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基礎
被告最後陳述權另外，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行使必須以當庭口頭陳述為唯一的形式，任何書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頭陳述。因此，最後陳述權又被認為是言詞原則的當然體現。所謂言詞原則，是指法庭審理案件必須以言詞陳述的方式即口語形式進行。公開的直接言詞審理取代秘密的間接的書面審理，是訴訟制度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個重大發展。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是未經當庭以言詞方式調查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書面辯護詞等任何書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為剝奪或限制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理由。可見，作為現代審判原則之一的言詞原則也是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一個理論基礎。
功能
法庭審判的最後陳述權其一，作為法庭審理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有助於法官發現案件真實。在具體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陳述對案件的審理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而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又常常能夠最集中、最明顯地表現出被告人的主觀個性特點。通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被告人的最後陳述較之其以前的各種陳述，往往有新的內容。因此，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於法官作出正確的判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中發現了新的證據或者其他新的情況，法官應當進一步採取措施而不是逕行休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釋中就規定：“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實、證據，合議庭認為可能影響正確裁判的，應當恢復法庭調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辯解理由，合議庭認為確有必要的，可以恢復法庭辯論。”
其二，最後陳述程式可以突顯對被告人人格尊嚴的尊重。如果說前述一方面是出於能夠準確地懲罰犯罪的考慮的話，那么這裡可以認為是出於保障被告人人權的考慮。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們對程式的關注也日漸強烈，過去那種程式法是實體法的附庸的觀點已經不再是學術界甚或實務界的主流觀點。人們意識到程式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並且這種價值又是多元的。其中程式能夠體現當事人做人之尊嚴的價值引起了充分注意。“訴訟法規定的程式保障體制強調了當事人的人格尊嚴和法律關係主體地位，體現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觀念，使訴訟具有理性活動的形象。”不管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最終的裁判結果有無實質的影響，最後陳述程式還是可以讓被告人內心壓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釋放。雖然被告人的主體地位已得到確立，但誰也不能否認在刑事訴訟程式中被告人是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境地，這種境地難免會對其心理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因此，為被告人設定一個釋放情感的平台並非毫無必要。當然，在最後陳述中被告人並非可以毫無邊際、言無不盡，還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對此下文將作專門論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後陳述還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個案的形式向旁聽民眾宣示法律以及勸誡民眾切勿違法犯罪。本來，教育功能應當說是整個庭審乃至整個刑事訴訟的一個功能。但是，被告人最後陳述往往會帶有更為濃烈更為直接的教育色彩。被告人會從自己的切身體驗出發，情感豐富地向人們展示其內心感受，具有一種“最後的臨別贈言”的性質。有一些陳述可能與認定案件事實毫無關係，所以在其他程式中可能並無機會做出。而各國立法對被告人最後陳述的限制一般都是“與本案有關”或者“不離題”，這類陳述雖說與認定事實無關，但應當說是還是“與本案有關”的，也是“不離題”的。況且這類陳述還會關係到量刑時所考慮的認罪態度問題。最後陳述較之於其他庭審的過程可能更會打動旁聽民眾，體現出勸誡教育的功能。當然，法官也不能因於此而將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向這方面引導，畢竟最後陳述是被告人的權利，它還承擔著體現被告人做人尊嚴的功能。
性質定位
審判辯護權是被告人的一項基本權利，貫穿於整個訴訟過程之中，它有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同一般意義上的辯護權相比，最後陳述權有著獨特之處：一是最後陳述的主體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辯護人代為行使，這顯然有別於其他的辯護權；二是在最後陳述中，並不存在如其他辯護權中控辯雙方直接意義上的對抗，在這一階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進行陳述，不存在控方的辯駁，其意見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後陳述權又不完全是一種辯護權。最後陳述權有一個功能是突顯被告人的尊嚴感，釋放被告人的內心情感。而辯護權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首先要體現為一種對抗。有些情況下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並不具有對抗性，僅僅是一些抒情性質的發揮，最後陳述權會體現為一種情感宣洩權。最後陳述權的這種性質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國家追訴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這種地位意味著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壓力。當然，被告人情感的釋放也並不是漫無邊際，應當是與案件有關的。
限制
模擬最後陳述權首先，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不能損害國家、他人以及社會公共的利益，這應當是一個最基本的底限。在司法實踐中常見的一些情況，如有的被告人會在最後陳述中蔑視甚至辱罵法庭、公訴人、偵查人員，有的被告人會對被害人、其他被告人或者案外其他人進行人身攻擊，這些行為都是侵犯了國家、社會或者他人的利益。對此法官應予制止，進行批駁、訓誡，如果被告人不聽，視其情節輕重程度，酌情做出加重處罰或對其另外追究責任的處理。在公開審理的案件中，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如果涉及到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也應當受到限制。
其次，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內容不得離題。所謂“不得離題”，即必須與本案有關。對“與本案有關”應作廣義的理解，不能僅限於與認定本案事實有關，被告人關於悔罪的傾訴、對犯罪心理的講述以及對本案所適用的法律的評判等等都應當認作“與本案有關”。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最後陳述被以“與本案無關”為藉口打斷的情況比比皆是，許多情況已經構成了對最後陳述權的侵犯。對於“與本案無關”的理由應當慎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是否與本案無關，往往要到陳述結束後才能作出判斷而不是在一開始陳述就可以得到結論。”
最後，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不得進行不當的重複。有的被告人出於心態緊張等因素會一時思維停滯或者混亂，可能會在最後陳述中重複自己在前面程式中已做的陳述，或者會固執地咬定並多次重複自己某一方面的見解，這種情況下法官可以予以適當的制止。但是，一些為了保持邏輯上的系統連貫或者陳述的其他需要而不可避免的重複應當是允許的。
保障
最後陳述權第一，應當將對被告人最後陳述內容的限制明確寫入立法，並且規定除這些限制情況外任何情況下的最後陳述都不得受到任何人的打斷和其他干擾。最後陳述程式由法官主持進行，在此過程中公訴人和被害人等絕對不能插話打斷，只有法官可以限制一些不當的最後陳述，但是也必須明確具體地給出限制陳述的理由。
第二，審判法官應當給予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以高度重視，不能讓這一程式成為“走過場”。首先應當規定法官有告知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義務，不履行此義務被告人又沒有進行最後陳述時可視為對最後陳述權的剝奪。另外，如果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事實、新證據，法官應視具體情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恢復法庭調查或者是法庭辯論。《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如果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受到了剝奪或不當限制，而其中又會有對新事實、新證據的陳述，在二審中提出可以成為發回重審的理由。當然，是被告人自己的原因導致最後陳述中沒有提出而又拿到二審程式中提出則不屬於此種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因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實、證據而導致恢復法庭調查或法庭辯論，之後終結時被告人還是當然地享有最後陳述權，因此最後陳述權中的“最後”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
第三，為使被告人能充分地行使最後陳述權，其辯護人可以給予其必要的幫助和引導。在司法實踐中，一些被告人因心情過於緊張或者語言口頭表達能力欠佳，可能很難準確充分地陳述出自己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這時應當允許辯護人進行一些提示性的引導。在沒有辯護人的情況下，也可由主持庭審的法官給以必要的協助。但應當注意的是，絕不能讓這種引導或協助成為限定式的問答，變向地限制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
法律術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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