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故里早期形態
明代方以智父子，以數衍易，醫易會通，從“質測即藏通幾”“立象極數，總謂踐形”的觀點出發，把律歷、象數、醫藥、占候……等都看作是“聖人通神明，類萬物，藏立之《易》”的“數理”（方以智：《通雅自序》）；其“核物究理”、“探求其故”的易學思想，也可以說是走出中世紀的近代“科學易”的先聲。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當然，“科學易”的研究有一個理論和方法的導向問題。首先，在理論原則上，應當承認《易》之為書的原始形態，雖是人類智慧創造的一株奇葩，但畢竟是古老中華文化發蒙時期的產物。它本身必然是在科學思維的萌芽中充斥著宗教巫術的迷信，即使經過晚周時期《易傳》作者們的哲學加工，改變著其中科學思維、人文意識與神物迷信的比重成份，但仍然是原始科學與神物迷信的某種結合。因而，“科學易”作為現代形態的知識體系，必須將這種固有的科學與迷信的結合加以剝離，必須將傳統易學中某些固有的神秘性（各種拜物教意識、神物迷信等等）加以揚棄。這是十分繁難的任務。因為歷史地把握科學與迷信二者的區別和聯繫，了解二者既互相對立、排斥，又互相寄生、轉化的機制，以及二者能夠共生或實現轉化的思想文化條件和社會經濟根源，並非易事；且在實驗科學所憑依的工具理性範圍內得不到解決。其次，在文化心態上，應當看到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苦難和中西古今文化的激烈衝突，在人們思想上曾造成各種困惑和畸變心理。諸如，面對西方科技新成就，希望“古己有之”的“西學中源”說，幻想“移花接木”的“中體西用”說，都是曾經流行過的思想範式，並在中國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歷程中一再把人們引向歧途。顯然，“科學易”的研究，應當避免再陷入這樣的思想範式及其種種變形，應當跳出中西文化觀中的“西方中心”、“華夏優越”、或“浮淺認同”、或“籠統立異”、或“拉雜比附”等等誤區，而在傳統易學與現代科學之間發現真正的歷史接合點，從中國“科學易”三百年來具體的歷史發展中去總結經驗教訓，提煉研究方法，開拓未來的前景。這一未來前景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科學易”與“人文易”必須相輔而行，成為易學研究中互補的兩個主流學派。
本質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淵源
“桐城派”的淵源，其實質是桐城地方氏族，對中國文化的家族式貢獻。桐城東鄉的方、阮等氏，或自明至清，或自唐至明，累世簪纓。家族中歷世的文化傳承，最終才出現學術大家方以智，詩文（戲劇）大家阮大鋮。桐城方氏對中國文化家族式的貢獻，在中國歷史上除孔氏家族外，其他氏族無出其右。“桐城派”源流中的桐城姚、劉、吳等氏中的諸經典作家，或為當時方氏世戚，或因文章、學問為方氏至友。這些辰星般四處閃爍的“桐城派”成員，向心點仍在浮山方氏。從這個意思上講，方苞無論生活、成名於何處，綱目關係沒有改變，他都是浮山方氏氏族文化上的一顆新果實。而學派中的其他重要成員，或利益於這種直接傳承，或利益於這種氛圍薰陶。至於今天流傳的何處“出人”、何處“出名”之說，未免流於膚淺。
流派特徵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主要代表
除創業者方學漸，代表者方以智及中間人物方大智、方孔火外，桐城方氏學派的主要人物尚有：吳應賓、三宣、錢澄志以及方以智的三個兒子中德、中通、中履和方以智的學生揭喧、遊藝等人。這些人物，或是師生同學關係，或是血緣關係、或是連婚關係，凝聚力極強，因而這個學派比明末清初其它學派更有內部的穩定性。
方以智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方以智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又號鹿起、浮山愚者等，兼有別號多種，是明末清初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方以智是安慶府桐城縣鳳儀里（今屬安徽省樅陽縣）人，出身世家。其祖父方大鎮，曾任萬曆朝大理寺左少卿，治《易經》、《禮記》，著述宏富。父親方孔炤，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崇禎朝官至湖廣巡撫，通醫學、地理、軍事，有《全邊略記》、《周易時論》等著作，《明史》有傳。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學，接受儒家傳統教育，曾隨父宦遊，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寧、河北、京師等地，見名山大川，歷京華勝地，閱西洋之書，頗長見識。成年後，載書泛游江淮吳越間，遍訪藏書大家，博覽群書，交友結社。曾與陳貞慧、吳應箕、侯方域等主盟復社，裁量人物，諷議朝局，人稱“四公子”，以文章譽望動天下。
方學漸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