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經濟學理論]](/img/8/6b0/nBnauM3X2ADO2gzMwgTNxMz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4UzL3g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有限理性[經濟學理論]")
簡介
有限理性一是環境是複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複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此外，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受到情境的影響，人們使用“第一系統”進行加工，理性在這裡根本就未發揮作用。
20世紀40年代，西蒙詳盡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不現實之處，分析了它的兩個致命弱點(1)假定目前狀況與未來變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2)假定全部可供選擇的“備選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結果都是已知的。而事實上這些都是不可能的。西蒙的分析結論使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管理學理論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西蒙指出傳統經濟理論假定了一種“經濟人”。他們具有“經濟”特徵，具備所處環境的知識即使不是絕對完備，至少也相當豐富和透徹；他們還具有一個很有條理的、穩定的偏好體系，並擁有很強的計算能力，靠此能計算出在他們的備選行動方案中，哪個可以達到尺寸上的最高點。西蒙認為人們在決定過程中尋找的並非是“最大”或“最優”的標準，而只是“滿意”的標準。
以稻草堆中尋針為例，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兩者的差別在於：經濟人企求找到最鋒利的針，即尋求最優，從可為他所用的一切備選方案當中，擇其最優者。經濟人的堂弟——管理人找到足可以縫衣服的針就滿足了，即尋求滿意，尋求一個令人滿意的或足夠好的行動程式。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滿意準則這兩個命題糾正了傳統的理性選擇理論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選擇的預設條件與現實生活的距離。
理論
"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Simon)。 自從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對什麼叫有限理性至今沒有公認一致的看法。
西蒙當年認為有限理性的理論是 ' 考慮限制決策者信息處理能力的約束的理論 '。他提議將不完全信息，處理信息的費用和一些非傳統的決策者目標函式引入經濟分析。但是近來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三方面的研究並不足以構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個反對主流經濟學中的最優決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過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經濟學卻在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將西蒙提到的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 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將不完全信息引入傳統的最優 決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對策論模型，使得主流經濟學中的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 用來揭示不 完全信息 對經濟行為及其互動作用的影響。
但是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並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他們認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認為大多數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的對策 論模型並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級無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進入的序貫均衡模型中雖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但這個模型中，沒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對方的生產函式，目標函式以及一個不確定的生產函式參數的所有可能狀態，及各種狀態發生的事前機率，他可以用動態規劃和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優動態對策，並對對手的最優動態對策完全了解。這哪是有限理性，這明明是超級無限理性，比傳統的完全競爭模型中對個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傳統的瓦爾拉斯完全競爭模型中，每個決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產條件和嗜好及他們的決策，他只根據價格信號做決策，因此在這種模型中，每個決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處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對策論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有信息不對稱的動態對策論模型在推動有限理性數學模型方面是一個失敗。
以Radner(1996)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將最優決策的計算成本引入經濟模型，可以說是將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個因素變成了主流學派的數學模型。但不少經濟學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這類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處理費用本身並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
最近發展起來的五花八門包含決策和計算成本的經濟模型也證明，如果計算和收集信息的費用很高的話，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中都會出現直觀決策，模仿(所謂羊群行為)，按固定規則決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最佳化的決策過程，但這類決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最佳化而只求滿意的決策，而是考慮計算成本的約束條件下的最最佳化決策。最優決策的本質並未變，只是當約束條件複雜時，最優決策的形式也多樣化了。
因此可以說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沒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為基礎的主流學派模型可以將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內吸收。九十年代的動態對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來預測供求不等的現象。錢穎一的有名的軟預算約束對策論模型中，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長期供不應求就是自利決策互動作用產生的一種任何個人都不能單方改變的後果，這種後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並不一定意味供求相等。很多動態均衡模型還能預見內生變數自發地隨時間流逝而演變。所以西蒙及奧地利學派，非線性演化經濟學派反對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學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研究
1980年代以來有幾個研究方向開始觸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對策理論經濟學家早就用囚犯難題的模型證明，個人完全理性決策的互動作用可能導致全社會無理性的後果，而 Neyman(1985)和Rubinstein (1986) 發展了有限固定規則機制 (finite automata)模型。在這類模型中，對策局中人沒有什麼最優決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規則決策，而社會理性卻有可能在個人有限理性的基礎上出現。 Smith(1982), 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發展了不少演化對策模型。在這類模型中個別決策者沒有最優決策的理性，而個人決策之間的互動作用會使選擇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數隨時間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謂納什對策均衡會在這些無個人理性策略演化過程中出現。
一些經濟學家指出個人理性和社會理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有個人的個人理性可能產生社會無理性的後果，而缺乏個人理性的決策的互動作用之演化有可能產生從全社會而言看似理性的後果。而顫抖之手(trembling hand)對策模型預見個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優勢。
Guth 等人(1982),Binmore等人(1985)和Aumann(1997)將遊戲規則理性與個人行為理性相區別，他們認為規則理性是一種有限理性。他們用社會實驗證實人們追求規則理性的行為(例如追求 ' 玩的就是公平 '，Fair play)看似象是個人行為的非理性。規則理性往往不能由個人行為的理性產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謂 ' 根本的不確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於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 Shackle(1961), 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將這一思想發揮。他們認為不完全信息是指決策者知道某一變數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發生的機率，而根本的不確定性是指決策者根本不知道變數有幾個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個可能值發生的機率。凱恩思學派的經濟學家稱這種根本不確定性為認識力的不確定性 (epistemic uncertainty, 見Lawson,1960,pp.42-43)。
這些經濟學家還認為所謂根本的不確定性不是外生給定的自然界的不確定性，而是人類決策互動作用內生地產生的社會不確定性。換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沒有不確定性，人們決策互動的後果也可能產生根本的不確定性。凱恩斯(1973,p.113)將這種社會性內生的不確定性稱為碰運氣(aleatory)不確定性。如果我們以這種根本的不確定性作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礎，則我們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對策論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與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與完全理性並行不餑。實際上有信息不對稱的動態對策模型中，豈止是完全理性，每個局中人都具有超級完全理性。
最近黃有光，姚順田，楊小凱，趙一民等經濟學家掀起一陣用瓦爾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論的浪潮。他們重提Hurwitz定理，該定理證明瓦爾拉斯競爭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勵機制中達至社會理性所需信息處理費用最小的激勵機制。換言之，瓦爾拉斯競爭機制在達到社會理性的條件下，對個人理性的要求最低。這種特點不但指社會總的計算費用低，而且個人決策面臨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 ' 根本的不確定性 ' 。每個決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產函式，效用函式，而且對有不確定性的參數個數，取值範圍，及其機率分布一無所知。如果他們要獲得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費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為基礎計算最優決策的費用大得不可行。因此每個人只能按照看得見的市價做決策，而不理他人的決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價與決策又有互相依賴關係。更複雜的是，當人們用超邊際分析(給定職業對資源配置的邊際分析加選擇職業時用的總費用-效益分析)選擇專業時，每個人的最優專業化水平依賴於看得見的價格，而什麼價格看得見又與所有人選擇的專業化水平有關。例如如果所有人選擇自給自足，則市場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價格。
由於這種看得見的市價和決策之間的互相依賴性，一個經濟中即使沒有外生的不確定性，個人決策之間及其與價格的互動也會產生社會性的根本不確定性。
而人們的做決策過程，就是一個通過他們決策的互動以及所有人決策與價格之間的互動，逐漸用價格制度試驗不同的分工網路，一步一步通過社會試驗，了解對全社會有利的組織信息。
在這個過程中，價格制度只能逐步向人們傳遞抽象的信息，而不能傳遞具體的私人信息。例如當木材價格上漲時，房層建築商了解到從他自己的利益而言，最優決策應該減少木材的使用量而增加其它材料的使用量。但他並不可能知道木材漲價是森林起火，還是人們對木材家具更喜愛產生的。而這種與他自己利益有關的信息就包含了所有人自利決策互動作用對全社會福利影響的信息，儘管個人並沒有能理解這全社會福利信息的理性。換言之，在這個社會用價格制度做社會試驗，逐步獲得社會理性過程中，個人的理性是極其有限的。個人面對根本的不確定性，他不可能了解其他人的私人信息。也就是價格制度和社會試驗不可能減少根本的信息不對稱，相反它可以在每個人只知道全社會信息的極小一部分時充分利用所有分散在各地，各個專業的信息。由於這種自由價格制度的功能對個人理性和信息能力要求極低，所以可以大大促進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又會增加信息不對稱。例如每個專家根本不必懂其它專業的事(隔行如隔山)也可以通過市場競爭享受各行各業價廉物美的產品。
這正是海耶克，奧地利學派所說的市場在個人有限理性和根本性不確定性條件下，綜合利用分散在各地各人的信息的功能。
黃有光，楊小凱將他們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稱為瓦爾拉斯序貫均衡模型(Walrasian 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順田用不動點定理證明了序貫均衡存在的條件。
例子
我們用幾個例子說明瓦爾拉斯序貫均衡概念。首先。看麥當勞連鎖店的創立和發展，在麥當勞連鎖店創立前，飯館的價格相當高。當時市場對飯館的需求也似乎與供給相當。如果飯館服務的價格稍微降低(以經濟學術語而言即為在邊際上調節)，利潤將會減少。因此，用傳統經濟學來指導決策將會導致這樣的結論：市場已在均衡中，利潤已最大化，創辦更多飯館或大規模減價只會造成損失。但是，當麥當勞連鎖店的創辦人認為可能有另一種市場均衡，在這種均衡中，飯館服務價格比現有飯館低得多，因而很多人會減少自己做飯的次數，而增加對專業飯館的依賴，專業飯館由於生產規模擴大，內部專業化加深，也可以使服務成本大規模地下降，因此大規模降價也會有利可圖。如此一來，麥當勞創始人就不是以當時市場的邊際調節信息定價，而是將價格訂在普通人能經常上館子的很低水平。麥當勞一開始就把目標定在大規模經營，用連鎖店的契約形式組織總部與分店之間的分工，使專業化的計畫管理，餐館設計，原料採購，廣告成為總部的專門部門。結果這種 ' 組織創新 ' 成為本世紀最大的商業成功之一。傳統的經濟學對於分析這類 ' 組織創新 ' 的奧秘完全無能為力。其原因是，傳統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以內點最優決策為基礎，
而決策從一個角點轉向另一個角點時，會造成產量和價格不連續地大幅跳躍，所以邊際調節根本不能提供最優決策所需的信息。
人們要得到決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必須試驗所有不同的角點。這一方面意味著組織試驗會產生風險，成敗不可能像邊際調節那樣肯定：另一方面，試驗必須是從一種組織結構跳躍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結構，而不能只是邊際調節。這就意味著眾多的破產案例其實是人們獲得決策信息所必須的組織試驗。破產企業家的貢獻不見得低於成功的企業家。在這種組織試驗過程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果人人都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才試驗目前不存在的組織，則人們永遠不能獲得決策所需的信息。如果人口中相當一部分人在沒有十足把握時就去試驗各種不同的組織結構(不同的角點)，則很多不同的角點就是會被試驗，其中大部分當然不是最優結構，而破產就提供了有關最優結構的信息，使成功的組織得以被人模仿和發展。
所以，看看經濟發達的美國，我們可以看到其破產率也是最高的國家之一。這說明有很多企業家冒風險在試驗不同的組織，因此成功的組織出現的機率就會上升。法人制度和股市的發展，使這種組織試驗的風險分散，因而加速了組織試驗和企業家精神的發展。從這點而言，社會對失敗的企業經驗應非常重視和給以適當的尊重，不要簡單地將經濟理論性與成功劃上等號。
這個例子說明，企業家要搞組織試驗必須藉助大量資本。因為新的角點均衡並不存在於現有市場中，而人們一般只相信現有市場的邊際調節提供的信息，企業家要說服人們與他一同去進行這種冒險的組織試驗，只能以錢把他們引出來。而一旦新的角點均衡不如現有均衡，則這筆投資就會血本無歸。因此，資本和風險是組織試驗不可或缺的兩個特點。這種對資本的看法與傳統經濟學對資本的看法很不一樣。傳統經濟學中，資本是一種生產所需的資源，資源越多，則產出也越多。而用角點分析方法來看資本。我們對經濟的最優決策有賴於我們對組織的信息，這信息的獲得卻依賴足夠多的組織試驗，而進行組織試驗卻是要用錢把人們引來與企業家共同進行，這試驗的成本就是資本，而資本的收益就是通過試驗所獲得的有關組織的信息而賺的錢。
在有專業化加速學習速度的效果時，天生的比較優勢並不重要，而進入專業化與學習加速的良性循環(正反饋)卻非常重要。一個先天不足的人，一旦通過廣告或自我推銷的成功而進入某個專業，專業生產會提高他的學習能力，這反過來用高效率擴大了他的市場，使他有機會加深專業化，進一步加速學習過程。這種自我加速的過程往往能使某些沒有先天優勢的人在短期內超過一些有先天優勢，但卻沒進入這個良性循環過程的人。有人將這種良性循環過程稱為 ' 自我發現 ' ，實際上這種過程是 ' 自我創造 ' ，而不是發現先天就存在的自我。
正因為組織試驗是人們獲取經濟信息所必需的，而可能的角點之間的組合造成的可能的組織結構和產權結構無窮多，人們不可能窮盡所有組織試驗，因此，人們對組織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在這種信息不夠的情況下，人們不應對經濟理性過於迷信，而應對看似無理性的組織試驗充分開放頭腦，不要有預先的成見。充分認識儘可能試驗不同的組織，在充分多試驗中靠碰運氣發財的態度，比預先算計清楚穩操勝券的態度更可取。1000年前，商人曾被人認為是一種對社會沒有貢獻的行業，這種預先的成見曾大大阻礙了經濟的發達。問題不是商業這個專業究竟是否有其價值，而是這種不開放的頭腦。現在，我們也聽到人們在談論台灣的 ' 產業空洞化 ' 如何對經濟有害，中國的勞力密集工業的發展如何不利於技術的提升，以及景氣循環如何有害生產力。所有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與當年重農抑商的論調都是同樣的思想方法。你怎么知道台灣的 ' 產業空洞化 ' 不好？一種組織結構在市場競爭中自發地出現，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對這種複雜的理由，我們最好不要輕易下結論，而是對各種組織試驗開放自己的頭腦，讓時間去對不同的組織試驗下結論。以產業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台灣沒有產業政策的效果，看來比新加坡和韓國的產業政策就不見得差(不少經濟學者論證香港的無產業政策比新加坡的產業政策效果為好，而台灣也勝過韓國)。
20 世紀50年代香港政府沒有如何產業政策，而開創了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的外向型出口勞力密集產品的工業化模式。台灣在50年代，政府強制推行進口代替，成效不彰，在國際競爭壓力和美國壓力下，50年代末改取香港式的
自由化，國際化政策，市場自動採用了香港式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創造了台灣奇蹟。後人稱這是政府有意設計了這個工業化模式，實際上沒有任何政府有能力設計此模式，而是香港市場自發地創造了這個模式，然而其他三小龍的政府加以模仿。這些經驗說明了市場在組織試驗方面比政府要高超得多。市場為什麼在組織試驗方面比政府的能力高超得多？
這是由於經濟發展的實質在於分工專業化的發展，隨著分工的演化，每個專家所知道的信息相對於全社會的知識越來越少，信息越來越分散在不同的專業中，而市場的功能一方面是促進這種信息的分散化和信息不對稱(一種專業產品的買方和賣方對生產過程的知識差別增大)，以促進社會獲取知識的總能力和增進生產力；享受所有不同專業的信息帶來的生產能力。市場並不是讓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而是讓人們在不必知道他的專業之外的生產知識時也能享受社會的生產力。正因為市場上的公平競爭能將分散的專業知識加以綜合運用，所以市場所利用的信息比任何專家所知道的信息都多。因此，市場所利用的信息也比經濟學家或政府官員所知的信息多。加上迷信政府或經濟學家的經濟理性會限制經濟組織試驗，所以，市場試驗經濟組織的能力比政府和經濟學家要高超得多。因此，我勸讀者對目前一些經濟學家批評台灣 ' 產業空洞化 ' 或中國 ' 產業低級化 ' 的論調千萬不可輕信。其理由就是，市場上出現的組織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這些經濟學家知道的多得多。
由於根本的不確定性，人們不可能算計自己決策與其他人決策的互動影響，只能依賴瓦爾拉斯定價機制通過社會試驗逐步了解所有人決策互動及決策與價格互動的後果。在這個動態過程中如果價格信號與決策之間有時間滯後，則反饋機制會產生市場價格不是高於就是低於靜態均衡水平的波動，也就是金融家索羅斯所說 ' 市場永遠是錯的 ' 。如果市場上所有決策的互動依賴程度很高或用數學語言；來描述，代表這個機制的微分-差分方程是高度非線性的。這個瓦爾拉斯價格機制會產生有名的紊亂系統，這種紊亂系統雖然由確定性微分-差分方程產生，但其唯一可預測的特性就是不可預測性。筆者將在另文中討論這種 ' 市場永遠是錯誤的 ' 和 ' 市場不可預測 ' 問題，它們正是人的有限理論造成的根本性社會不確定性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