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洛陽名園記》後——原文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yáo）、黽（miǎn）之阻，當秦、隴之襟喉②，而趙、魏之走集③，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dǐ）。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④，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cù）⑤，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⑥，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
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⑦，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注釋：
①李格非：宋濟南人，官到翰林學士。他是著名女詞人李清照之父。②殽：殽山；黽：今澠池縣；均在河南西部。襟：古指衣的交領。襟喉：險要之地。③走集：集散中心。④五季：即五代。⑤蹂蹴：蹂躪，踐踏。⑥榭：高台上的敞屋。⑦放：放縱。忽：怠忽。治忽：猶言治亂。
譯文
洛陽位於天下的中心，憑藉崤山與澠池的險阻，控制秦、隴之間的要衝，又是趙、魏兩地集散中心，真乃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太平無事便罷，一旦發生變亂，洛陽必定首先遭受兵災。因此我曾說過：“洛陽的盛衰，就是天下治亂的徵兆。”
唐代貞觀、開元年間，公卿貴戚在東都洛陽設定樓館、建設宅第，號稱一千多家。唐末戰亂，接著又遭五代的嚴重破壞，那些池塘竹樹，都遭兵車的踐踏，成了荒山；而那些亭台樓閣，都被烈火焚燒，化為灰燼，與唐朝同歸於盡，一處不剩了。因此我曾說過：“園林的興廢，又是洛陽盛衰的徵兆。”
既然天下的治亂從洛陽的盛衰可以看到，洛陽的盛衰從園林的興廢可以看到，那么，我寫《洛陽名園記》難道是毫無意義的嗎？
唉，公卿大夫一到朝廷任職，就放縱私慾，任意亂來，把天下的治亂放在一邊，只想在退休之後來洛陽享受園林之樂，能夠做到嗎？唐代的末路就是前車之鑑啊！
本文解析：
洛陽園林在宋代號稱天下第一。《洛陽名園記》記述了十九處洛陽名園，本篇是記述這些名園後的總結。作者由洛陽名園的興廢看到洛陽全城的盛衰，又從洛陽的盛衰看到天下的治亂，同時還從公卿大夫放意乎園林的佚樂生活“以小及大”、“見微知著”，看出他們必將沒落的命運。通篇行文簡潔、論事精闢，採用由小見大、“因典型而明全局’，的論證角度和逐層嚴密推理的方法；卒章顯志，明確亮出真正的寫作意圖：借古鑒今，批判現實。其筆力“陵轢直前”，筆端飽含感情，“警世”的語氣極為嚴厲深沉，具有很強的邏輯說服力和現實針對性。李格非能在號稱“太平盛世”的北宋中期尖銳地揭露掩蓋在表面繁榮下嚴重的社會危機，預見到達官顯貴的放縱享樂必將導致亡國，爾後的“靖康之亂’’即使人驚嘆其識見之深遠和文筆的犀利。南宋初流落江南的洛陽士人邵博重讀此文後，曾為之痛哭流涕，並在其《聞見後錄》中特意重錄此記，由此可見其影響之大。
作者簡介：
李格非（約1045~約1105年）北宋文學家。字文叔，山東濟南歷下人，女詞人李清照父。李清照《上樞密韓公詩二首》詩序中稱“父祖皆出韓公門下”，可知其父祖輩皆為“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宋史·韓倚傳》）的學士韓倚的門下士。幼時聰敏警俊，刻意於經學，著《禮記說》數十萬言。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中進士，初任冀州（今河北冀縣）司戶參軍、試學官，後為鄆州（今山東東平）教授。宋代有兼職兼薪制度，郡守見他清貧，欲讓他兼任其他官職，他斷然謝絕，表現了廉潔清正的風節。
元豐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為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齊魯著名隱士廉復撰寫《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證其為人，傳其不朽。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官太學錄。他專心著述，文名漸顯，於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於蘇軾”，與廖正一、李禧、董榮同在館職，俱有文名，稱為蘇門“後四學士”。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學，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學君臣唱和詩碑》。元祐四年（1089年），官大學正。
紹聖元年（1094年），章悍為相，立局編類元佑諸臣章疏，召李格非為檢討，拒不就職，因而得罪，遂被外放為廣信軍（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職期間“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好，杖而出諸境”。表現出厭惡邪術、不信鬼神、反對迷信的思想。紹聖二年（1105年），李格非召為校書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傳世名文《洛陽名園記》。《宋史·李格非傳》云：“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於金，人以為知言。”《洛陽名園記》10卷，記洛陽名園，自富鄭公（粥）以下凡19處。北宋朝廷達官貴人日益腐化，到處營造園圃台謝供自己享樂，李格非在對這些名園盛況的詳盡描繪中，寄託了自己對國家安危的憂思。紹聖四年（1107年），李格非升任禮部員外郎。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0年），朝廷內排擠元祐舊臣。李格非名列“元祐黨”，被罷官。《宋史·李格非傳》：“提點京東路刑獄，以黨籍罷。”根據元祐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的規定，李格非只得攜眷返歸明水原籍。崇寧五年（1106年）正月，毀元祐黨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黨人之禁，敘復元祐黨人（見《宋史·徽宗紀》）。李格非與呂希哲、晁補之等“並令吏部與監廟差遣”（《續資治通鑑拾補》），但禁止到京師及近錢州縣。“監廟”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空頭職銜，故此後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大觀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當時的齊州知州梁彥深游於歷山東側佛慧山下的甘露泉，並鐫文於“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題名曰：“朝請郎李格非文叔”（乾《歷城縣誌》）李格非卒年不詳，《宋史·李格非傳》僅載：“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刻意於詞章，詩文俱工致，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劉克莊評論其“文高雅條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後村詩話》續集卷三）。《洛陽名園記》為其散文代表作，南宋樓昉謂其文“不過二百字，而其中該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意有含蓄，事存鑑戒，讀之令人感嘆”（《崇古文訣》卷三二）。也能詩，《過臨淄》、《試院》等篇清朗雅潔，為人所誦（《後村詩話》續集卷三）。著有詩文四十五卷，今已佚（同上書）。其《洛陽名園記》自宋時即有單刻本行世，今存《百川學海》本、《寶顏堂秘笈》本、《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全宋詩》卷一○三一錄其詩九首。《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事跡見《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傳。
李格非著作頗豐。《宋史·藝文志》載，李格非有《禮記精義》十六卷、《史傳辨志》五卷、《洛陽名園記》一卷、《永洛城記》一卷。又，《遂書堂書目》及《後村先生大全集·詩話續集》載《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澗泉日記》卷上載有《濟北集》、張邦基《墨莊漫錄》載有《歷下水記》。只可惜各書皆佚，現僅有《洛陽名園記》一卷傳世。
李格非現存遺文、斷篇及書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縣誌》）、《書戰國策後》（南宋紹興丙寅姚宏《重校戰國策·敘錄》）、《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學君臣唱和詩碑》（《楓窗小犢》）、《傅堯俞疏》（畢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說》（張邦基《墨莊漫錄》）、《雜書》二篇（《墨莊漫錄》、《人冷齋夜話》）、《李格非論文章》（彭乘《墨客揮犀》）、《祭李清臣文》（《後村先生大全集·詩話續集》）。
齊魯書社出版中國孔子基金會《儒家石頭上的文獻——曲阜碑文錄》，第169頁可見現存於曲阜孔林思堂之東齋的北牆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寫有：“提點刑獄、歷下李格非，崇寧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過、迥、逅、遠、邁，恭拜林冢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