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幸長

李幸長

李幸長,男,台灣地區政治人物、商人,“無殼蝸牛運動”發起人。2011年8月21日,李幸長宣布參選2012台灣地區領導人。

基本信息

個人簡介

李幸長,1952年生於台南縣永康鄉。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擔任過國小老師,以及社運工作者,現任四海游龍鍋貼專賣連鎖店董事長、幼稚園負責人,是台灣“無殼蝸牛運動”發起人。

李幸長從台北縣中和的黃昏市場賣米糕起家,在大陸和港台擁有300家鍋貼專賣店,是一位成功商人。

李幸長曾是鼎鼎有名的“造反”人物:“無殼蝸牛運動”總指揮。1989年夏天,他曾經領著四五萬人,躺在台北房價最高的忠孝東路過夜,抗議房價飆漲。運動如一場焰火,但它留下的“居住人權運動”的火種,卻由此開始延燒。

個人經歷

青年時代。李幸長是一個“窮怕了的台南鄉下小孩”,滿肚子發達夢想的小市民。

李幸長高中畢業、服完兵役後,隨即到台北謀發展。他苦讀考上師大夜間部,開始半工半讀,並積極創業卻因不諳經營而一頭栽進龐大債務的泥淖中。為了還債,他當過計程車司機、工地主任,最後則在始料未及中開始了長達十三年的國小老師生涯。

1988年李幸長為了專心準備研究所考試,暫時辭去工作,也賣掉了房子,沒想到半年後房價已飆漲一倍,中產階級成了無力負擔超高房價的‘無殼蝸牛’!憤怒不平的他於是發起‘無住屋運動’,並成為轟動一時的‘萬人夜宿忠孝東路’活動的精神領袖。

1992年,他一肩背起重達十多公斤的蝸牛殼,全省行軍參選立法委員,而隨著他的落選,‘無住屋者團結組織’也劃下了休止符,轉進成立‘崔媽媽租屋中心’繼續為租屋族服務打拚。

為了償還選舉時所欠下的新債務,李幸長一邊教書,一邊頂下了岳父在市場裡的小攤子,並進而開立‘四海游龍鍋貼專賣店’。經過初期的慘澹經營和辛苦研發,李幸長憑著他不放棄的研究精神,以及不服輸的信念與鬥志,終於靠只賣五樣東西打開一片天!如今鍋貼專賣店已拓展成六十多家分店的龐大事業,李幸長也從蟄伏多年的潛龍躍升成真正傲嘯四海的游龍。

政治生涯

發起無殼蝸牛運動

1987年,李幸長賣掉老家的房子,償還債務之後,決定買房。當時,房價很便宜,準備12萬元台幣的頭期款,就能買到台北縣60萬元的房子。靠著當國小老師穩定的薪水,生活不成問題。

當時,海外“熱錢”大量湧入島內,島內資金泛濫。買了房子才1年多,台灣房價大漲;60萬買的房子,很快漲到160萬。憑著在建築業內的判斷,李幸長認為房價已經漲到頂了,這是一波稍縱即逝的發財機會。而此時,他考研究生一再挫敗,妻子又懷孕了。李幸長決定賣掉房子,換一個小的,存一大筆錢用來潛心考研,不料,短短1年間,台灣房價繼續暴漲,160萬賣掉的房子,很快超過300萬。他拿著賣房子的錢,已經只能作買新房的自備款。

李幸長怒了。他的周圍有一群國小老師,這些本來生活小康、穩定安分的人,突然發現置產無望。於是,李幸長糾集同事們,想出一個宣洩憤怒的方式:“夜宿忠孝東路”。“那時候我想法很簡單,買不起房就去睡馬路吧,要睡就睡最貴的路段,至少召集1萬人!”他們打出“無住屋者自救委員會”的名號。

一次“造勢”不成功後,李幸長選了一間飯店,請記者們吃牛排,好容易引起媒體注意,更因此找到“組織”。一天下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研究助理陳冠甫給他電話,邀他到社運熱門蒲點“紫藤廬”與城鄉所的師生們開會。這個時候,小市民李幸長才發現,這批人早已在關注高房價殘害老百姓生活的議題,他們還拉上了另外幾位曾出面抗議房價的老師。不過,大家推舉李做“總指揮”,“因為我一臉苦相,特別適合做‘無殼蝸牛’的代言人!”

國小老師,這個在台灣社會意味著安定、值得尊敬的群體,他們奠定了運動的基調:幽默創意、非暴力與超越政黨。

1989年6月,“無殼蝸牛組織”正式命名“無住屋者團結組織”,7月,“蝸牛主義宣言”發表:“所有的動物中我們最羨慕蝸牛,因為它們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房子是它們生命的一部分,是它們最基本的權利,是它們生活尊嚴的保障。而且蝸牛的社會也很合理,一隻蝸牛一個窩,既不少,也不貪多。”

破產搞運動

從1989年6月開始,李幸長們每天都忙個不停。去各個政黨拜會,要求他們不準推出與地產利益勾結的候選人;去向排隊等待“國宅”(由官方出面興建的“經濟適用房”)的民眾宣導,“國宅”等不到,要政府改變住宅政策才能改善生活。8月,發出“夜宿”動員令,並導致政府“建設署”允諾大量推出低價位“國宅”,一時間,房市銷售陷入短期的低迷。

每月,還有一本“蝸牛戰報”出版,訴說小市民的辛酸、商人炒地皮的貪婪和官員的冷漠顢頇;那時候,誕生了“母子蝸牛”雕塑,有各種各樣的“蝸牛歌”;叫做“蝸牛飛彈”的小冊子,或介紹國外的租房管理和住宅政策,或擘畫合理的居住者權益保護法條……一個被蝸牛包圍的夏天。

8月26日,四五萬揭竿而起的“蝸牛族”,準備直接躺在忠孝東路,現場放起煙火,頗為歡樂。李幸長被推上去發言,他開口就是:“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裡面非常明確地指示,食衣住行這四樣東西必須弄到很便宜,如果供應不足,任何人都可以向政府要求……”9點30分一到,一聲令下,四五萬人如骨牌般依次躺下,頗為壯觀,他們還保證“睡姿優雅”。媒體的民調錶明,6成以上的市民支持這個行動。

李幸長想像的場面並未出現———他希望的是“總統”、“行政院長”等一堆大官被民眾打動,會親臨現場,傾聽人民的苦衷……“連個科長都沒來一個!”“總指揮”只好在活動之後撿垃圾,至少保證“中產階級的運動”“蝸牛不丟臉”。

9月28日,中正紀念堂舉行“百對無屋佳偶結婚典禮”,婚禮陣仗很大,不少人是真的在現場結婚,竹轎子抬來新娘,穿著婚紗和西裝的新人,在廣場上的帳篷里休息。“無殼蝸牛”發下問卷,調查公職候選人對住宅的政見,並將這些政見整理,當做“嫁妝”,“祝天下有情人皆有愛巢”。

李幸長把自己手裡的100多萬新台幣,盡數投入運動。他成了“社運明星”,外國記者的攝影機架到了他的教室,校長還被“教育部長”叫去問話,而校長只是表示,這是一個不惹事的同事。

年底,台灣官方宣布2年內將推出11萬套平價住宅,並將每戶首次貸款增加了30萬。在1989年中國新聞社的台灣十大新聞中,“夜宿忠孝東路”赫然在列。不過當年參與運動的人都認為,“無殼蝸牛”並沒有導致政府住宅政策的根本改變。

此時,“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正式登記社團。1990年,“蝸牛”們發起“重返忠孝東路”的運動,然而,媒體不再密切關注,民眾熱情也不在高漲,人數銳減的活動,卻出現了防暴警察的大部隊。

活動照常進行,李幸長卻陷入沉思:對萬人活動的“放任”和千人活動的嚴陣以待,公權力只會作對他們自己最有利的選擇,“政治是要講實力的”,“無殼蝸牛”的街頭運動,走到了終點。

參選立委

運動落幕,卻還是不斷有民眾打電話投訴。本著不願意“虎頭蛇尾”的想法,攜著運動中積累的高知名度,李幸長決定再戰政治圈———他舉債去選“立法委員”。而當時“國會三劍客”之一林正杰給他估票,認定他能拿3000票。募來200萬款項,他告訴自己的“競選總幹事”,最後用到他“負一點債最好”,這樣他就能夠功成身退,名正言順地給運動畫一個句號。

李幸長造了一個一人高的塑膠蝸牛。他的選舉方式,就是背著蝸牛在選區里“行軍”,一天20公里走上50天。他的競選主軸是:“絕望者的代言人”。最後,9000票的成績給他帶來70萬的新債務。

為了生計和還債,李幸長課餘在黃昏市場擺小攤,最後乾脆辭職辦了鍋貼店,然後,跟很多絕處逢生的故事一樣,他有了自己的大企業,“小卒變將軍”。但他並沒有遠離“蝸牛家族”。這些年,李幸長所有的員工一律稱他“李老師”,他在NGO捐助上投入的錢,已經超過台北最貴區域的一套住宅。

李幸長代表“無殼蝸牛”轟轟烈烈的過去,呂秉怡則見證了“蝸牛子弟”此後21年平靜的堅持。在呂的眼裡,李幸長是一個可愛的堂·吉訶德,“他當年認為,老師就是‘士’,當年他演講的時候說,‘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唯有大聲疾呼,喚起社會賢達關注住宅問題,讓政府知道民間疾苦,我們就可功成身退。可是,社會運動是需要長期經營的,你沒有退休的時候。”

政策支票

1999年,“蝸牛運動”十年慶,“蝸牛”再回街頭,此時台北的房價雖然不低,但全台房價已經降溫,正值低點。

1997年,台灣地方縣市執政已經轉為民進黨過半,政黨競爭日趨激烈。2000年選舉,出現了5組候選人。“蝸牛”將他們請來,“我們用宋楚瑜(參加)逼來了連戰,用許信良參加逼來了陳水扁!”李幸長說。

這些候選人與“蝸牛”們簽下了一張總共7條的“政策支票”。迄今為止,7條中已經有3條“打折扣地”實現了:房租比照購物貸款利息抵扣所得稅,額度30萬(後實施為12萬);成立1500億元“租屋補貼基金”,推動低收入戶、殘障、老人、單親家庭等各種租屋補貼券,照顧各弱勢族群(現補貼每戶每月3600元);廢除政府補助購物貸款和國宅租購之單身歧視條款(已經不再區別對待單身者)。

而居住權團體對住宅的持續發聲,也促成台灣官方在1999年開始擬定《住宅法》草案,但至2011年尚未完成“立法”。

2010年“五都選舉”被視為2012年選舉前哨戰,“無殼蝸牛夜宿台北市忠孝東路”21周年紀念日,李幸長的“堂·吉訶德基因”又蠢蠢欲動了。他在場表示,將捐助資金,支持馬英九做台北市長時的勞工局長、社運工作者鄭村祺出來選大高雄市長,政見就是“請投廢票”,以抗議政府對高房價的不作為,將選戰視為宣揚理念渠道。他問:“為什麼不管藍綠,政黨上台之後,政策就是鞏固財團利益?”他們表示,要爭取廢票率突破5%.這顯然可能對選情造成壓力。“選舉期間是政治人物最脆弱,身段最低的時候。”彭揚凱說。

現在“無殼蝸牛”要上街頭,人數往往不足50人。但是,當年的社運青年們,有的成了學者教授,有的成為NGO工作者,還有一些當年的“明星球員”,隨著政黨輪替,進入體制,掌握了行政資源。那些滲透在官方機構的人脈,在合適的時候,能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9月,聯盟開始拜訪市長候選人。不久,在“總統府”的“眼線”就告知他們可以通過提交建議書,影響官方的政策走向。10月初,他們提交了建議書,而僅在一周后,馬英九專門會見了“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代表,並承諾將“社會住宅”當成政策方向。

“廢票運動”半途而廢,但政策目標正在達成。選前一月多,台北市長候選人郝龍斌宣布將在市中心著名豪宅附近興建社會住宅,而選前兩周,“內政部部長”江宜樺公布“社會住宅實施方案”第一批選址地點,都在交通便捷的地區,將在一年內開工,並搭配社會福利單位協助弱勢者融入社會、脫貧自立。

“五都選舉”之後,“執政黨”國民黨保住了“五都”三席執政,但這場選舉,國民黨打得艱困,贏得勉強,民進黨實際得票數超過國民黨40萬,讓2012年的台灣領導人大選充滿危機感。而對於關注居住問題的社運工作者,他們的感覺是“真的在動了”。當局必將大力化解民怨,從住宅入手,處理好弱勢福利的議題,爭取民心。“豪宅課稅”政策也呼之欲出。

12月12日,呂秉怡應剛剛勝選的台北市市長郝龍斌團隊之邀,到一處市政府研擬要建設社會住宅的社區,參與社區居民的公聽會。

宣布參選

2011年8月21日上午,宣布參選2012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他表示,志不在當選,而是呼籲選民一起投下“西瓜票”,讓廢票率超過10%,創下金氏世界紀錄。

李幸長為了參選,將自己在上海及香港的四海游龍幾千萬(新台幣)的股權出售,準備投入5000至6000萬元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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