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誠然，最初就父親曾麟書來說，並非有意留下曾國潢持家務農，也希望曾國潢像其他幾個兒子一樣，科舉成名，飛黃騰達，為曾族一門光宗耀祖。從而，曾國潢自幼就在父親的塾館讀書學習。但他的天分不是很高，又因過早的擔負起照顧祖父母及輔助父親大人的家務重擔，所以在科舉奮途中並不是一帆風順。1842年，在曾國潢22歲的時候，他就有意離開家鄉去外邊去邊教書邊習科舉之業。對此，曾國藩在家書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肯定曾國潢在詳盡的家書中表明的志向，“其奮發自勵之志，溢於行間”。進而，他開導曾國潢：你想出外，這是什麼意思呢？無非是說“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而，出外如果專心從師問學，那么沒什麼影響；如果是出外邊教書邊習舉業，則“耽擱更甚於家塾矣”。關鍵的問題是，一個人如果能“發奮自立”，那么“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冢，皆可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大約過了三個月時間，曾國潢經父親允準與曾國葆到衡陽從師問學。曾國藩反覆囑咐他說：“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而且，還必須做到“從師必久而後可獲益”，如果一年換一個地方，“欲求長進難也”。在約半年的從師問學過程中，曾國潢的確下過一番苦功夫，但求效之心太急。長兄曾國藩又在家書中告誡他：“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能有耐力、有恆心，堅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在長兄的多方開導之下，曾國潢注意掌握學習的方法，並在詩文方面用功較勤。過了一年多時間，曾國藩對曾國潢在作詩方面的長進感到非常高興，同時又告誡他：“須有志有恆，乃有成就耳。”再過整整一年時間，曾國潢等應試不中。為了讓弟弟們有個好的學習環境和條件，曾國藩決定讓弟弟中的一兩人到他身邊去深造。
1845年10月下旬，曾國潢與曾國華雙雙來到京城，在長兄的督教之下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在這一年多點的時間裡，曾國潢在學業上有了大的長進。據曾國藩在家書中敘述說：“四弟、六弟皆有進境”；“四弟近日讀書，專以求解為急，每日摘疑義二條老問”。同時，他又為“男煮藥求醫及紀澤教書獨任其勞”。而且，在書法方面，曾國潢的進步也很快。1846年11月中旬，曾國藩因朝廷有“誥軸用寶”決定讓曾國潢親自將誥軸送到父親大人手中。然而，曾國潢不願放棄溫習舉業的大好時機而南歸。曾國藩於是仿照曾國華捐納國子監生之例，為其捐此資格，“四弟亦欣然感謝，且言願意在家中幫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願再應小考”。從此之後，曾國潢專心輔助父親曾麟書照料家事，再也無意於科舉之業了。
自曾國潢於1846年底從北京回到家鄉之後，曾國藩在家書中反覆叮囑他，要在家裡好好幫助父親、叔父管理家事，時時不離祖父左右。並且希望他在細心料理家事，督促弟弟們讀書的同時，“須時時看《五種遺規》”，以培育自己主持家計的素質。“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做主。”此後，如果假家中兄弟不和，妯娌不睦，後輩驕恣不法，都是你曾國潢這個做大弟的罪過。他反覆告誡曾國潢責任重大，應當以身作則為子侄做出個還樣子：“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曾國潢牢記長兄的囑託，盡心於家事，並且處理的很有條理。在服侍祖父曾興岡方面，他做到盡心盡孝。1848年7月起，曾興岡已癱瘓在床，手足不能動彈，曾國潢日夜伺候不離左右。他在給長兄家書中表示：“其中不無艱難處”，但“為子孫應該如是也”。在督促諸弟讀書做人方面，他則細心加以開導，毫無煩躁之情。1848年9月上旬，曾國潢去信給在省城的曾國荃和曾國葆，“伏望沅弟凡進場一切，或考或引見”，在儀表方面必需講究，諸如要穿體面的衣服，到學院門口時須坐在轎子內不要輕易下轎：“一則可以靜養片瞬，一則鋒芒不使縣露，免旁人生忌心”。1851年7月中旬，曾國華、曾國葆面臨鄉試。曾國潢寫信給他們，反覆叮囑說“此時正當考試，應酬甚繁，又值夏天，兩弟宜少渡河，保養身體，待鄉試鏖戰也。”弟弟們的學習和生活用品，他都想法設法及時送到，盡到了父兄應盡的責任。在幫助父親大人在鄉間的交往應酬方面，他也盡力而為，妥善處理。所以。曾國藩在家書中讚賞他“忠信見孚於人，可喜之至”，並且懷著興奮的心情託付曾國潢：“此後進而鄉黨，遠而縣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與人相酬酢。”在教育子侄讀書做人以及婚嫁各方面，他更是花費了更大的心血。
1851年1月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於廣西後，其影響很快波及湖南。湘鄉境內相繼發生幾起小規模的會黨起事，曾國潢立即幫同父親曾麟書組織鄉團，並配合湘鄉知縣前往鎮壓。當然，曾國潢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操持家務上。正如他在給曾國藩的書信中表示：“弟初學農學圃頗能領略田園真趣。”1852年底，曾國潢隨兄曾國藩前往長沙助理訓練湘勇，兼治餉糈之事，後來，又隨同到衡陽訓練湘軍。他辦事老練細緻，深的曾國藩讚許：“澄弟自到省幫辦以來，千辛萬苦，巨細必親。在衡數月，尤為竭力盡心。”因其父曾麟書中風癱瘓，曾國潢只得離開軍營歸家盡心侍奉，同時兼辦鄉團。其父於1857年去世之後，曾國潢全面主持家務。為使在軍中的兄弟無後顧之憂，他在督課子侄、謹守半耕半讀的家風方面盡力按照兄長的囑咐去做。因此，曾國藩在1860年2月的家書中動情的指出：“余敬澄弟八杯酒，曰‘勞苦最多，好心好報’。”此後，曾國藩在家書中反覆多次告誡曾國潢，一定要督教子侄輩在用心讀書的同時學做好人，絕對不能稍涉驕奢之境。同時，又多次提醒曾國潢，千萬不要干預地方公事，親友鄉民有急難者要儘自己的一切能力予以照顧周恤。總之，一定要做到有福不可盡享，“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土家風味”。越到晚年，曾國潢對兄長的教誨之言理解越深，在治家方面的成效也就越大。曾氏後裔之所以大都成為有用的人才，尤其是曾紀澤等兄弟輩能夠做出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事業，在一定程度上與曾國潢對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給予的多方關照、耐心督教是有極大關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