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倫理思想
正文
秦漢時期倫理思想的總稱。秦漢是中國封建制度全面確立、逐漸鞏固的時期,也是以儒家為主體的封建倫理思想定於一尊,並被神學化的時期。神學化與反神學化的鬥爭,是這一時期倫理思想領域鬥爭的焦點。秦朝覆滅使地主階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認識到忽視道德的危險。西漢統治者總結了秦亡的歷史教訓,在注意刑罰的同時,把注意教化、實行"德治",也作為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手段。漢初思想家陸賈明確指出,政權可以"馬上得",卻不能"馬上治","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鞏固政權必須藉助道德教化,充分發揮道德作用。他說:"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要勸善,就非得講仁義道德不可。賈誼也認為"禮"與"法"是相輔相成的,說"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統治者應該做到"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漢初思想家恢復和整理了先秦以來特別是儒家的典籍,如《尚書》、《禮記》、《孝經》等作為倫理思想的研究資料。凡此種種,都為儒家倫理思想正宗地位的確立作了準備。由董仲舒提出並被漢武帝採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既順應了封建大一統的經濟和政治需要,又是這一時期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漢朝把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發展得十分完備。它既表現為自上而下的等級權力,又體現為絕對的君權。這就要求無限提高君權,神化君威。封建道德承擔了這一使命,使盡忠於君王成為臣民首要的道德義務,並給予神學的論證。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思想家,適應了這種客觀需要,對先秦儒家倫理思想進行了理論概括和神學論證。他提出了"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並根據天人感應、陰陽五行說改造儒家,把道德說成是"天意"的表現,把人性也說成是天所決定的,進而建立一整套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說為理論基礎的神學化了的倫理思想體系。從此,孔子被捧上神壇,道德也披上了神聖的靈光。到了東漢時期,《白虎通義》又把讖緯迷信思想進一步與儒家經典結合,"三綱五常"更成為神聖不可動搖的道德原則和規範,"忠"與"孝"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成了不可違背的倫理和政治法則。
隨著統治者把封建綱常神學化的出現,道德領域中反神學化的鬥爭也廣泛展開。以司馬遷、王充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試圖運用樸素唯物主義的自然觀說明道德現象,對神學目的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司馬遷以"操行不軌","而終身逸樂";"行不由徑","而遇禍災"的事實,揭露了"天之報施善人"的荒謬。王充則以天道自然無為,否定天人感應目的論。他認為天沒有意志,天的運行也沒有目的,只是自然如此,說"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他對那些"天意"、"天志"、福善禍淫的神學說教給予尖銳的批評,指出"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是虛妄的;說"如實論之,安得福佑乎?"王充不但批判了神學目的論,而且通過抨擊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墮落,揭露了神學道德的虛偽。他說:"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污者,未必非善也。"到了東漢末年,地主階級的道德狀況更是每況愈下,名教更加虛偽。當時,"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成了社會風氣,"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靠神學支撐的封建綱常名教已經聲名狼藉。
秦漢時期的神學化倫理思想雖然受到無神論者的批判,但是批判的只是其神秘主義的神學形式,不是儒家倫理綱常本身。儒家倫理思想是最適宜於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所以,儘管歷史上朝代多次更替,而被漢代定於一尊的儒家倫理思想卻一直居於正宗地位。特別是"三綱五常",更被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接受、所推崇,一直是他們用以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