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歷
“柔仁好儒”，是班固在《漢書•元帝紀》中對漢高宗元帝劉奭的評語。我們單就字面含義講，所謂“柔仁”大概就是《漢書•元帝紀贊》中所說的“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之烈”。所謂“好儒”大概是“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
詳解意義
如果按這樣解釋，對元帝的評價，應該是褒多於貶的。這是漢家臣子班彪、班固父子的個人觀點。我們認為，從歷史的角度看，全面評價漢元帝這個人物，有助於還原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
漢元帝劉奭西漢王朝從漢元帝時，已逐漸開始走向沒落。當時，土地兼併嚴重，外戚宦官專政，社會動盪不安，出現流民。
元帝是號稱一代“中興”之主的宣帝的兒子，早年為太子時，曾因奉勸其父重用儒生，被訓斥了一番。宣帝說：“我大漢立國，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何以要單純任用德教，況且儒生迂腐，不達時變，喜歡是古非今，使人眩亂於名實，不知何去何從，豈足委任！”宣帝還斷言：“亂我家者，太子也。”並曾一度想改立淮陽王為太子。
我們認為，在對漢元帝“柔仁好儒”的評價中，“柔”字最能夠準確反映他的性格。元帝的確是一個優柔不斷、性格柔弱的人。我們從他歷次發布的詔書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例如在《漢書•元帝紀》中記載他常說“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朕戰戰慄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等等，從這些的詞句來看，他不僅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當機立斷，而且貽誤戰機，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已經優柔、懦弱到對自己的統治失去信心的地步。
至於元帝的“仁”則要大打折扣了，即使不是虛情假意，也只能是對佞臣宦官石顯之流講“仁”了，而對自己的老師蕭望之和賢能之臣劉向、張猛等人就不講仁了。在石顯等人陷害蕭望之下獄和蕭望之被迫自殺的事件中，元帝不是有意縱容，就是故意裝糊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對於“好儒”，也只是表面現象。元帝即位後，的確任用了很多儒臣，在詔書中也多次引用儒家經典，並採用過一些振興和發展儒學的措施。但是，在實際中，元帝並不真正信任儒生和賢臣，而是聽任佞臣、宦官石顯等人對賢臣、名儒的迫害。例如，在蕭望之被迫害自殺之後，元帝起初非常後悔，遂提拔任用另一位師傅周堪為光祿勛，任用周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異常信任。此舉使弘恭、石顯之流感到恐懼，就想方設法詆毀周堪、張猛，並利用天變之機，造謠誣衊說是因為周堪、張猛做事不周造成的。於是，元帝故伎重演，據說其內心還是想重用周堪、張猛二人，但又害怕弘恭、石顯之流，就把周堪貶為魏郡太守，張猛為槐里縣令。周、張離開中央後，天象又出現變異，元帝這才明白天象變異與周、張二人沒有關係。於是又把周、張二人召回中央，任命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雖然是重新委以官職，但實際上是各降了一級。經過此事，石顯之流看到了元帝的懦弱，更為得勢。他們已經控制了尚書大權，尚書五人全是石顯的黨羽。周堪奏事必須通過尚書，而其結果全由石顯決斷，周堪為此憂慮憤怒而死。周堪死後，張猛人單勢孤，也在石顯的迫害下，於公車署自殺。周堪為一代帝師，當世名儒，張猛也是一位幹練之才，曾出使匈奴，與呼韓邪單于簽訂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的友好盟約，奠定了漢匈和好的基礎。像周堪、張猛這樣的曠世之才，都被石顯迫害致死，對漢政權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在這裡，元帝負有直接不可推卸的責任。
被石顯迫害致死的名儒還有易學大師京房。京房看到漢各級官吏腐化墮落的情況，便向元帝建議推行“考功課吏法”。此舉得到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等人的支持。元帝也認為可行，但遭到石顯及其黨羽的反對。石顯不敢直接攻擊“考功課吏法”，而是以讓京房直接到地方試驗為理由，把京房排擠出中央，到魏郡任太守，以“考功課吏法”治郡。京房離開中央後，石顯就誣告京房與張博同謀，“誹謗政治，狡猾不道”，京房因此被判死刑。
此外，被石顯迫害致死或遭貶斥的賢臣還有御史中丞陳鹹、待詔賈捐之、鄭令蘇建等，郎官馮逡也因奏言石顯專權而遭受迫害，甚至連由馮逡薦舉的馮野王，也無端受到排擠。石顯如此迫害賢臣，都是在元帝的支持、默許下進行的，這怎么能說元帝重用儒士？在石顯等人的淫威下，有些名儒如貢禹和丞相匡衡等，看到石顯聲勢顯赫，也都投靠到石顯門下，這些人其實已經不能發揮儒生的作用。漢元帝在治理國家方面毫無建樹，卻具有非凡的音樂才能。據說元帝投銅丸擊鼓的技藝很高，已經超過了專業演奏家。《漢書•元帝紀贊》則說“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節度，窮極幼眇”。這也說明元帝是一位精通書史、多才藝的皇帝。他對音樂造詣尤深，不僅能擊鼓、彈琴、吹簫，而且會使用多種樂器演奏，還能譜曲配唱，對拍節的掌握已經達到窮極要妙的地步。在中國歷史上，多才多藝的皇帝，多不理政事，元帝正是這樣的君主，在嬉戲玩樂中一步一步把漢政權推向衰亡之路。薛廣德說元帝“日撞亡秦之鐘”，決非誇張之詞。
從當時歷史事實分析，漢朝在元帝時並沒有到不可挽救的程度。元帝如果能把他的才華用在治理國家方面，聽從賢臣的勸諫，剷除石顯等奸佞之徒，革新政治，漢政權還是大有可為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元帝沒有一點善政，如提倡節儉、救濟災民、假民公田、徵收口錢由三歲提至七歲等，均屬善政。但這些與其委政宦官、濫殺忠良、擾亂政局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我們認為，西漢王朝的衰亡，元帝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歷史意義
綜觀元成二帝當政時期，重用儒生是共同的特點。元帝即位後，重用儒生，委之以國政，名儒蕭望之、周堪、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韋玄成、劉向、鄭弘等人相繼為丞相。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節儉、減少政府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削減衛卒，生子由三歲出口錢，改為七歲仍出口錢；成帝時，稅賦由120錢減為80錢，等等，都堪為善政。還有擴大博士弟子名額，令郡國設定五經百石卒吏，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讓光祿大夫劉向整理宮中藏書，等等，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時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如能認真執行，對於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於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讖緯迷信的消極作用，特別是由於宦官當政，元帝優柔寡斷，使儒家仁政難以貫徹執行，而其消極因素卻得到惡性發展。
儒家的迂闊、保守、迷信的表現，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災害等天文現象和自然災害與政治聯繫起來。如翼奉給元帝上封事時就說：“《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所謂“五際”，即指每逢初卯、酉、午、戊、亥五個地支年份，國家必有災害發生，稱為“五際厄運”。翼奉認為元帝初元二年（前47）就是甲戌年，屬於“五際厄運”之年，故地震頻繁，陰氣大盛。所以如此，是由於“二後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之所致。翼奉的論說以災異附會政治，以約束君主政治之失，雖屬迷信，也未嘗不有積極意義。前此，翼奉曾因天變而勸元帝“顯諸仁，藏諸用”，即行仁政，節用愛民，元帝就接受了翼奉的意見，下詔“江海陂湖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步苑馬，諸官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谷馬，水衡省食肉獸”。而這一次涉及外戚史高。許嘉所謂“二後之黨”專權於政的嚴重問題，元帝可就不接受意見了，初元三年四月乙未，武帝茂陵白鶴館火災，翼奉又上疏建議因天變而徙都於成周（洛陽），以表示“與天下更始者也”，從而使漢家政權“延長而無窮也”。其實天變與徙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翼奉把兩者拉在一起是毫無道理的，也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這回元帝還是沒有接受意見，以七廟在長安不能東徙，而拒絕遷都。在翼奉之後，易學大師京房又借天變之機，上奏“考功課吏法”。本來為整頓吏治，懲治官吏胡作非為，建立考功課吏法是十分必要的，但京房把它與天災聯繫起來就顯得節外生枝，而優柔寡斷的元帝，聽從了宦官和權臣的意見，不僅沒有推行考功課吏法，而且藉故把京房處以死刑，說明儒家借天意說教的政治，對事實毫無補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