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先，男,1932年生,中國科學院規劃戰略局(原科技政策局)研究員、中國空間科學學會理事。現任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創新戰略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空間科學學會終身榮譽會員、空間物理專業委員會委員。
簡介1963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地球與 空間科學系，留校任教、科研。1980年代後，主要從事空間科學規劃、科學系統和技術系統、科技哲學、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研究。先後發表《論交叉科學》、《論元創新》、《論精神文化》等50餘篇論文。主著《科學系統論》、《技術系統論》、《工程系統論》等，主編《21世紀100個科學難題》、《21世紀100個交叉科學難題》等，參與主編《現代科學技術大眾百科》(三卷本)等，共10餘部著作。參與組織、研究國家高技術發展研究計畫、攀登計畫、海洋高技術計畫、中國科學院戰略規劃和知識創新工程等。
作品介紹
知識創新是國家戰略的核心 中國為何需要知識創新？知識創新戰略能夠成為國家戰略的核心嗎？未來高級社會朝向何方才是合理的？這是人類面臨的最具挑戰性的戰略思考。中國要以創新的思維方式，重新思考下一個社會的發展方向。
從史實判定，世界上落後國家究其根源，就在於缺乏基於知識的發展戰略。知識貧乏的國家，難於擺脫真正的貧窮；反之，若要追上已開發國家，最佳的戰略選擇莫若確立起知識創新戰略，使國民繼續知識化。
知識創新戰略的核心思想就在於：“以知識創新，導致知識富有。”即要使一個國家人均和國內知識總量 GDK（Gross Domestic Knowledge），包括數量和質量，進入世界前列，進而上升到高級智慧水平，成為知識型、智慧型國家。
在下一個高級社會中，知識必將起著主宰或支配作用。知識是智力資源，也是唯一稀缺的資源，比物質資源重要得多，它可代替多種形式的資源。土地、資本和傳統意義的勞動力都是生產“成本”，而不是“生產要素”。在生產方式中，知識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特別是，知識被用來進行系統的再創新，以致引起知識革命，使社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知識創新也可以隱喻（metaphor）為知識進化，即不停地生成新知識。這要憑藉理性思維的力量，因而必須有相應的思維方式創新。最後，要上升到精神文化創新。
知識始終是思維或理性的產物，因而應注意到理性思維是形成知識的源頭活水。因此，知識創新就需要思維方式創新，培養和提高理性思維能力。
實質上，知識創新是極其複雜的精神性生產活動，因而必須堅持懷疑、批判精神，特別是自由精神。自由是人的本性，只有堅持自由創新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地甚至無限地實現知識創新。愛因斯坦非常強調自由創新精神。他認為，外在的自由和內心的自由是科學進步的先決條件，科學理論的邏輯基礎，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人類精神的自由創造，是人類理智的自由發明，知識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雙翼。
長期以來，中國人的自由創新精神受到了壓抑，使得我們在近現代創造的知識量對世界的貢獻甚少。可以說，我們基本上是引用西方近現代創造的知識成果。
因此，知識創新必須堅持自由精神，才能激發人的全能，造就永續的智慧源泉。思想創新、文化創新都要超越國界、超越權力和金錢枷鎖；辨析傳統文化，主要靠現代人；知識創新、思維方式創新，更要靠具有自由創新精神的現代人。
元知識水平和元知識創新能力決定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元知識是有關知識的知識，是高一層次的知識。
托夫勒強調：“知識的分配比武器和財富的分配更不平等。因此知識（尤其是有關知識的知識）的重新分配就更加重要。它能導致其他主要資源的再分配。”
波普爾也強調元理論、元問題的重要性。他認為，元問題處在更高的層次上，為要研究一個問題而形成的新問題，就生出深層的新意來，而在不同層次上，並不存在著共同的問題。
元知識創新就是指“關於知識的高一層次上的知識創新”。這一高層次的創新，在國家層次上如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總方針、總政策、國家大法、總戰略思想、價值觀念、精神文化等，從而更有巨大的新價值，且更為複雜。也就是說，元知識創新必須從總體上研究知識創新本身的一般理論，認識到知識創新的一般規律性，何以能形成最有效的各類知識創新，以及各類知識創新之間的相互關係等。這正如揭示雷射現象的原理一樣，大量的分子何以協同行動，發出巨大的能量。我們就要研究眾多知識創新何以能形成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巨大創新能力。
知識的進化不斷地遞進，永無止境，而構想知識創新戰略階段目標，首先要確定指標體系：創建人均和知識總量（GDK）（數量和質量）的指標體系；達到“初級知識化”的目標或某種單一目標，如“知識競爭力”等，其時間尺度一般都要以10~20年計；而國民“繼續知識化”、高度知識化的長遠目標，短則半個世紀，長則一個世紀，乃至需要更為久遠的時間。
儘管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不能滿足於指標GDP,而要追求更難達到的、更高的精神財富指標GDK。要提高國民素質，實現現代人社會化，必須要實現知識現代化；要真正實現生產方式的轉變，關鍵在於提高知識水平。真正的投資要體現在國民的知識增長和更新上，沒有知識，無論機器有多么先進，多么複雜，也不會具有生產能力。而且，富有知識是提高精神文化的基礎，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誌。
自然環境控制著萬物生長。同樣地，文化—社會環境決定著知識發育、生長和創新。因此，知識創新首要的戰略舉措莫如營造“創新基因”富集的文化—社會環境。可以說，真正營造這種環境的典範首推猶太民族，他們是舉世聞名的最具知識創新的人：1901~2006年，諾貝爾獎中猶太人有110人，占總獎數的17%，而全球猶太人僅1600萬，占全球人口總數的0.3%。
西歐文藝復興就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精神文化創新，它引起了整個歐洲的繁榮，以至遍及北美洲和澳洲。在美國，1790年統計，主要來自歐洲的移民僅僅392萬，但他們表現出反封建專制思想束縛的自由精神、民主思想、艱苦創業精神，從而創造出美利堅民族嶄新的精神文化，僅在200多年裡，就迅速地崛起，而創新所形成的知識總量（GDK）也是世界第一。僅以諾獎判定，可見一斑： 1901~2007年，全球諾獎521個，美國獲278個，約占70%，而美國人口僅3億，占世界人口總數的5%,卻獲全球諾獎排名第一。
中國要創建適宜知識創新的文化—社會環境的歷史使命極其艱巨，這既要祛除仍盤根錯節的封建專制文化，如集體世襲文化、血親文化等等，更要創造出嶄新的科學人文文化，形成新的價值觀，進而才能引導國民追求知識、潛心知識創新。這樣，與其說“以人為本”，倒不如說要深化到“以知識為本”的核心觀點。文化是創新里的“基因”，有變異才有創新；我們必須倡導社會意識形態多元化，才能塑造自由創新的環境。
教育是直接獲取基礎知識的最有效途徑。普及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能使一個民族、國家興起。在近現代史上，一些國家抓住機遇，成為當時最發達的國家。其中，德國在19世紀下半葉，在教育上充滿活力，是當時世界上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並以其他社會從未表示過的信心和精力發展科學並把科學方法用於工業和社會發展，在較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越，在世界上崛起。美國也僅僅經歷了一個半世紀左右，就從殖民地發展到了超級大國。
由於知識更新迅速，許多知識就會變得陳舊起來，以至一經創造出來後便過時了，甚至丟失了。我國僅僅普及9年制教育，這對建立現代化國家來說，顯得遠遠不夠；對要構建起知識型國家來說，更是離得太遠了。因此，在根本上，國家應立法確保國民終身學習、享受大學普及教育，這是知識創新的基礎。國家的積累，不應過多地放外債，而要向國民教育作戰略性投資，造就各個層次知識水平的人才。
必須明確，教育主要能提高全民的基礎知識水平，但最有效地提高一個民族的知識創新能力，還要依靠適於創新的整個社會制度，體制機制、價值觀念，特別是文化—社會環境。
知識創新戰略舉措之一還在於，要在國家層面上有計畫地、大規模地、持久地進行，即依據國家知識創新戰略思想，制定並實施國家知識創新計畫。在中國知識創新活動中，中國科學院首先實施了“知識創新工程”，取得了很多經驗，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今後還需要繼續依照國家知識創新戰略的整體構思，將科學創新與普遍意義上的知識創新區分開來，才能完滿地實現整個國家的知識創新戰略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