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方步舟（1900～1990年），原名項昇平，字充如，又名向光如，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道辦事處項谷文村人。民國16年（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大冶縣立工業學校校長、大冶縣農民協會秘書、國民革命軍二十軍三師六團班長、中共陽大縣委組織部長、縣委書記、陽新縣委書記、鄂東特委組織部長、中共湘鄂贛省鄂東南道委書記兼軍區北路指揮部政治委員、中國工農紅軍十六師政治委員、師長、湘鄂贛軍區參謀長、湘鄂贛省委組織部長。
抗日戰爭時期，自任武（昌）鄂（城）陽（新）大（冶）邊區政府主席，歷任國民黨第五戰區第二縱隊游擊司令、第九戰區第八挺進隊司令、國民黨國防部綏靖總隊副總隊長兼第六大隊大隊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定為十八級國家幹部。歷任安徽省宣城農場副場長、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長、青龍山農場生產科副科長兼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
投身革命
方步舟民國3年（1914年）畢業於大冶縣立高級國小，民國9年畢業於縣立中學，民國14年畢業於湖北省外國語專門學校。民國15～16年曾從事工農運動。民國16年，由中共黃石港地方委員會農委書記李實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北伐軍賀龍部駐紮在黃石期間，以“東征討蔣”名義進行整軍擴軍。在周恩來的指導和中共黃石港地委的發動下，包括方步舟（時擔任大冶農協秘書）在內的700多名黃石地區革命民眾和青年知識分子參加了這支部隊。方步舟（參軍後改名為項昇平）等人被編入侯鏡如（黃埔一期生）為團長、李奇中（建國後曾任國務院參事室主任）為副團長的第6團，大冶農民自衛軍負責陳珍如為該團三營副營長，殷維建、費國勝任三營九連正副連長。地委領導李襄群（李實）、魏亮生等人都到賀龍部隊中任職，全都編入新組成二十軍教導團或第六團。
在鄂東南地區
方步舟隨國民革命軍第20軍參加“八·一”南昌武裝起義，後隨軍南下廣東，參加潮汕暴動，暴動失敗後來到武漢，同年11月與胡朝珠各攜駁殼槍1支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回陽新、大冶，組建鄂東南地區地方黨的組織。他們先在大冶項谷文村的華家山一帶，經過10多天的艱苦工作，秘密串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戴英奇、戴華豐、劉全山、柯永年、石勵金、石堅白等人，經省批准成立中共陽大縣委，胡朝珠任書記，方步舟任組織部長，戴英奇任宣傳部長。 隨後，方步舟、戴英奇到陽新北鄉與侯星海、石繼民、曹大駿、熊高才、劉懷玉、劉清臣、曹振亞、曹汝實、曹樹元等一批黨員取得了關係。自此，黨的活動又在陽新迅速開展起來。
1928年1月16日，陽大縣委通過內線得知湖北省參議員兼陽新縣清鄉總團團長劉慧臣等在劉氏祠堂續定宗譜的訊息後，決定舉行劉顯堍年關起義。入夜，各路農軍按照縣委的部署悄悄地包圍了劉氏祠堂和“清鄉總團”團部。晚10時許，在打入“清鄉總團”的黨員劉輝剛等人的接應下，農民衝進祠堂，抓獲處決了劉慧臣。與此同時，黨員劉全山、劉懷玉率領另一部分農軍在內應配合下攻進“清鄉總團”團部。此次共擊斃劉慧臣等土劣6人，全殲陽新縣“清鄉總團”，繳槍30餘支和大批物資。
1929年春，中共大冶中心縣委成立，方步舟任委員，至此鄂東南革命根據地初具規模。同時期鄂東南地區的紅軍武裝已發展有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槍，被編為鄂東南獨立師，方步舟兼任師長。
1930年中心縣委改為鄂東南特委，方步舟任委員。同年5月，方步舟隨何長工、吳致民、徐策等赴上海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1931年4月，根據湘鄂贛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為了加強邊區的武裝鬥爭，平（江）、修（水）、銅（鼓）分區，成立獨立紅一師；瀏（陽）、宜（豐）、萬（載）分區，成立獨立紅二師，鄂東南獨立師改名為獨立紅三師。同年 6月，方步舟改任中共鄂東南道（地）委書記，主持地方工作。
1933年3月，鄂東南道委根據上級指示，決定以湘鄂贛軍區紅軍獨立第三師為基礎，與贛北獨立師、河北指揮部合編為紅十七軍。8月1日，紅十七軍在湖北省通山縣黃石洞成立，軍長張濤，方步舟任政委，下轄第一、二、三師。1934年2月，受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的影響，經過鄂東南地區一系列戰鬥的十七軍，被縮編為紅三師第七團。
游擊戰爭初期
1934年，中共湘鄂贛省級機關及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主力紅十六師1000 餘人在奉新龍門山區,因陷國民黨軍重圍而遭受慘痛損失，師長高永生犧牲，史稱“六七月事件”。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也宣告失敗，比中央根據地早三個月進入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
同年8月，在參加完省委緊急會議後，擔任省委巡視員的方步舟受省委指派，到詠生縣和鄂東南聯繫分散的紅軍地方武裝。他在詠生縣找到譚鳳鳴率領的獨立營後，與譚率部到鄂東南與紅3 師第7 團餘部取得聯繫，並把獨立營併入第7 團，隨後又與省軍區參謀長嚴圖閣所率的部隊在冷水坪會師，總計部隊800餘人。9月上旬，省委副書記傅秋濤所率的7人短槍隊趕到，向他們傳達了省委 8 月緊急會議的精神和關於恢復紅16 師的決議及計畫。他們一起研究後決定部隊邊打仗，邊擴大隊伍，返回黃金洞地區。傅秋濤、嚴圖閣、方步舟等鏇即率這支部隊南下，由通山向崇陽、臨湘、平江方向挺進。部隊在經過平江的伍公市、新牆、新市街、南江橋等地時，搗毀了許多國民黨區、鄉政府，連續打了幾個小勝仗，其中擊潰了敵新 7 旅一部，在南江橋殲敵駐軍 1 個排，俘敵七八十人，繳槍百餘支和大批物資，並在沿途動員了許多民眾參軍，部隊擴大到 1100 餘人。
1934年11月，鄂東南道委正式宣布恢復紅十六師，部隊共1200餘人，由徐彥剛任師長，方步舟任師政治委員，魏平任副師長，譚鳳鳴任師參謀長，袁洪國任師政治部主任，石成富任第 46 團團長，梅子益任副團長。同時，師下還轄1 個特務營，張玉清任營長。該月末，在崇陽、通城之間的老虎洞、老鴉尖與國民黨軍的遭遇戰中，省委書記陳壽昌負傷犧牲，部隊減員至700餘人，由方步舟、譚鳳鳴率領到崇陽金塘休整。
1934 年底，國民黨軍為集中兵力“追剿”中央紅軍和紅 2、6 軍團，不得不暫時放鬆對湘鄂贛邊游擊區的“清剿”，將駐紮於這一地區的第 26、第 50 師調往湘黔邊境，同時其第 33 師也被北調至湖北陽新、大冶，這樣湘鄂贛邊游擊區的敵情頓時緩解。湘鄂贛省委雖因電台損壞無法與中央取得聯繫，不明其中緣由，但明顯感到敵人兵力的減少和“清剿”次數的減少。於是，省委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猛烈擴紅， 12 月，紅 16 師又發展至 1200 餘人。
1935 年初，湘鄂贛省委繼年前 1 個多月的擴紅運動後，又提出“一二三月擴紅戰鬥計畫”，號召最好的黨員、最好的幹部到紅軍中去掌握部隊，並在前線和後方開展殺敵、擴紅競賽，提出“前線消滅兩團敵人，後方動員兩團新兵”、“前方飛兵前進，後方跑步擴軍”的口號。地方幹部積極開展擴紅工作，游擊區民眾踴躍參軍，出現了許多母送子、妻送夫加入紅軍的動人事跡，游擊區內再度掀起了擴紅運動的高潮，在 1935 年的頭 3 個月裡，僅西北的修通等縣就擴紅 700 餘人，東南的平江、瀏陽、長沙、詠生、宜萍、萬載、修水、銅鼓 8縣擴紅 1200 餘人，使紅 16 師擴大到 2500 人，1400 支槍。擴紅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紅 16 師的發展壯大，先是該師進入湘鄂贛的藥姑大山後，於 4 月收編了廖海清帶領的一支約有三四百人的綠林武裝，並以該部為基幹，編成紅 16 師第 48 團，由廖海清任團長，趙改中任政委。繼而，在省委提出擴紅的“紅五月衝鋒計畫”後不到兩個月，全游擊區又動員了 2500 餘人加入紅 16 師。於是，6 月下旬在平江縣小水嶺又成立了紅 16師第 47 團。至此，紅 16 師 3 個團建制全部恢復。徐彥剛任師長，方步舟任師政委，魏平任副師長兼第 46 團團長，譚鳳鳴任師參謀長兼第 48 團團長，鍾期光任師政治部主任；趙改中任第 46 團政委；錢林往第 47 團團長，曹茂柏任團政委；袁洪國任第 48 團政委。全師發展到 5000 餘人。
同時期紅十六師也頻頻對敵出擊，1935年元旦，敵軍第五十師戴岳部的一個團，由修水的廬坊向大源開進。紅十六師得到情報後。在修水與崇陽交界的大源附近伏擊敵人，繳獲敵軍重機槍四挺，步槍300餘支，彈藥一部分，俘敵200餘人。大源之戰不久，紅十六師又打敗了敵軍一零五師一部分東北軍張學良的部隊，其中一個偵察連全部被紅軍俘虜。事後第三天，紅十六師又襲擊了敵軍一零五師的一個營，俘敵400餘人，繳獲輕機槍36挺，步槍200餘支。4月，紅十六師在虹橋設伏殲滅敵軍第十九師成鐵俠旅兩 個團，俘其 500 餘人，繳槍 400 余支。
麥市突圍
1935年6月，敵軍調動進攻江西的湯恩伯、樊松甫等主力部隊，配合駐在湖南的長沙、平江、瀏陽，江西的萬載、銅鼓、修水；湖北的通城、崇陽等縣的敵人，向湘鄂贛邊蘇區的紅十六師進攻。進攻的重點集中在南江橋、鍾坪一帶。四周形成了大小數十道包圍圈，建立了數不清的碉堡群。敵人的總兵力大於紅十六師數十倍，他們企圖在此次“圍剿”中一舉全殲紅十六師。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險惡形勢，紅十六師領導制定了應急的兩個突圍方案：第一個方案是，由鍾坪、南江橋出發，經過修水突圍，開到修（水）銅（鼓）宜（春）奉（新）邊，打下幾個縣，開闢一個蘇區，呆個把月，靜觀形勢變化，能立足就堅持下去，如情況實在嚴重，就沿羅霄山脈暫時開到湘贛邊，以至到中央老蘇區，然後視情況再打回湘鄂贛邊來。第二個方案是，由通城到崇陽，從通山、陽新、鄂城過長江，到鄂豫皖的大別山。如果在湖北不能突圍過長江，就改由湖北到修水、永修、瑞昌、德安。
7 月中旬，按第一個突圍方案，紅 十六 師掩護著省級機關及由省保衛大隊、詠生縣區幹部和家屬組成的特務團共三四千人馬向修水方向突圍，部隊進至修水渣津西北一線時，遭到敵火力的嚴密封鎖，在遭受很大傷亡後，一道碉堡封鎖線也沒有突破。當夜，紅 十六 師折回白沙橋。途中，又同敵軍第 四 師激戰了四五個小時，紅十六師雖給第四師以嚴重殺傷，自己亦傷亡 300 餘人，被迫撤出戰鬥。
從修水方向突圍不成，省委、省軍區遂決定採用第二方案，率領部隊於7 月 16 日夜改向西行，越過幕阜山，再由天岳關北行進入通城的盤石、雲溪地區，在此地將 300 多名傷員分散安置在民眾家裡後，決定分 3 路由通城的麥市突圍，通過麥市河，向崇陽方向進擊。按照部署，徐彥剛、明安樓率領第 46 團為中路；嚴圖閣、劉玉堂率領紅 47 團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鍾期光率領紅 48 團為左路；傅秋濤率領省級機關和保衛大隊組成的特務團隨中路跟進。黎明前，中路、左路順利渡過麥市河，而傅秋濤部在途中休息時，由於疲倦耽誤了時間，沒有跟上中路的行動，待趕至麥市河邊時，天已大亮，敵人用機槍封鎖了河面，無法過去，右路第 47 團和左路第 48 團的 1 個後衛連也未能突過河去。
傅秋濤率領的特務團在麥市河突圍不成，即返回通城雲溪白石嶺，在這裡與第 47 團和第 48 團後衛連會合，幾部加在一起共有 1700 餘人。這時，國民黨軍發覺紅 16 師仍有一大部分沒有突過麥市河，立即以 1 個師從白沙嶺追來，以 1 個師從天岳關前來堵擊。傅秋濤率部從三眼橋、燕岩之間乘夜息聲悄步地穿過敵六七個土圍子和碉堡，在雷家灘渡過一條河後，終於突出敵圍，安然返回黃金洞地區。
徐彥剛、方步舟等率領的中路、左路部隊渡過麥市河後，因不見右路和特務團過河，加之敵人以主要兵力迫擊未過河的紅 16 師部隊，他們未遇大股敵人的追擊，便在通城與崇陽交界地帶等候右路和特務團。五六天后，敵軍數路人馬包圍過來，徐彥剛遂率部隊向陽新方向轉移。部隊進至陽新太子廟後，在下一步向何處行動的問題上徐彥剛與方步舟發生意見分歧。方步舟主張從陽新黃顙口橫渡長江，取道黃梅、薪春到大別山去；徐彥剛則認為紅 16師是湘鄂贛游擊區的主力紅軍，不能離開湘鄂贛游擊區，主張從黃顆口沿長江而下，經瑞昌碼頭鎮，到靖安、奉新一帶開闢新的游擊區。多數指揮員贊同徐彥剛的意見。於是，部隊在太子廟稍作休整後，以紅 46 團組成先頭部隊，由徐彥剛率領，紅 48 團和師機關組成後續部隊，由方步舟率領，兩部先後由太子廟向黃穎口開進。徐彥剛卒 46 團到黃顙口後，找到一些船隻，即乘船順流而下，並擬登岸後，再由這些船返回運載師部和第 48 團。然而，當方步舟率師部和第 48 團趕至黃顙口時，船隻尚未返回，追兵已近，方步舟只好率部返回太子廟，並擬經鳳凰山向黃金洞靠攏。在途經鳳凰山的鳳凰寺時，遭敵堵擊，後面敵人又揮兵追上，在敵前後夾擊下，師部和第 48 團指戰員雖奮勇衝殺，但終因寡不敵眾，部隊大部傷亡，只有方步舟、鍾期光、魏平等十餘人突自至大冶龍角山隱蔽起來，方步舟被認為在突圍過程中指揮失誤而因此降為師參謀長，爾後至 11 月，這支部隊餘部歷經艱險，輾轉返回黃金洞地區。徐彥剛率領紅 46 團從黃顙口順江而下後又等待了紅48團幾日，遭到國民黨軍圍攻，部隊潰散。徐彥剛受傷後被歹徒殺死，全團僅存六七十人由明安樓率領於 10月返回黃金洞地區。
西安事變
麥市突圍後，紅十六師又數次出擊，均遭慘痛失敗，最後僅剩七、八十人，這時湘鄂贛省委才痛定思痛，開始逐步轉變鬥爭策略，開展廣泛的民眾性的游擊鬥爭，經過一年左右時間，形勢有所恢復。
“兩廣事變”發生後，1936年7 月初，方步舟、劉玉堂率領游擊隊從省委、省軍區駐地辜家洞出發，深入敵後作戰，取得了一定勝利。於是省委、省軍區於 7 月底決定再次復建紅 16 師。重建的 16 師沒設團的編制，只轄 3 個營和 1 個偵察大隊，另有師部直屬的 1個重機槍連和 1 個通信排。全師約 700 餘人。方步舟任師長，劉王堂任政委，譚鳳鳴任參謀長，黃加高任政治部主任。經過幾個月的深入敵後作戰，紅16師擊潰敵人8 個團，游擊區再一次度過艱難的歲月，麥市突圍後的被動局面得到了改變，以平瀏為中心的湘鄂贛邊游擊區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紅 16 師和各地區獨立營、游擊隊亦更加壯大。
1936 年 12 月中旬，第三次深入敵後的紅 16 師返回通城地區後，從民眾口中得知通城、崇陽一帶敵兵力空虛，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偵察，去人帶回了從國民黨報紙上得知的“西安事變”發生的訊息。方步舟當即寫信給省委書記傅秋濤，建議省委乘機出山，前往鄂東南與紅 16 師會合，以領導開展游擊戰爭的新局面。接到方步舟信後的傅秋濤，經省委會議談論後，立即決定前往鄂東南於紅16師會和。
但此時國民黨軍一面與陝北和談，一面繼續在南方加緊進行對紅軍的清剿活動，玩弄兩面手法。對於國民黨軍重新調集重兵“清剿”湘鄂贛游擊區，方步舟率領的紅 16師亦全然不曉。為同省委會師，全師轉戰於鄂東南的大冶、鄂城、崇陽、鹹寧、通山之間。1937 年 1 月，方步舟率紅 16 師由通城白虎橋轉往大幕山時，行至通山梅州市梅縣區與新調來的國民黨軍新 8 師 1 個團遭遇。交戰中，由於敵強我弱，紅 16 師受到不少損失，遂撤出戰鬥。與省委回合後，傅秋濤責怪方步舟不該錯判形勢以及指揮戰鬥失利，並決定撤銷其紅16師師長一職。方步舟不服，與傅秋濤展開爭論，因而受到集中批判並被開除黨籍。
適值此時，方步舟身懷六甲的妻子在反清剿戰鬥中由於腿部受傷，被國民黨軍俘獲。敵軍送信給方步舟，威脅若不投降便中斷治療，在這種情況下，方步舟終於經受不住考驗，於1937年3月21日隻身攜槍離隊，5天后在龍港向國民黨軍第121師投降，成為了可恥的叛徒。
變節後經歷
變節之後的方步舟雖向國民黨軍要求不做有害我軍的事情，但實際上他的行動仍給我軍造成了不小損失。由於向國民黨軍透露了紅十六師預定的行軍路線，紅軍再次遭到敵軍圍攻，僅剩200餘人。受其叛變影響，湘鄂贛游擊區活動再次陷入低潮，紅16師代師長馮育雲、湘鄂贛軍區參謀長張玉清、紅16師政治部主任方天寶、東北軍分區司令員聶海如、東北特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趙龍、東北特委組織部長黎荷村、少共書記王佛生，全都叛變投敵，給當地我黨組織造成了巨大損失。
方步舟投奔國民黨後，出任國民黨武漢行轅參議。1938年，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並進行大屠殺後，沿江西進，進逼武漢。他再次回到鄂東南重整舊部，組織抗日游擊隊，稱“方部”。後為國民黨軍隊收編，任國民黨鄂南第八游擊縱隊司令、綏靖總隊司令等職。武漢保衛戰時，被部署在長江北岸，因拒絕調往湖南衡陽整訓，辭去司令職務，回家鄉抗日，不到數月發展到人槍1000餘，下轄三個支隊。1939年曾與共產黨談判將其所部改編為八路軍或新四軍，未果。
在鄂南地區對日軍的數年游擊作戰期間，方步舟部頗有斬獲。與新四軍地方武裝也發生過零星衝突，曾在武昌湖泗區包圍襲擊新四軍梁湖游擊大隊，游擊大隊大部分被打散。
1943年，方步舟因保護其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被國民黨九戰區以“縱匪殃民”罪被捕入獄。1948被保釋出獄後在漢口做煤炭生意。
四明山起義
1947年冬，方步舟的同鄉兼同學國民黨國防部綏靖總隊長劉培初，深知方有軍事才能，便多次上門拉方當其副手，於是被任命為綏靖總隊副總隊長兼第六大隊大隊長。次年方步舟與中共沔陽縣委書記陳秀山取得聯繫，被命令繼續留在武漢做秘密工作。
1949年2月，方步舟奉令率部從武漢調防浙江鄞縣護衛蔣介石。其實早在開拔之前，經中共江漢地委城工部的策動，方步舟已準備待機起義。在調防後，他也曾數次派人尋找共產黨，積極準備起義。但其動向被其手下人向劉培初告密。劉培初知悉欲拘捕方步舟，方步舟乃於4月23日毅然率800餘人(整編時為650餘人)在浙江寧波望春橋起義，後抵達東部四明山烏岩村（鄞西石嶺村）攜重機槍1挺，輕機槍24挺，步槍240支，卡賓槍24支，短槍35支，擲彈筒3隻（浙東縱隊根據地）。 幾天后，四明工委書記陳布衣，四明工委委員、宣傳部長薛駒親率四明主力部隊來到了烏岩村（今愛中鄉政府所在地），借該村一廟宇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當地民眾送酒送肉，熱情犒勞起義官兵。會上，四明工委授予方部以“光明部隊”的番號。 此後，“光明部隊”配合縣中隊，打下了鄞西最後一個蔣軍據點黃古林，並參加了解放樟村、梁弄、上虞等地的戰鬥。紹興解放後，該部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2軍64師191團。
此時接管方步舟反正的王建安、譚啟龍七兵團覺得不好處理，便將方步舟送到南京第三野戰軍司令部來。“全國解放後，，改名為向光如，任安徽省宣成農場副場長、南京青龍山林場副科長等職。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拘捕入獄。1982年12月改為離休，1990年3月在南京逝世。
方步舟著有《紅十六師歷史》、《鄂東南革命鬥爭史》、《抗日戰爭史》、《讀書筆記》、《方步舟詩詞》、《愚公評紅》、《方步舟自傳》。
人物評價
方步舟其人經歷複雜，他既為中共黨的事業做過貢獻，又背叛了中共；投靠了國民黨，卻又率部起義。
對此，安徽省軍區原副司令員阮賢榜少將在《憶鄂東南土地革命鬥爭史實》說：“鄂東南蘇區創始人之一方步舟叛變投敵了。他在創建鄂東南蘇區的革命鬥爭中是有重大貢獻的，他軍政、文武雙全，當時在民眾和紅軍中有很高的威信。此人1936年（應為1937年）叛變投敵，1949年又率部隊起義回到人民的懷抱。”
鍾期光上將回憶說：“方步舟是大冶人，和徐彥剛共同指揮了虹橋戰役，在‘八·一’南昌起義中當過士兵，後來對開闢和發展鄂東蘇區有過貢獻。當過鄂東南道委書記，會打游擊戰，但以後在1937年逃跑叛變，當了國民黨第八游擊縱隊司令。解放戰爭時，他在浙東四明山率人槍各千餘舉行起義，由王建安、譚啟龍同志的七兵團接管。他門覺得不好處理，以後將他送到南京三野司令部來。
蔣經國自述：“……我當下對他說：你要特別小心，方步舟（劉的副手）一定有問題。劉先生極力為方辯護，說我多疑。我從他的辦公室出來時，方步舟穿一件長棉袍，頭上戴一個鴨舌帽，低著頭，眯著眼坐在火盆邊，原來他在外邊偷聽。他是鄂南紅軍的師長，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春不能立足，便投降過來，和劉先生是小同鄉，劉先生對他很佩服，請他當副總隊長。我因為信任老明友，沒有把這種情形告訴經國和俞濟時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