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壯猷[歷史學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img/b/e12/nBnauM3XxYDN0IDN5YTO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2kzLxQ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方壯猷[歷史學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簡介
(1902～1970）
歷史學家方壯猷手稿歷史學家。方壯猷，原名彰修。湖南湘潭人。出身農家。1923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兩年後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並參加北京愛國學生運動。1929年赴日本東京大學留學。回國後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學任講師。與郭沫若、夏鼐等書信商討，編成《楚墓通訊集》一冊。還寫有《室韋考》、《契丹民族考》、《匈奴王號考》、《鮮卑語言考》、《三種古西域語之發現及考釋》、《龜茲國語及其研究之端緒》、《所謂東伊蘭語即屬闐國語考》、《韃靼起源考》、《東胡民族考》等論文及《中國史學概要》等著作。
生平
回國後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學任教。後又赴法國從漢學家伯希和研究東方民族史。1936年歸國，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直到武漢解放。其間，曾兼任歷史系主任、代理文學院院長。1950年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次年兼中南圖書館館長。1955年任湖北省文化局局長。1958年任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1965年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長期研究民族史和宋遼金元史，其著作側重於考釋。1965年到江陵參加考古發掘厘定勾踐劍問題。一生酷愛典籍，自己收藏甚豐，後來將其所藏圖書捐獻給國家。多次購求古籍善本和珍秘圖書，任湖北省圖書館館長期間，多次從藏書家手中購得私人藏書，湖北籍著名藏書家張國淦藏書10數萬卷，1952年，他專門向中南文化部報告，請購張氏“無倦齋”藏書，並從上海運抵武漢，大部分藏書歸於湖北省圖書館。其中地方志計有1 698部，18 696冊，明清刻本較多。亦有10數種宋元明刻本和抄本，鄂人著述近3 000冊。1970年逝世，其子女將家藏書、帖、字畫等文物捐獻給湖北省博物館。
主要學術成就
編成《楚墓通訊集》一冊。還寫有《室韋考》、《契丹民族考》、《匈奴王號考》、《鮮卑語言考》、《三種古西域語之發現及考釋》、《龜茲國語及其研究之端緒》、《所謂東伊蘭語即屬闐國語考》、《韃靼起源考》、《東胡民族考》等論文及《中國史學概要》等著作。
主要作品版本介紹：
《中國史學概論》，1947年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東胡民族考》，【日】白鳥庫吉著，方壯猷譯，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社會史》，1947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宋史類編》，油印本。
《大小涼山羅族系譜》，1944年蒙藏委員會邊政公論社出版。
《室韋考》，民國北平輔仁大學鉛印本。
《中國史學書目》，油印本。
《東方民族史論叢》、《契丹民族考》、《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
成長之路
方壯猷（1902－1970），字欣安，湖南湘潭人。年輕時的方壯猷興趣廣泛，尤愛文學，“浸淫於西洋文學，凡詩歌小說劇本無不畢嗜，亦時有創作，然君自言自娛而已，非示人者，隨即脫手焚之。後治毛詩，攻中國文學”；入大學後，“又轉其志於社會科學，凡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宗教、心理、哲學諸書無不攻讀，且及於吾國史、漢、通鑑、通考及紀事本末、宋元明學案諸籍，益期有所成。”在清華研究院，他“治文史之學，著《中國文藝史》十四卷，《太平天國志》若干卷，此外積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諸篋而已矣。”
方壯猷在清華研究院學習一年後畢業，到上海一些大學教書。1929年，赴日留學，從東京大學白鳥庫吉研究東方民族史。次年歸國，在北平各著名大學講課，並連續發表《室韋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語言考》等多篇有關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研究的論文，鋒頭正健，其間發生了一些事，他復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學研究院，從伯希和繼續研究東方民族史，兩年後回國，到武漢大學任教。
方壯猷在武大授課，有自己的特點，很受學生歡迎。有一位學生說：他講《宋史》，準備了兩套書，發給學生，讓學生按不同專題整理剪貼，剪貼完了，一部“宋史資料分類長編”的雛形也出來了。學生們則學到了治學的一種方法，受益匪淺。
越王勾踐劍
越王勾踐劍1965年冬，湖北省荊州地區漳河水庫（今屬荊門市）渠道工作，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省博物館等有關部門配合工程進行文物勘探，在第二乾渠所經江陵縣境內的紀山西麓和八嶺山東麓一帶工程範圍內發現大大小小古墓50多座。其中的望山四號墓是湖北省首次發現的較大型楚墓。由於江陵地區地下水位較高，墓坑積水較多，土質情況不良，坑壁極易崩塌。而且時逢冬季嚴寒，常有雨雪，給發掘工作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考古工作者們頂風冒雪，群策群力，自1965年旬10月中始，至1966年元月中旬止，僅用了三個月時間便順利完成了田野間的發掘工作，總計出土文物2000餘件。
望山沙冢楚墓的發掘，是湖北境內採用科學方法對楚墓進行的首次較大規模的發掘。這次發掘中最驚人的收穫是一柄寒光閃閃的青銅劍。此劍的出土，震動了海內外史學界與考古學界。
1965年12月，在距楚國別都紀南城故址七公里處的望山一號墓里，考古工作者在墓主棺內人骨架的左則，發現一柄裝在黑色漆木箱鞘內的名貴青銅劍。
青銅劍與劍鞘吻合得十分緊密。拔劍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無鏽蝕，刃薄鋒利。試之以紙，20餘層一划而破。劍全長為55.6厘米，其中劍身長45.6厘米，劍格寬5厘米。劍身滿飾黑色菱形幾何暗花紋，劍格正面和反面還分別用藍色琉璃和綠松石鑲嵌成美麗的紋飾，劍柄以絲線纏縛，劍首向外形翻卷作圓箍，內鑄有極其精細的11道同心圓圈。
在這把鋒利無比、精美絕倫的青銅劍的劍身一面近格處刻有兩行鳥篆銘文，共八個字。這種古文字，史稱“鳥蟲文”，是篆書的變體，釋讀頗難。考古工作者在現場沒有資料可以參考的情況下，初步釋讀出劍銘中的六個字為“越王”、“自作（乍）用劍（左金右僉）”。
春秋時越國自允常於公元前510年稱王起，經勾踐、鹿郢、不壽、朱勾……至無疆於公元前334年被楚所滅止，先後有9位越王，此劍又是哪一位越王所"自作"呢？只有弄清劍上的越王之名方可做出定論。於是，在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之間展開了一場以書信往來為主要方式的、轟動一時的學術討論。
討論是由主持此次發掘的著名考古學家方壯猷教授發起的，參加者有郭沫若、於省吾、唐蘭、容庚、徐中舒、夏鼐、陳夢家、胡厚宜、蘇秉琦、史樹青等一大批著名學者。經過兩個多月的書信交流、切磋研討，學者們的意向趨於一致，公認劍上的八字銘文為方壯猷教授所提議的：“越王勾踐，自作用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