裡並無很大的出入，但構想一個年輕人想要從賀先生的譯本中學習如何進行哲學翻譯，又不具備賀先生那樣強的理性把握能力，就有可能以為這樣打亂原文的語法結構是無關緊要的事。現今許多譯文很難卒讀，在不少情況下都與任意竄混句子的語法關係和上下文結構有關。而梁先生的譯文在這方面是非常嚴格的。
2、梁先生在書中加上了180多條譯者注釋，充分體現了該譯本的專業性。這些注釋不單單是一些人物資料、引證和典故的出處，而大多數是對一些深層背景知識的介紹，如黑格爾的某一提法見於黑格爾其他某本著作或他以前某位哲學家的著作及言論，或後人（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這一提法的評論；又如黑格爾某個觀點最早是由誰在何處提出來的；再如黑格爾所討論的問題在當時的語境、他的論敵的觀點的介紹等等。所涉及的資料凡有中譯本的，譯者都詳細列出，大大方便了中國讀者的查閱。讀了這些注釋，人們可以對黑格爾的思想有一個身歷其境的全面把握，黑格爾被放到了整個西方哲學史的源流和對話的語境中，而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獨白者。這樣的翻譯在當前的哲學翻譯作品中是極為罕見的，因為它需要譯者對整個西方哲學史、尤其是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幾位大家有廣博的知識和深透的理解，目前具備這種功力的譯者在國內寥寥無幾。梁先生在這方面則是駕輕就熟，除費希特選集外，他的黑格爾《自然哲學》、謝林《先驗唯心論體系》等譯作早已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他對康德哲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因而不少注釋其實是他自己長期翻譯和思考的研究心得。
3、該譯本注意尊重和吸收前人在黑格爾翻譯上已經做出的成果，擇善而從之。這一點看起來容易，其實是需要很高的眼光的。現今有些譯者喜歡標新立異，將本來很好的一些譯名故意摒棄不用，搞出一些個人性很強的譯名來，以顯示自己的獨創性（等而下之的連人名都要譯得怪怪的），徒然增加了讀者理解的困難。梁先生是術語譯名上的“改良主義者”，他主張“沿著賀先生開闢的途徑前進，並在若干地方作出改進和修正”。而在作出修正時，他還參考了其他前輩學者的譯法。如Schein一詞，賀先生原譯作“假像”，梁先生吸收了楊一之先生的譯法改譯作“映像”。又如賀先生將Reflexion譯作“反思”，梁先生同意這一譯法，但認為在表示“本體論的關係”而不是“認識論的關係”時應增加一種譯法即“映現”。再如die schlechte Unendlichkeit一詞，過去都譯作“惡的?壞的?無限性”，梁先生主張改為“單調的無限性”，顯然要好得多（不過，我以為“映現”一詞丟掉了原文中的Re－，似譯“反映”更好，它同樣可表達本體論的含義；“單調的”的確符合在同一層面上無限相加的意思，但黑格爾用這詞的本意更可能是要強調其“樸素的”這層含義，暫且存疑）。至於被稱之為一個“大禍根”（王太慶語）的Sein的翻譯問題，梁先生仍舊依賀譯本作“存在”，我也以為這至少是目前比較穩妥的辦法。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該譯本一個很容易彌補的不足就是缺乏一個全書的譯名索引，當然這在以前是根本不算什麼不足的，但現階段我國學術研究所達到的水平對這方面似應有更高的要求。
梁先生是我在德文哲學文獻翻譯上的第一篇處女作康德《實用人類學》譯稿的審稿人。記得當年（1986年）接到梁先生寄回給我的經過批改的譯稿和充滿鼓勵的回信時，感激和欽敬之情難以言表。梁先生的字跡清秀而嚴整，包括信封上的字都一筆不苟，幾乎可作“硬筆書法”的范帖，令我深感驚異。這種字只有心氣極為充盈的人才寫得出來。梁先生作為前輩名家對我的點撥使我在翻譯技巧上茅塞頓開，更重要的是，他的嚴肅認真的學問態度給我的示範是我終生難忘的。
梁志學先生與費希特研究
1992年我在瑞士洛桑大學求學時，遇到了一場少見的博士論文答辯會。會場設在州議會大廳。也許是因為報紙的廣告效應，聽眾很多，而且來自不同的知識背景，其中也有帶著孩子的家庭婦女。在長達四五個小時的答辯會上，公眾始終在傾聽，那種專注表情就像參加教堂的布道活動一樣虔誠。我想，這就是歐洲的公眾文化景觀吧！答辯人拉德里查尼（Ives Raddrizzani）算是我剛認識的朋友，他花了近十年時間才提交了“費希特走向主體間性的基礎——從《全部知識學的基礎》到《知識學新方法》”這篇博士論文。這場答辯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這倒不是因為拉德里查尼同時用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出色地回答來自巴黎、慕尼黑、羅馬的費希特專家提出的艱深問題，而是因為會場始終籠罩著唇槍舌劍的氣氛，並出現了戲劇性的論辯陣營：三位外來的專家護著答辯人，與其導師許絲勒（Inborg Schuessler）教授展開了激烈爭論。後者是海德格爾派的費希特解釋者，曾受業於楊克（W.Janke）門下，也是《海德格爾全集》編輯人之一。費希特思想的前後期演變究竟是先驗哲學道路還是存在哲學的道路，這種分歧嚴重影響著費希特思想的當代解讀。這場奇特的論辯自然也在與此相關的問題上出現了交鋒。
就在這次答辯會上，我認識了在國內時已久仰的R.勞特教授先生。他是二十世紀費希特復興運動的著名領導人，在這場辯論中差不多是答辯者的堅強辯護人。休辯時，我主動上前用法語與他攀談。在短暫寒暄後，我按梁志學、王樹人兩位先生的囑託，代他們向他問好，於是他立即興致盎然地回憶起與王先生欣賞中國畫的情景，接著他就談到梁志學先生，幾乎高聲喊道：“Liang，scientifique，scientifique！”不知道是因為怕我的法語聽力不好，還是因為他自己的感觸太深，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scientifique〔科學的〕這個形容詞。看得出，他對梁先生的讚賞之意是溢於言表的。我想，勞特用scientifique這個詞來形容梁先生的學術風格，已是他的最高讚譽了，然而，我當時就明白，這也並不完全是一種溢美之詞。
自1984年以來，勞特與梁先生就編譯和研究費希特著作的長期合作，從不間斷鴻雁往來，已經使他們之間達成了某種精神默契和思想認同，可以說scientifique就是這種默契與認同符號。
scientifique一詞如果按照英語背景去解讀，是很有嚴格的、一絲不苟的“科學精神”味道的。這層意思也早已滲透到我們中國人今日的日常用語當中。當我們說這個“很科學”、那個“不科學”時，簡直都不是在判斷真假是非，而是在辨別善惡美醜了。不過，勞特用這個詞評價梁先生，並沒有這種“科學主義”的文化傾向，他畢竟是在評價“做哲學”的一種風格，確切地說，首先是在評價一種具體的學術工作，而且這一工作是他始終關切，也與他本人的工作密切相關的。從1962年開始他與合作者一起，採用歷史.批判方法編輯了巴伐利亞科學院版的《費希特全集》，這一工程浩大，歷時幾十年，從編輯、解說到注釋，如一張手稿紙片的收集，一部作品前因後果的交代，一個字元的校正，一個人物、事件或概念的註疏，工作細緻煩瑣，沒有一種科學工作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梁先生主持的《費希特著作選集》的編譯工作，歷時15年，雖然只有五卷本，約250萬字，但就投入的微薄財力與實際工作量的巨大反差而言，也是一個相當艱巨的學術工程。梁先生不僅自己承擔了大多數並且重要篇幅的翻譯工作，而且依據原文一字一句地校改了其他所有譯稿，獨自編寫各卷注釋，甚至為了保證質量，連出版、印刷環節也親自過問。這種持之以恆、一絲不苟的學術精神，可以說很“德國化”了。應該說，勞特與梁先生所主持的編譯工作之間的確有某種“科學精神”的默契。
然而，他們之間遠非只有一點“精神默契”，更有一種“思想認同”。今天，當我面對梁先生陸續出版的三部費希特研究著作（《費希特青年時期的哲學創作》《費希特耶拿時期的思想體系》《費希特柏林時期的體系演變》，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時，不禁重新回憶起勞特當年對梁先生的評價，越發覺得他所表達的scientifique一詞的思想意蘊，實在值得我們細細玩味再三。
比較一下勞特與梁先生關於費希特研究的系列論著，就可以發現他們對費希特著作的研究動機和方法也有某種契合或相似之處。我們今天知道，費希特的思想命運是悲劇性的，一直受到他同時代思想家的誤讀，甚至深刻誤解，曾經追隨過他而後又分道揚鑣的謝林和黑格爾，也沒有可能同他的晚期思想有任何真正的交流和對話。費希特晚年越來越傾向於柏拉圖式的口頭傳達，而沒有將他的第一哲學的“完成形態”公之於世，以致謝林和黑格爾在各自著作中談到他“改進後的知識學”時都表現得十分簡單和草率，只限於對他當時發表的一些通俗講演的評價。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費希特哲學的鮮明個性一直被淹沒在謝林和黑格爾的批評視野中，而研究者也不能擺脫德國唯心論“從康德到黑格爾”這種克洛納式的宏偉敘事圖式。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勞特發表了《先驗哲學的觀念》（1965）、《謝林同一哲學的緣起及其與費希特知識學的爭論》（1975）、《費希特以知識學為原則的先驗自然學說》（1984）、《先驗的發展道路——從笛卡爾到馬克思、陀斯妥耶夫斯基》（1989）等一系列論著，為費希特思想的獨立形象的修復奠定了基調。他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費希特在耶拿時期發表的、後世廣為流傳的所謂費希特哲學的“代表作”——《全部知識學的基礎》（1794）是費希特思想表達不成熟的作品，而真正的“完成形態”是柏林時期完成而生前沒有發表的《知識學/1804》，勞特運用文本學研究方法，嫻熟地使用大量費希特生前未發表的手稿、筆記類文獻來支持這一解釋動機，極具說服力，可以說，完全改寫了德國唯心論史。在這一解釋動機的影響下，勞特和許多其他的研究者都非常重視知識學的“演變史”研究，並由此擴展到對費希特的等思想及其前後變化的系統解釋，從而確立起費希特的獨立完整的思想形象。我想，這一解釋動機和研究方法也深刻影響了梁先生三部費希特論著的寫作。
費希特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梁啓超、張君勱、賀麟、王玖興等這些前輩學者是有很大貢獻的，他們在介紹、翻譯和研究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但應該說，過去對費希特的了解，視野較窄，局限性是相當大的，基本上沒有擺脫“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克洛納圖式。他們主要關注《人的使命》《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與《全部知識學的基礎》這幾部費希特生前發表的“經典”著作。在他們的視野里，費希特是一個知行合一的愛國主義者，一位理性主義的啟蒙思想家，一個講自我與非我關係的主觀唯心論者。時至今日，國內各種哲學“教科書”仍然沒有打開解讀費希特的新視野，費希特思想的介紹顯得單薄、空疏和貧乏，基本上還在傳統的克洛納圖式中運行，這的確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我想，梁先生在完成《費希特著作選集》這一近乎“折磨人”的編譯工作的同時，又抓緊撰寫了研究費希特的三部論著，就是要填補這一缺憾。這三部論著就其框架而言，跨度很大，分別討論了費希特青年時期、耶拿時期與柏林時期三個主要階段的思想演變，可謂通“古今之變”；涉及面廣，幾乎範圍了費希特之“思想天地”：知識學、自然哲學、經濟哲學、法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歷史哲學、宗教哲學等。如此宏大的敘事布局，沒有對費希特著述的全面了解是不能做，也不敢做的。對於一個主持過《費希特著作選集》的編譯工作並通校過全文的研究者來說，第一手文獻的熟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詳盡占有原始文獻，這就是一個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我們這些費希特研究後學，目前也未必具備。梁先生向來主張西方哲學的研究，要先翻譯，後研究。這個看法未必不會引起他人異議：為什麼不是先研究，後翻譯呢？沒有研究的翻譯自然是不可取的，不過翻譯本身就是一種細部研究。這種建立在翻譯基礎上的哲學史研究方法，應該是哲學所的一個傳統，當然這也未必不是北大、人大、武大的傳統，但就德國哲學研究而言，尤其是哲學所的一個傳統。顯然，梁先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非常重視文本的“客觀”基礎，這也是他的研究比較“科學”的地方，用勞特的話說就是scientifique！文本學自然有它“科學”之處，胡適當年不也是把國小訓詁之類稱為“科學”的方法嗎？
不過細讀梁先生的論著，除了個別陌生人名外，並不見有任何“中文夾外文”的現象，更不用談什麼“玩語詞”或概念分析了。這個文風和我們這些年輕人喜歡的風格真有天地之別。真是奇了怪了，為什麼梁先生平常談起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這些古典哲學家的概念、術語，頭頭是道，可以講一大串，卻絲毫沒有反映到他的著述中呢？我想來想去，是與他過去接受過另一種“科學”訓練有關。在我的印象中，梁先生除了哲學外，科學與政治是他兩樣關切的東西，也都有淵博的知識，但就知識而言前者甚至更細密。某種意義上講，他喜歡科學勝於思辨。所以耶拿時期的費希特喜歡用原理、定理、系理這種科學形式來講第一哲學，講法哲學、倫理學，這對梁先生來說是有親合力的。梁先生雖然沒有用這種科學形式來解說費希特的思想，但是他畢竟喜歡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這種概括方式把問題或知識條分縷析，把觀點交代得清清楚楚，有時候清楚得似乎讓人“無懈可擊”，也“無話可說”。為什麼呢？因為它似乎不交代“問題”，也不準備與你“對話”，像是端出了幾樣“美味”，卻不準備讓我們“會飲”。這種傳統的“述評”方法自然有它的缺點，可能抓住“清楚的”，掩蓋了“糊塗的”。我本人並不喜歡這種方法，因為我覺得哲學實在不是邏輯，也不是數學，相反，是要質疑邏輯與數學究竟如何可能。所以哲學首先是批判的、懷疑的，因而也可以說，是痛苦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喜歡痛苦，沒有人喜歡痛苦，所以我甚至也不喜歡費希特，因為和他一起思考是一件折磨人的事，這倒並不因為他的思想多變，而是因為跟著他去尋找那個“最明白又最隱蔽的”真理的道路實在有點折磨人。真理是光明的、令人快樂的，然而費希特是晦澀的、甚至無趣的，所以我常常無力把握他的許多“糊塗”思想。然而，梁先生卻能用一種“理性的爽朗”，大刀闊斧地砍斷那些冗長的思辨，擺脫煩瑣的概念糾纏，提煉出主要觀點，大大滿足讀者那種“一覽眾山小”的閱讀心理。這樣的效果，也許部分地該歸功於這種古典的“述評”方法吧！
當然，這種“理性的爽朗”，也是建立在“科學”研究基礎上的，需要對費希特思想錯綜複雜的發展脈絡有清晰的把握。梁先生龐大的“體系研究”試圖以“知識學”的前後演變為主線來敘述和考察其他部門哲學的變化軌跡，無疑是一項難度極大的工程。費希特的知識學表達形式多變，著述甚多，留下十幾部（篇）知識學著作、手稿和筆記，而作者從“評《埃奈西德穆》”（1794）到《知識學綱要》（1810）之間的大部分知識學作品都有所涉獵，勾勒出一個基本的發展線索，的確費了一番心血。雖然“知識學”在三部論著中所占的篇幅和分量都略顯不足，似乎與龐大的“體系研究”不相稱，不過作者的有關論述和觀察為讀者重新認識費希特打開了新的視野。
國內過去的研究者雖然對《全部知識學的基礎》的研究較多，但常常忽略了其中一些細密之處，比如知識學不可言傳的直觀方法。《全部知識學的基礎》中的“絕對自我”的設定活動，是通過“反思”和“抽象”這種現象學還原而相遇的“本原行動”，實際上是一種純粹直觀活動，而在《知識學/1804》中，就是那道“最明白又最隱蔽的”（das Allerkarse und zugleich das Allerverborgenste）的“真理之光”。這種細密之處被忽略，很難說對早期費希特思想的理解是成功的。沒有現象學還原和理智直觀方法，知識學的基礎就剩下三條幹巴巴的“自我設定”原理了，而全部知識學也就變成一種空洞的概念推理系統。知識學真要變成這樣的話，那真是應驗了康德那句“名言”：概念無直觀是空的。正是因為沒有理解《全部知識學的基礎》的細密之處，連康德這位哲學老人也指責知識學是不可靠的邏輯，更不用說謝林、黑格爾這些學生要誤解費希特的自我學了。不過，這也不能全怪同時代思想家的理解力不盡人意，費希特自己也要承擔責任，因為他很長時間裡都沒有完成知識學的“表達”，只留下大量手稿、講演筆記，等到完成了又將它束之高閣，秘而不宣。實際上，《全部知識學的基礎》發表前後，《對基本哲學的獨自沉思》《知識學新方法》與《知識學/1804》基本是用現象學還原和直觀方法來完成“表達”（Darstellung）的。可以說，沒有這類手稿、筆記的參照，就無法理解耶拿知識學的細密之處，無法理解費希特思想演變過程中的“表達”之痛苦，也無法理解耶拿後期人間性問題或主體間性（Interpersonalitaet/Intersubiektivitaet）問題凸顯的基本背景。沒有這種“視野”的知識學研究是可信的嗎？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說過去的研究有很大局限性的原因。梁先生對蘇黎士時期和耶拿早期的知識學研究，通過前後材料的相互印證，注意到了費希特的直觀方法的在知識學表達中的作用，並試圖與公理推演方法結合起來理解知識學體系的開端，這種嘗試是很有新意的，可以說，是對過去那種僵化的解釋模式的一種突破。不過，作者似乎對直觀方法的基礎地位還重視得不夠。作者不但很少提到《對基本哲學的獨自沉思》這部手稿，而且論及耶拿後期的《知識學新方法》時，篇幅放得實在太少，無法將直觀方法的重要意義傳達出來，也忽略了這一方法與“主體間性”問題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也是費希特前後期思想演變的核心問題。費希特在耶拿後期為了擺脫“唯我論”的誤讀，就必須面對他人和上帝（絕對）在知識學中的地位問題，後者則更重要，沒有上帝或絕對，他人是無法面對的。然而，絕對是一種原創活動，只能直觀，不能用概念把握。“花紅樹綠”我可以傳達，但是絕對直觀我怎么傳達給你呢？知識學究竟要傳達什麼？傳達又如何可能呢？在這裡，“絕對”表達性問題，直接關涉他我關係的建構問題。這兩者在費希特思想轉向過程中的作用孰重孰輕問題，實際上也是本文一開始提及的那場答辯會激烈爭論的焦點。
按照作者勾勒的知識學演變線索，柏林時期知識學被描述為一個以“絕對”或上帝為最高原理的思想體系，從而明顯區別於以“自我”為最高原理的耶拿知識學體系。這一敘事邏輯突出了《知識學/1804》作為“完成形態”知識學的重要地位，突出了晚期知識學（如《神學、倫理學和法學原理》《極樂生活指南》《知識學綱要》）演變中的神學性質，從而給讀者一個強烈的印象：喔，費希特，原來你的知識學有這樣一副神學面孔！因此，作者對柏林時期知識學概況的介紹，雖然有的地方失之簡略，但也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讀者去修正對費希特的認知。
不過，梁先生似乎有意縮小“知識學”的討論篇幅，這倒不是因為他不明白知識學的地位和分量，而是“志不在此”，正如他書中交代的那樣。三大論著，宏篇巨製，主要介紹和討論了費希特的各大部門哲學，特別是政治哲學、法與國家哲學、倫理學、歷史哲學，其次是宗教哲學和經濟哲學。這些介紹和討論思路都顯得活躍而清晰，許多內容繪聲繪色，可讀性很強，而且每部論著的“前因後果”都講得清清楚楚。這些著作大多是費希特生前已經發表的，並且也收入了中文版的《費希特著作選集》，現在配有這樣詳細的“導讀”，對有興趣的讀者來說實在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在這裡，明白流暢的文風和古典的“述評”的方式就顯出了長處。當然，梁先生的社會政治關懷和豐富知識，在寫作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他這裡與在費希特那裡一樣，人的使命、學術使命和政治關懷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這一點使他的《費希特青年時期的哲學創作》寫得更有生氣。該書不禁讓我懷念和欣賞起他洗鍊的古典文風，它將一種明晰的思想和真摯的情感“和盤托出”，讓一個“大革命”時代的啟蒙思想家形象活生生地站立在我們面前。相對說來，《費希特耶拿時期的思想體系》中的思想敘事要顯得平面、晦澀一些，這也許與費希特這一時期的法哲學和倫理學的表達比較刻板和抽象有關。然而，《費希特柏林時期的體系演變》對《鎖閉的商業國》《現時代的根本特點》《學者的使命》《極樂生活指南》《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以及1812年的《法學》和1813年的《國家學說》的解說，都非常通俗而洗鍊，使一個富有宗教思想激情和廣泛社會關懷的晚年費希特躍然紙上。
這些“導讀”或“解說”並非沒有作者自己的解釋思路，而流於一般的“人云亦云”。作者把青年費希特如何從康德的實踐理性出發，評判天啟宗教、評判法國大革命、論證思想自由和理解學者的使命的思路，都清理、刻畫和論述得很明白、充分；與此同時，作者也時刻注意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對費希特的政治和法權思想的深刻影響，並且將費希特在耶拿和柏林兩個時期的有關法與國家哲學的變化，概括為社會契約論到社會有機論的變化，是很有說服力的，它幫助我們去理解費希特為什麼會從“民主政治”(Demokratie)走向“神權政治”（Theokratie）。不過，這個過程究竟是怎么演變的，要從“先驗哲學”的學理上梳理明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裡面的問題很多，比如說，這種變化是在《現時代的根本特點》《極樂生活指南》中出現的還是在《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開始出現的，抑或更早？拿破崙入侵和“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又比如盧梭的主權不可分割也不可轉讓的思想實際上仍然影響著費希特的晚期主權理論，不過它被神聖化了。應該說，費希特這一政治思想取向，離開康德已經很遙遠了，而就國家是地上的聖物這層意思而言，部分地接近了黑格爾，因而自然不會像康德的憲政主義那樣，容易受到英美思想界的歡迎，相反，它是對英美自由主義的合法性的深刻質疑，而不僅僅是當時對未來德國的一種現實制度設計。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清理和分析，尤其需要對1813年的《國家學說》做進一步的研究。
看來，在費希特那裡，第二哲學（部門哲學）問題和第一哲學（知識學）問題一樣，充滿先驗魅力，但也十分艱深，不容易把握，甚至有些讓人“畏懼”。他的第一哲學更像塊難啃的“骨頭”，食之無“肉”，棄之可惜，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勇氣去嘗試。費希特長於思辨、分析，而缺乏歷史縱橫。他雖然隨康德而入哲學，但引為知己的卻是約翰和柏拉圖，然而就是這一個半個“同道”，他也少有提及，所以解讀他的晚期思想常常缺乏許多必要的歷史路標，容易迷失於他沒完沒了的冗長思辨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激情和耐心，就不要接近費希特了。而現在，梁先生在完成了費希特著作的繁重編譯工作的同時，差不多又完成了這樣龐大的“體系研究”，則需要多大的激情和耐心！而這一切，似乎都來自他的一種“使命”，一種與勞特先生同樣的學術承擔：重塑費希特思想的獨立形象。現在，如果讀者也有同樣的激情和耐心，去讀一讀梁先生的三本論著，那么我想，這個“使命”，也就完成得很好了。（李文堂）
關於《黑格爾全集》
梁志學的計畫是翻譯歷史考證版《黑格爾著作集》和《黑格爾講演錄》，可能還要加上黑格爾的書信。德國北萊因-威斯伐倫科學院編輯的批判版《黑格爾著作集》是目前最好的黑格爾著作版本，從1968年開始由漢堡費利克斯·邁納出版社（Felix Meiner Verlag）出版，共22卷，已經出版20卷。這個版本與以往的米希勒本、格羅克納本、莫爾登豪爾-米歇爾本最大的區別是把黑格爾自己發表的著作、遺留下來的手稿與學生的聽課筆記區分開，只收集作者發表的著作和遺稿。另外把黑格爾講演的手稿和學生筆記按照講授的時間次序，重新編輯了一套《黑格爾講演錄》。這兩套書，為研究黑格爾思想的發展提供了依據，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這兩套書價格昂貴，單是已經出版的20卷著作集和16卷講演錄，定價就高達5670歐元，國內圖書館中恐怕只有很少的幾個有財力購置齊全，國內學者難以見到這兩套原著。研究黑格爾哲學的專家雖然不能以譯本作為依據，但在很多人難以見到原著的情況下，把這兩套黑格爾著作翻譯成中文出版，對我國研究黑格爾的學者仍然是有參考價值的。
政府有關部門對這種重複出版的苗頭，應該予以關注，儘量避免重複出版造成國家資金的浪費。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廣泛徵求國內研究德國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的專家的意見，嚴格審核這三個項目，最好能夠三家合一，把有限的人力和財力集中起來，研究、翻譯、出版歷史考證版《黑格爾著作集》和《黑格爾講演錄》。（參見：《我國需要多少《黑格爾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