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歷
杜導正杜導正（1923-），山西省定襄縣人。1937年10月參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繁峙縣、雁北專區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中共應縣縣委民運部部長，1946年初歷任《晉察冀日報》記者、新華通訊社解放軍第六十七軍新華支社副社長、第二十兵團新華分社副社長。建國後，歷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廣東分社社長、中共中央中南局機關報《羊城晚報》總編輯。1959年10月—1962年2月，因曾向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繆海寫信反映廣東農村缺糧的真實情況，被劃為“右派”。“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是第七屆全人大代表。現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著有《是與非——對我漫長記者生涯的反思》，主編《初探日本》、《張學良》等書。
主要經歷
童年時代
杜導正杜導正出生在山西省定襄縣一個農村小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杜希賢是個農村國小教師，母親是造紙作坊的一個普通工人。他原名杜毓芷，杜導正這個名字是1938年參加革命之後自己改的，“導正”是取指導政治之意，一直用到現在。杜導正小時候家境非常貧寒，常常遭到富家子弟的侮辱，在家境上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他就勤奮學習，通過優異的學習成績討回做人的尊嚴。
學生時代
1934年，他考入定襄高級國小讀書，當時日寇進犯河北，熱河省、冀東21縣和察哈爾省相繼陷落。1936年9月，山西省成立了抗日犧牲救國同盟會，11月，杜導正就參加了犧盟會組織。1937年，杜導正14歲時考入了定襄縣立初級中學。就在這一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校停課，母親帶著他和弟弟回到了家鄉蔣村。
參加革命
杜導正當時村里正駐紮著剛從紅軍改編的八路軍，八路軍發動民眾抗日救亡，掀起了參軍熱浪，他就毅然報名參加了“蔣村脫離生產武裝抗日自衛隊”。之後，薄一波同志領導下的抗日戰爭動員委員會成立，吸收他參加，他成了定襄縣第二區動委會的工作員。就在這一年，115師教導隊的鄧森同志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他只有14歲，是個剛懂事的娃娃黨員。入黨後，他被組織上分配到繁峙縣任縣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之後，在雁北地區工作了將近7年。
黨校學習
1944年9月，他到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學習，在那裡讀了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並逐字逐句學習了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比較系統地接受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觀點。這些革命理論的學習，不僅拓寬了他的知識領域，就是在對人生的選擇，對世事的看法上也產生了一些飛躍。同時，也更加強了他對黨所領導的事業的自信心。
記者生涯
抗戰勝利後，杜導正從黨校畢業，到中共北平市委報到。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同志找他談話，決定讓他去當記者。但是杜老自認文化功底較差，感覺難以勝任，覺得自己搞黨務和農民工作還比較合適一些。但小舟同志堅持認為他可以寫東西、當記者。於是他被分配到新華社北平平郊支社，任採訪科長。從此，他開始了記者生涯。在抗戰時期的1941年，《晉察冀日報》社的一位特派記者雷行到繁峙縣採訪時，就曾鼓勵他寫稿。1942年，和杜老共事的繁峙縣婦女抗日救國會宣傳部長趙明升英勇就義，他含著淚寫成了1500字的通訊，發在石印的雁北地委機關報上，很多讀者受到感動。讀者的青睞使他感受到了新聞的力量，也激發了他的寫作激情。在解放戰爭中，他又擔任了《晉察冀日報》的記者、編輯、隨軍記者，在戰地採訪中寫下了不少戰地通訊，有些人物報導在晉察冀一帶產生了一定影響。
馬列學院學習
建國後，杜導正告別了部隊後，就到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工作，稍後到新華社河北分社擔任社長。1954年9月，他帶職到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在馬列學院整整兩周年，他受到馬列主義理論和部分文化課的較全面的訓練，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有了提高，認識到：在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後，除了認真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外，國內的任務主要是提高生產力，使國家儘快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杜老曾說，在他的一生中，在馬列學院這段時間中，讀書最為系統、全面，新聞理論、新聞技巧，全學了，兩年後畢業時，意氣風發，自己本來有一些實際工作的經驗，這次又掌握了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又有剛剛結束的“八大”精神，只要兢兢業業拚命乾，後半生是可以為黨和國家幹些事情的。可從這以後，反倒逐漸開始了他在政治上受挫折，跟著瞎胡鬧又跟著挨棍子的時期。
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
1956年9月，經過兩年的學習，他從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畢業，被分配到新華社廣東分社任社長。這時，黨內“左”的錯誤慢慢膨脹開來，以後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1959年反右傾，一個政治運動挨著一個政治運動，一個高潮接一個高潮，大的考驗到來了。作為新華社的一個記者，一個組織者，是不可能離開或迴避黨的這一歷程的。他在對待黨的這個趨勢，核心問題就是不敢實事求是，不能實事求是，不敢尊重人民民眾的利益和願望。1956年搞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廣東農民有意見，個別地方鬧事出現了問題。他寫過這方面的內參稿，但不多，這時他下鄉已不那么深入，而且頭腦中帶著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957年反右派，他開始是猶豫的，後來動員大會一開，中央一講話，他就跟著幹了。廣東分社40多個人，劃了4個右派，全是最優秀的記者。反右派運動中，廣東有個民主人士，老同盟會員羅翼群。1957年夏，他去粵東，到處講話，罵共產黨，說中國農民到了餓死的邊緣。他在前面走，杜導正帶著個記者後面跟著，他一講話，杜老就寫文章批判他，發在《南方日報》上，連篇累牘，有三四個整版。1958年搞三面紅旗，杜老寫的新聞報導很多，有一篇歌頌公社食堂的《三餐乾飯不要錢》，新華社發通稿，全國各主要報紙全都登載了，《人民日報》發在第一版上。
1959年年初，由於“大躍進”，廣東到處叫沒糧吃、犯水腫病，省委還是沒有充分警惕。直到發現100多萬人的廣州市只有7天的口糧了，才真的著急了。陶鑄同志下緊急命令，動用戰備糧。有人懷疑，農民是不是把糧食藏起來了？東莞等縣就搞了個反瞞產運動。杜老到東莞縣去看，介紹的人說哪個草垛下哪個草垛下搜出多少糧食，說得煞有介事。也確實搜出一點糧食來，後來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裡供領導人看的。縣委書記林若也是上當受騙。省委在東莞縣召開反瞞產經驗交流會，杜老又發了文章，說反瞞產如何成功。3月底4月初，《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揖和記者聶眉初來到廣州，要到湛江、海南島去看一看，杜導正作陪。到了海南，許多村裡的農民有浮腫病，商店裡的貨架子空空的。這次到海南島，他親眼看到了農民缺糧的嚴重情況，內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動。從海南回來，經過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他給新華總社副社長繆海寫信，報告農村缺糧的真實情況-《記者的調查研究》長文，先在《新聞業務》刊上發表，後被多家書刊轉載。
受到批判
1959年8月，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廣東省委根據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不久，《新聞動態》刊物上又點了9名新華社分社社長的名，有杜導正和尤淇、紀希晨、陳勇進、馮森齡、林麟、程光遠、孫全、吳振全。前後共批了杜導正16場，起初批判會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規模，全是省新聞界處長以上的幹部參加，後來擴大到60人，最後一場在廣州體育館，6800人大會批判。主要批他三條：一、懷疑1958年的三面紅旗；二、把大好形勢看成大壞形勢，自以為是，其實根本脫離實際；三、狹隘的農民觀點，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憫人。1960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對他正式做出書面處分決定：“茲定杜導正同志為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另行分配工作”。這個決定，是經陶鑄同志定的。1960年4月底，杜導正帶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學，籌辦新聞專業。幾個月後，他又被下放到新會縣農村，勞動了六個月，新會縣縣委書記黨向民說：“這是個記者，應該讓他寫東西”。他把杜導正調到縣裡寫《人民公社史》。
平反
1961年夏天，陸定一同志挺身而出，為新華社七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分社社長講話，說是“七司馬事件”，搞錯了。同年7月，杜導正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學開課執教，但結論仍留有尾巴：“杜導正同志仍犯有嚴重錯誤，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後，省委副秘書長陳越平、文教部長梁嘉代表省委找他談話，說：“陶鑄同志讓我們轉告你，說杜導正同志當時對農村形勢的估計是正確的，比我們正確”。2月底，杜導正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了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職務。經過了“反右傾”的挫折，杜導正似乎膽子小了，實際上是獨立思考增多了。面對中國農村那么困難的形勢，他贊成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同志的主張，很同意採用靈活的方法，如借地給農民，實行包產到戶甚至單幹等。
1978年11月，參加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周鴻書，在拿回的會議報導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的話。杜導正當時任國內部主任，看到這個報導稿後，覺得對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這段話淹沒在三四千字的大報導里，不突出，應該突出報導，這樣就可以衝破“兩個凡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所設定的禁區，商量後，向穆青同志匯報，他表示贊成。於是寫了一篇電訊，全國都以大字標題刊登了這條訊息。在當時中央對這件事情還沒有公開明確的說法，新華社這樣做，在輿論上推動了“天安門事件”的徹底平反。
重返工作崗位
杜導正是1977年夏從廣州調回新華總社，五年後，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報》工作。當時，黨中央在鄧小平、陳雲、葉劍英、胡耀邦領導下，整個黨的求實求真風氣越來越濃厚。中央十分重視報社與記者如實反映真實情況。那五年《光明日報》歌頌優秀知識分子如孫冶方、蔣築英、張華、華山搶險英雄群體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實準確，歌頌有度，讀者是信服的，已經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對黨政領導中有關政策執行中的偏差、漏洞、錯誤的揭發與批評報導，《光明日報》也做了有聲有色的積極報導、連續報導。山西太原“關係香菸”的報導，就是這樣。《光明日報》那五年，杜導正鼓勵記者采寫了大量只供領導機關參考，不公開發表的內部材料、內部信件。他鼓勵記者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將看到聽到的真實情況，大膽發到報社，在報刊內部刊物上發表。有些文章，報社作為手抄件，報告了中央和有關部門。在主編《華北人民》時，杜導正創造和發展了“問答”這種宣傳形式，針對性強，簡短活潑，宣傳黨和政府的各項政策，普及各種科技文化常識，如《互助合作政策問答》、《婚姻法問答》，他還注意到圖片在傳播中的重要作用。主編《華北人民》時，就在刊物上組織發表了大量連環畫，宣傳英雄人物，揭發壞人壞事。在杜導正主持期間，該雜誌發行量由8萬份上升到42萬份，發行量的擴大，雖然有解放區逐漸擴大方面的因素在內，但當時人們都認為，那種生動活潑的辦刊方針是起了主要作用的。杜導正還發展了調查研究這一報導形式的新聞理論，要隨時隨地注意，不僅有一般的調查研究，還要有典型的調查研究，既要強調調查研究的深入性，又要觀察全面，防止個案研究的片面性。
主要著作
《是與非》收錄了杜導正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近50年間發表的新聞作品44篇，新聞業務文章12篇，外加一篇數萬言的自傳。44篇新聞作品中，有16篇加了編前編後語，坦誠地剖析我自己的失敗與教訓。作為《炎黃春秋》的社長、創始人，杜導正始終把“實事求是”作為辦刊治刊的第一準則，雜誌一直堅持以紀實體裁為主，夾敘夾議，以敘為主，它客觀公正地記述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即一百年來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