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東北史綱》之緣由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傅斯年正在北平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不久,北京大學召集教授和學者討論時勢。在會上,傅斯年提出了“書生何以報國”的論點。這一問題引起了與會各位同仁的廣泛思考,並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傅斯年認為:“吾等明知東北史事所關係於現局者遠不逮經濟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僅有興會於史學之人,亦但求盡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諸?”(東北史綱·卷首·引語)作為一介學人,傅斯年緊握手中筆,用自己的知識,向帝國主義宣戰。這也是傅斯年寫作《東北史綱》“之第一動機也”。傅斯之所以寫作《東北史綱》,還鑒於“國人不盡無恥之人,中國即非必亡之國”,儘管有的“國人之酣夢如故”,但並不是全部,如“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奮起禦敵”即是明證,中國也並沒有到了該亡國之時。關鍵之處,在於有人起而振臂高呼,引導百姓起來反抗。“然而前途之鬥爭無限,知識之需要實殷,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豈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繫於國事者焉”(東北史綱·卷首·引語)。這也是目前所亟需解決的,必須用知識來說服國人,增進國人對東北地區的了解,進而增加國人抗日的決心。
傅斯年寫作《東北史綱》的另外一個動機是因為“日本人近以‘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一種妄說鼓吹當世”,並“以此為其向東北侵略之一理由”。這是在1932年1月,國聯在國民黨政府的要求下,成立了以英國李頓爵士為首,美、法、意、德等國組成的“李頓國聯調查團”。日本人為使其占領中國東北地區合法化,大造輿論,極力宣揚“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等謬論。為了反擊日本人的陰謀,同時也為了給李頓調查團提供歷史根據。傅斯年懷著鮮明的歷史責任感,懷著抵禦外侮的必勝信念,決定編寫一部東北地方史,用歷史事實說明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於是,他聯絡了方壯猷、徐中舒、肖一山、蔣廷黻等人來共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傅斯年此後便不分晝夜,俯案疾書,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完成了第一卷,命名為《東北史綱》。此書用大量不容置辯的歷史事實證明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
傅斯年在此書《卷首·引語》中還說明了本書所用材料,共分三大部分。首先是以前代的正史和通鑑等材料為宗。其次是關於明清兩代者,引用了大量新發現的材料。最後是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學問中“公實立言”者,作為其證據之一。這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於此,傅斯年之所以這樣,是想給人們一個明了的、先入為主的思想意識。其意義不言而喻。
《東北史綱》之架構與旨趣
《東北史綱》一書共分五卷,於五卷前有《卷首·引語》和《論本書用“東北”一名詞不用“滿洲”一名詞之義》。第一卷《古代之東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東北》(方壯猷),第三卷《明清之東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蕭一山),第五卷《東北之外交》(蔣廷黻)。從其卷首《告白》可以考見是書框架大概。除五卷為幾位學者分別著述之外,尚“外附彩色地圖若干幅。茲因便於讀者起見,每卷分別出版,待五卷出完,地圖印就後,即不分售”(東北史綱·卷首·告白)。由此可知,《東北史綱》一書附有地圖若干;五卷寫就之後分別出版,即五卷是相對獨立的。因此,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傅斯年所著《古代之東北》是收錄於《傅斯年全集》當中,並不是一部完整的《東北史綱》一書。
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東北》,是從“自最初期至隋前”的歷史,共五章。第一章為《渤海岸及其聯屬內地上文化之黎明》,共四節。計第一節為“東北與中國北部在遠古為同種”。在本節內容中,最為重要者當屬傅斯年引用了我國考古工作者安特生、步達生和日本學人濱田耕作、清野謙次的論點。1921年安特生在奉天(今遼寧)沙鍋屯發掘一穴居留遺,“其結論雲,彼在仰韶所發見之貝環,在此奉天穴居中‘驚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層中並發見帶彩陶器殘片,此種陶器‘正是在河南遺址所發見用具系統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安特生“作結論雲,‘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遺,與彼一河南遺址,不特時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屬於同一的民族與文化的部類,即吾所謂仰韶文化者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濱田耕作於1928年發掘旅順之貔子窩。後經研究指出:“吾敢謂此地大體上仍多是中國式,文化上人種上皆然也。”京都帝國大學的清野謙次,對其人骨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曰:“總結說來,貔子窩人在許多點上與近代中國人及朝鮮人較遠,而與石器時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鍋屯人為近。如想到貔子窩人與近代人種的體軀的關係,吾人可說,在甚多骨骼的形質上,貔子窩人對近代人種中,獨與中國人為最近。然則此石器時代之貔子窩人,謂為與近代中國人之祖先為一事,實最可通之說也。”運用考古成果,指出了從遠古時代開始東北與中國同宗同族。尤其是“在東北考古得如此結論者,不特為兩君(安特生、步達生)然,日本學人之憑證據者,亦未能立異說者”。傅斯年以考古發掘為根據,並且引用日本學者的結論來加以說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力地回擊了日本人的謬論。
第二節為“肅慎)挹婁)女真”。滿族是居住在我國黑龍江、松花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先秦到隋唐的肅慎、挹婁、勿吉、靺鞨,是其一脈相承的祖先。從遼、宋到明末,則稱為女真。在是節中傅斯年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史料,如《左傳》、《國語》、《周書》、《書序》、《尚書大傳》、《史記》、《漢書》、《論語》、《說文》、《後漢書》、《魏志》等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第三節為“朱蒙天女玄鳥諸神話”。於此,傅斯年運用神話傳說,認為“神話之比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問題者一大利器”。“中國東北歷代各部落之‘人降論’,見於《朱蒙天女》等傳說者,分析之雖成數種傳說,比較之卻是一個神話”。通過比較研究,傅斯年得出結論,說:“此一線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業,與秦漢以來之東北部落導於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觸與混合也。東北部落與中國歷史之為一事,由此證據,可謂得一大路也。”
第四節為“殷商與東北”。傅斯年以兩事為證:一曰亳之地望,二曰朝鮮與箕子之故事。傅斯年認為:“以此二事,可知商之興也,自東北來,商之亡也,向東北去。商為中國信史之第一章,亦即為東北史之第一葉。就歷史之系統論,東北與中國為一體,更不待煩言然後解也。”
在本章最後,傅斯年對以上內容進行了一個簡明扼要的總結,更能夠使人清晰地了解到東北與中國之關係,具體為:“一、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二、以神話之比較為工具,已足說明歷代之東北部族與開中國歷史之朝代有密切之關係。三、以殷商朝鮮肅慎等地名之核比,知在中國史之初期中,渤海兩岸是一體。四、更以諸史所記東北部族之習俗生活等,知其與所謂‘漢人’有一共同的基本成分,轉與漠北之牧族,西域之胡人,截然不同。人種的,歷史的,地理的,皆足說明東北在遠古即是中國之一體。此系近代科學尋求所供給吾等之知識,有物質之證明,非揣測之論斷。”
第二章為《燕秦漢與東北》。首先,傅斯年列舉了關於燕秦漢與東北關係之重要史料,計有:《史記·秦始皇本紀》、《3史記4自序》、《魏略》(引見《三國志注》)、《史記·朝鮮列傳》(《漢書》之異文附註於下)、《晉書·地理志·樂浪郡》等。其後,通過對各種史料的分析後得出結論:“一、周漢時之朝鮮(當時之朝鮮境與今不同:當時朝鮮,北有今遼寧省之一部,南有今朝鮮境之大半,而所謂三韓者不與),初為箕子後人之國,繼為衛滿自王之地,較之南粵與中國之關係更近。二、燕時遼東及朝鮮之一部皆屬燕,其建置之可考者有遼東郡(見《史記·匈奴傳》)三、秦代之東北境有遼東郡,遼西郡,漁陽郡,右北平郡,皆燕時所置(見《匈奴傳》),更以朝鮮屬遼東外徼。燕秦時今朝鮮西境皆臣服於中國,最南所及,已至今朝鮮京城之南。,,四、漢興,稍向內撤守御,‘復興遼東故塞,至浿水(今朝鮮平壤城之大同江)為界,屬燕。’然遼東仍為重鎮,有高廟(漢高帝廟)。五、漢武時,以朝鮮王右渠不恭順為藉口而東伐,定其全部,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其北境之部族皆率服,其南境之三韓(辰韓,馬韓,弁韓)皆入貢。於是朝鮮半島與今所謂南滿及東海濱州者,皆統一於中國之治焉。”
第三章為《兩漢魏晉之東北郡縣》,論述了兩漢魏晉之時東北諸郡沿革之狀況。尤其是對於真番郡的論述,傅斯年運用了大量的史料,同時,對於前人成說進行考證,糾正其可疑之處,得出結論,曰:“今以考真番所在之結果,連帶證明一事,即燕秦東向已據朝鮮半島沿黃海之一大部是也。彼時箕子之朝當已夷為附屬,逮漢初,威不及遠,箕氏或更延餘緒。然中國人衛滿終有之,並以和漢之政策,兼併四鄰,而臻箕氏所不及之版圖。漢武之劃為四郡,特中國人最後之成功耳,事非創舉,遂延綿也。”其後,附有“漢至隋東北諸郡縣沿革表”,計有遼東郡、遼西郡、遼東屬國:昌黎郡、玄菟郡、樂浪郡、帶方郡。如遼東郡,於表中先列舉了遼東郡在前漢、後漢、魏、晉、前燕、後燕、北燕、後魏、齊、隋各朝所屬各縣;再附之“考釋”,依據相關史料來證明其出處及其真實性。總之,該圖表詳述了各郡沿革之變化,更加明了地體現出東北各郡與中國之關係。
第四章為《西漢魏晉之東北屬部》,分為“史料”、“分解”、“文化”、“諸部之推移”、“民族之認識”。“史料”部分則包括:一、夫余;二、挹婁(肅慎);三、高句驪和句驪;四、東沃沮、北沃沮(勿吉別附挹婁下);五、濊;六、三韓。傅斯年認為:“漢魏晉東北屬部,嚴格言之,夫余高句驪句驪沃沮濊貊也。更廣其義,亦可將歲時朝謁之三韓列入,挹婁則並非中國屬部,僅中國屬部夫余之屬部耳。然如不合挹婁以統論諸部,勢感困難,故仍存之。”因此,於本部分內容中共羅列了夫余、挹婁(肅慎)、高句驪和句驪、東沃沮、北沃沮(勿吉別附挹婁下)、濊和三韓幾部。對於每一部的論述中,傅斯年引用大量史料來證明之。如夫余,所引用史料計有《後漢書》、《魏志》、《魏略》、《晉書》等。且每種史料都是大段完整地錄入下來的。由此可以說明,漢魏晉東北各部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分解”則包括地望和族類兩部分,於族類則附有地圖。這部分內容則是對東北各屬部從地理位置和各部族源淵及發展狀況來進一步證明自己的觀點。“文化”則包括生活狀態和習俗兩部分。通過從這兩方面對東北各部族進行研究,得出結論:“文化最高者為濊部,其中樂浪東部之純濊民最馴良,儼然華風。其北之夫余句驪雖長於兵革,猶不失其濊民之基本素,夫余之若干習俗尤與相傳之殷俗合,蓋略變於胡,亦已近於中國之故,所受之中國化或更多也。三韓部落文化頗低,在組織(無大國)及生活(猶處土穴)上皆簡略,然已至農業狀態。其文化之稍進步處,皆秦漢人在樂浪者影響之也。文化最低者為挹婁,仍在石器時代,處土穴中。句驪以好潔著,挹婁以不潔聞,顯非同類。至於挹婁人形似夫余者,蓋以如此鄰近之國,易有混合,其本非一系,可斷言也。”其後兩部分“諸部之推遷”和“民族之認識”則是依此民族部落之別以探其與後來之民族有如何之關係。
第五章為《漢晉間東北之大事》,共四節,主要是介紹了漢晉間東北地區發生的四件大事。即曹操征烏桓、公孫氏據遼東、田丘儉平高句驪、慕容廆創業遼西(為了增加說服力,文中還附有石刻一)。通過漢晉間發生的幾件大事,更加明了清晰地使人看到東北地區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說明了東北地區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總之,傅斯年《東北史綱》一書從歷史各個時期論述了在中國歷史上東北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無論是運用的神話傳說,還是其運用的有史可考的諸多史料,都充分說明了中國與東北之間的關係,東北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有力地回擊了日本人的謬論。
《東北史綱》撰述之意義
《東北史綱》是日本侵占東北後,中國史學界出版的第一部東北地區史,由於時間的限制,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其中若干細枝末葉尚欠推敲是難免的,但其框架、主要結論是正確的。其意義是不言而喻。首先,為了揭穿日本,反駁日本的謬論,以正視聽。日本政府鑒於中國東北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重要的戰略位置,自從幕府末期和明治以來,一直都處心積慮地想吞併這一領土。為了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日本在國內大造輿論,並大規模地擴軍備戰。日本於1928年後,先後制定起草和發表了《對華政策要點》、《關東軍占領滿蒙計畫》、《科學地觀察滿蒙對策》、《動盪之滿蒙》、《對滿蒙方策》、《解決滿蒙問題方策大綱》和《緊迫的滿蒙對策》等檔案和文章,日本政友會頭目森恪於1931年9月9日更是在名古屋市的演講中胡說:“滿蒙並非中國的領土,滿洲作為清朝始祖即愛新覺羅氏的發祥地,是滿洲的領土。”在此後的幾天內,日軍飛行團在本土的一些城市中空投了10萬份題為“醒來吧,國防”的傳單,力主以武力解決中國東北問題。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了瀋陽城附近鐵路,誣陷中國東北軍進攻日本守備隊,當夜,日軍突襲東北軍北大營,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傅斯年通過《東北史綱》,從民族學、語言學的角度,結合古代文獻記載,詳實地證明了東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東北諸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從而強有力地駁斥了日本散布了各種謬論。
其次,對國人進行歷史和愛國教育,從而激發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愛國心。“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下令軍隊後撤。致使日本關東軍到1932年2月,就占領了整個東北三省。儘管東北軍部分部隊進行了抵抗,但主力已退到山海關以內,整個東北三省近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萬同胞,慘遭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和踐踏。在這種形勢之下,國民黨政府為了矇騙人民民眾,向全國發布《告全國軍民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為了對國人進行歷史和愛國教育,傅斯年懷著鮮明的歷史責任感,懷著抵禦外侮的必勝信念,聯絡方壯猷等人日夜奮戰,奮筆疾書,於很短時間內便完成了《東北史綱》一書。傅斯年在書序中寫道:“國人不盡無恥之人,中國即非必亡之國。”該書的出版,推動了捍衛祖國領土主權的抗日浪潮的興起,激勵著中國人民為正義戰爭而獻身。(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
第三,使李頓調查團向國聯寫出近於事實的報告,讓世界人民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面對日本的侵略,國民黨政府一面要國人鎮靜忍耐,一面將事變的經過訴諸國聯,希望國聯能夠主持公道,出面制止日本而給予合理的解決。當時的國聯並沒有實際的約束力,只是一個空架子而已。再加之它始終為西方幾個大國所操縱,因而只代表著列強的利益,充當了當時帝國主義國家推行侵略政策,維護殖民統治的工具。國民黨寄希望於國聯,但並不能夠得到任何實際的效果。事實上亦是如此,國聯只是草草地下了一個不分是非曲直的結論,勸告中日雙方不可將事態擴大,由雙方協定撤兵。同時,於1932年1月,組成了以李頓為首的五人調查團,到中國和日本進行調查。傅斯年《東北史綱》一書完成,在李頓調查團到中國後,傅斯年讓李濟將《東北史綱》節譯成英文,送交李頓調查團。可見,《東北史綱》一書便成為李頓調查團調查“九·一八”事變時中國政府提供的確鑿歷史證據。後來,李頓調查團在給國聯的調查報告書中寫道: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共認之事實”;日本在中國東北謀取“非常權利”和“特殊地位之觀念”,限制中國主權的行施,是導致中日衝突的根源;而溥儀為首的“滿洲國政府”不過是日本人的工具罷了。報告書公布後,世界輿論紛紛譴責日本帝國主義,要求國聯以報告書為基礎,解決中日問題。“國聯作出有利於中國的評判,雖不能全歸功於《東北史綱》,但它所起的史證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該書的寫成表現了傅斯年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一個中國人的高尚人格與國格。(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
對於《東北史綱》一書的價值,於此,引用傅斯年的學生陳磐的話權作為本文的結尾,陳磐這樣說:“東北事變,大局震盪,孟真師憂心如焚,百忙中而有《東北史綱》之作。這部用民族學、語言學的眼光和舊籍的史地知識,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我們的文化種族,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心。這種史學方法和史實,是最現代的、科學的。但出版以後,頗受批評。其實,這書的間架輪廓,非高手不能辨。批評的人從細微末節著眼,當然不無話可說。但是能批評的人,都不一定就能搭起這樣的間架,描畫出這樣的輪廓。‘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鑿荒開山的工作是創造的、艱難的,後人跟著來做補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一語中的,切中了事情的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