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董其昌行書許文穆公墓祠記

明董其昌行書許文穆公墓祠記

《明董其昌行書許文穆公墓祠記》是明代書畫家董其昌創作的一幅書法作品,故宮博物院藏品。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董其昌會試北京,中進士,由此對此次會試的主考官許國十分敬重。此卷即為董其昌為許國親撰墓祠的稿本。紙質。行書。縱二十六點四厘米,橫三百零一點五厘米,系其晚年老筆。此卷俊朗疏秀,丰神秀逸。與尋常應酬之作相比,顯出其精湛的功力。

人物簡介

明董其昌行書許文穆公墓祠記 明董其昌行書許文穆公墓祠記

董其昌在明萬曆十七年(1589年)會試北京,中進士。 許國是此次會試的主考官,因此董其昌把許國視為自己取得功名的提挈人,對他十分敬重。在董其昌的《容台集》中即有一首為慶賀許國生日而寫的詩和一篇悼念許國的墓祠記事。小行書恭謹不苟,氣格清俊雅逸,雖系暮年老筆,卻無衰頹之氣。

後世評價

上海 松江華亭多文人名士。其他不說,單是晉陸機、陸雲兄弟和明董其昌,就足以使松江華亭名震海內外。這些文人名士在文學、書畫藝術上的貢獻是我國文學藝術寶庫里不可多得的財富。

大約是上世紀末,由海外華人學者傅申、王方宇等人發起,在上海召開了董其昌書法、繪畫學術研討會,對董其昌的書法、繪畫和書畫理論在後世的影響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學術研討,並對董其昌給予了很高的定位和評價,認為:董其昌是我國16至17世紀初葉一位重要的書畫家和學者;其一生集書畫創作、批評、理論、收藏、鑑別、著述於一身,是繼“明四家”後最著名的書畫家。董其昌17歲起便致力於書法,23歲開始學習繪畫,自此就從未中斷過書畫實踐,到他去世的六十餘年中,已是“紙費盈屋”。應該說,董其昌流傳下來的書畫作品數量是相當可觀的,這為我們研究他的書畫藝術提供了充足的客觀實證。董其昌收藏豐富,是著名的收藏、鑑賞家,經他收藏和題跋的唐、五代、兩宋大家的作品不在百件之下。這對提高他的書畫創作水平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主張學書要從,臨古入手,認為“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他說:“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也。”所以他的書法下筆有由,古淡秀潤。這種風格一直籠罩著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的書壇,其追隨弟子延續到乾隆時期的張照,且餘音縈繞二百餘載,後世書壇巨子多瓣香其書。

當時名望

由於董其昌書名甚隆,四方爭相求其撰寫墓誌、傳記、行狀、碑銘、悼挽之類文辭,並以此為榮。在明代,有如此盛況者,也只有同樣高壽的吳門巨擘文待詔了。實質上,董其昌的書法主要法乳於顏魯公,尤其是晚年書法,更得顏書之精髓,一洗姿媚之態,以唐法行晉人意,平淡天真,人書俱老,張照謂之“筆意沖夷高遠”。其遒逸之致,猶如老樹著花,清代高鳳翰謂之“初看不覺佳,愈觀愈妙者”。此卷書法與董其昌81歲所書的《程母墓志銘》有相合處,只不過後者更加率意一些。因為是為自己恩使撰寫,心理上多少是有負擔的。然而,在此作中,董其昌雖然是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恭謹和不苟,但畢竟是書壇聖手,作品竟無半點拘攣之態,非俗常之輩所能及。董其昌對自己的書法是相當自負的。他說:“吾書無所不臨仿,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蹤晉、宋,斷不在唐人後乘也。”(《畫禪室隨筆·評書法》)今觀董氏《許文穆公墓祠記》卷,足見其不妄言也。

作者簡介

董其昌(1555-1636),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末著名書畫家、鑑賞家,曾官至南京禮部尚書。他精於鑑賞,富於收藏,尤善長書法,並致力于山水畫。董其昌對文人山水畫的重要貢獻,在於他進一步提純了繪畫語言,即把中國畫的筆墨語言從繪畫的綜合因素中突顯出來,不再僅作為營造圖像的手段,而是成為繪畫表現的重要目的。其結果便是使筆墨的組合成為了單獨的審美客體,使筆墨的精妙與趣味成為畫面的中心,由此建立起具有抽象形式美感的畫面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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