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歐洲三百年來的政治體系在1989年走到了終點：即實力的平衡和對帝國的追求。這一年不僅標誌著冷戰的結束，同時也更顯著地意味著一種自“三十年戰爭”時期而始的國家體系的終結。“9.11”向我們顯示這種變化的含義之一。
詳述
要了解現在，我們必須懂得過去，因為過去還和我們同在。國際秩序一貫是基於霸權和平衡。霸權是最先出現的。在古代世界裡，秩序意味著帝國。那些帝國之內的享有秩序、文化和文明。在帝國之外則是野蠻、混亂和無秩序的。通過單一的霸權中心而產生的和平與秩序的狀態保持著從未有過的強大。然而帝國是一種不利於變革的設計。保持帝國的統治(也是各不同帝國之根本)通常需要一個獨裁的政治形式；創新特別是社會的和政治上的創新將導致不穩定。歷史地看，諸帝國往往是處在靜態的。
在歐洲，一個介于于混亂和帝國狀態之間的中間方式被創立了，就是所謂為小國家。小國家成功的確立了主權，但僅僅是在有限的地域管轄範圍內。因此，國家秩序的建立是以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為代價的。歐洲小國間的競爭成為進步的動力，但是這個體系仍然經常性地受到被或混亂或單一霸權所取代的威脅。解決這種威脅的方式就是“實力平衡”，一種成為保持歐洲自由環境的實力制衡的結盟體系。聯盟成功地結成以阻止對霸權的追求，首先是對西班牙，而後是法國，最後是德國。
然而“實力平衡”體系也有著自身的不穩定性，即與時具在的戰爭危險，以及這種危險最終導致體系的瓦解。德國在1871的統一造就了一個過於強大的國家，以致無法被歐洲任何聯盟所平衡；技術的變革使戰爭的代價增至無法承受之水平；兼之大眾社會與民主政治的發展造成使“實力平衡”體系發揮作用而必須的超道德考量的困境。然而，在缺乏維持體系的任何明顯選擇的情況下，1945年所形成的體系遠非舊體系告終的一個新體系。歐洲的多極“實力平衡”體系變成了一個世界恐怖的兩極平衡，一種“實力平衡”最終的簡化形式。但是，這種平衡的建立不具永久持續性。“實力平衡”無法適合20世紀後期的普世道德精神。20世紀的後半葉所看到的不僅是實力平衡的終結而且還有帝國追求的衰微：從某種程度上說二者是相隨的。紀元以來歐洲帝國分隔的世界以幾乎所有帝國的消逝而終結：奧斯曼，德國，奧地利，法國，英國還有蘇聯等帝國而今僅僅是一個記憶。這給我們留下了兩種類型的國家：第一類，往往是從前的殖民地，現今從某種意義上說仍滯留在“前現代國家”(premodern)的境況中，這種境況意味著失敗的國家而且處在霍布斯所說的那種相互間無休止的戰爭狀況下(此類國家如：索馬里和近期的阿富汗)。第二類是後帝國的，那些不再考慮主要靠征服贏得安全的“後現代國家”(postmodern)。第三類，當然就是那些採行常規國家行為的保持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其奉馬基亞弗利原則(又譯：政治權謀術 -- 譯者)和“存在的目的”為行為準則(可以認為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為此類)。
我們歐洲人所生活的後現代體系既不依賴平衡也不再強調國家主權或強調內政和外交事務的區分。歐盟已經變成了一個干預相互間內政事務的高度發達的體系，其干預程度徑直到啤酒和香腸。使締約成員國必須申報其重武器的位置並接受檢查的 CFE 條約(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 Treaty ，歐洲常規武器條約 --譯者)將幾乎是主權核心的諸范籌置於國際約束之下。認識到這是一場及不尋常的革命是十分重要的。這反映出核子時代的為了防禦自身而首先必須準備毀滅自身的這種悖論。歐洲國家間避免核子災難的共同利益已經充分到克服通常的不信任和不公開的戰略思維。相互間的脆弱性變成共同的透明度。
後現代社會有如下的一些主要特性：
打破內政和外交事務的區隔。
在(傳統)內政上的相互間干預，和相互間的監察。
拒絕使用武力解決爭端和自我行為約束所必然的法律條文。
正在增大的邊界的不適用性：這大致來自國家角色的變更和飛彈、機動車輛加衛星這兩大方面。
安全來自透明度，相互的公開性，相互依存性和相互間的脆弱性。
國際法庭的理念就是打破內政與外交事務分界最明顯的後現代範例。在後現代社會裡，“存在的目的”以及曾經規範現代社會國際關係的政治權謀上的馬基亞弗利理論中的超道德性已經被國際和國內關係中採行的道德良心所取代：從而在新的利益下制定一場正義的戰爭。
雖然這樣一個體系的確解決了“實力平衡”所未能解決的問題，但它並不一定導致民族國家消亡。雖然經濟，法律的制訂和防務可能被更進一步地引入國際架構，雖然國界或許變得不很重要，但獨特性和民主機制基本上為國家所保有。因此在可見到的將來，傳統的國家將繼續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單元，儘管有些國家可能已經不再進行傳統意義上的運作。
到底是什麼促成了這種國家體系的基本變革呢？這基本點就是“世界變得誠實了”。 許多最具實力的國家不再想要打仗和征服了。正是這點同步托升了前現代和後現代社會。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主義已經死亡，至少在西方列強中是這樣。
如果這是真的，那么我們就不應認為歐盟或者甚至北約是致使我們在西歐享有近半個世紀和平的本因。根本的事實是西歐國家不再想互相打仗。北約和歐盟僅僅是扮演了一個鞏固和維持這一立場的重要角色。北約所作出的最具價值的貢獻就是締造了公開性。北約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巨大的西方間信心建設的工具。正是北約和歐盟提供了這樣的架構使德國重新統一而又不象1871年的統一那樣對歐洲構成威脅。這兩個組織提供舉行了數以千計的部長和官員們的會議，以使那些和戰爭與和平決策有關的人物們彼此有很好的了解。與過去相較，這種政治關係的品質和穩定性是前無古人的。
歐盟是後現代體系最成熟的樣本。它代表著籍透明度產生的安全，而透明度又通過彼此的依存度而達成。歐盟更象一個多國籍企業而非一個超國家系統，它更是一個自願的多國聯合會而非諸國對某一中央強權的臣服。一個大歐洲國家的夢想正是歷史的前頁所留下的。它基於如下的假定，即民族國家從根本上說是危險的，且唯一制止諸國政治混亂的方法是對其強化霸權。可是如果民族的國家本身就成為一個問題，那么超級國家就決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歐洲國家不是後現代社會的唯有成員。歐洲之外，加拿大無疑是個後現代國家；日本傾向於後現代國家，但是她的位置有礙於她徹底地向後現代方向發展。美國是一個更值得懷疑的情況，由於美國政府或國會接受相互依存的需要或者願望尚不明確，或者說是否有需要和願望接受與現在歐洲同等程度的開放、相互監督和干預帶來的必然後果。在其他地方，歐洲所發生的現實正成為對世界其他區域的一個鼓舞。東協，北美自由貿易區，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場甚至非統組織都至少懷有對後現代狀態的嚮往，儘管此種願望似乎不會很快實現；模仿毫無疑問比創新更容易。
在後現代社會中，不再有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威脅，也就是說其成員們無意於互相入侵。由於在現代社會中，按照克勞塞維茨的格言，戰爭是政策的手段；而在後現代社會裡，戰爭是政策失敗的標誌。雖然後現代社會的成員們可能互相不構成威脅，但現代和前現代社會卻會構成威脅。
來自現代社會的威脅是最熟悉的一種。在這種剛剛孕育出後現代社會的正統的國家體系中，一成未變，並繼續以帝國的和至高無上的國家利益的準則運作著。如果穩定是存在的，那一定源自侵略性勢力間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存在著這種平衡的區域如此之少。而且來自某些區域可能很快在等式中加入核子元素的風險卻陡增不已。
接納雙重標準的觀念是對後現代社會的一項挑戰。在我們之間，我們按照法律和公開合作安全的基本準則來運作。但是當對付那些歐洲後現代大陸之外的老式國家時，我們需要回復到先前的粗暴方式--暴力，先發制人的攻擊，欺騙，總之使用任何那些仍然生活在19世紀的世界的國家之間交往所必須的手段去對付他們自身。在我們之間，我們保持法律，可是當我們在叢林中操作時，我們也必須使用叢林的法則。在歐洲相當長的和平時期中已經在物質上和心理上滋生出一種輕視防務的誘惑。這體現出了後現代國家的一種不可忽視的危險。
前現代社會所構成的挑戰是嶄新的一種。前現代社會是一撮失敗國家的社會。在此，國家不再符合韋伯的存在一個正統權力使用壟斷者的標準。它不是失去了權力使用的正統性就是失去了對權力使用的壟斷性；往往是兩者兼備。崩潰的例子是少有的，但是若干國家處在與時具增的危險之中。某些前蘇聯的地區即可入選為這類，包括車臣地區。所有世界上的主要毒品產區都是前現代社會的一部分。直到最近為止，阿富汗根本沒有一個真正的有權威的政權；在緬甸的內地和南非的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在那裡毒梟們威脅著國家力量的壟斷性。所有的非洲國家正處在這種危險中。這類社會中，無處不是危機四伏。這種地區中，混亂是一種常態，而且戰爭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即使那裡存在著一個政府，他的運作方式也與一個有組織的犯罪集團毫無二致。
前現代國家有可能過於虛弱甚至以致不能確保她的領土，更不必說構成國際威脅，但是她可能為那些對後現代國家意味著威脅的非國家分子提供基地。如果非國家分子，特別是毒品，犯罪或恐怖主義組織占據使用前現代基地去攻擊世界上的那些更有序的地區，那么組織良好國家可能最終必須做出回應。如果他們變得太過危險以致使發達的國家無法容忍，一個自衛的帝國主義就不難想像了。西方對阿富汗的回應仍然殷鑑未遠。
我們應該如何應付前現代式的混亂？捲入混亂地區是危險的；如果幹涉久拖不止就可能在公眾意向中變得失去支持；如果幹涉失敗就可能損害發起干涉的政府。但是，有如西方國家過去對阿富汗的所做的那樣，任由那些國家破敗下去其危險可能更甚。
干涉應該採取何種形式？對付混亂無序的最合乎邏輯的方式、而且在過去被採用得最廣泛的就是殖民化。然而殖民方式對後現代社會來說是無法接受的(而且事實所驗，在一些現代國家也是如此)。我們正在看到的前現代國家的出現正是緣於帝國主義的消亡。“帝國”和“帝國主義”在後現代國家裡已經成為一種詆毀類的辭彙。今天，沒有殖民勢力願意接受這樣的工作，雖然機會，或許甚至殖民的需求與曾經的19世紀時期一般強烈。那些被全球經濟遺漏的國家存在著墜入惡性循環的危險。虛弱的政府意味著無秩序，而無秩序意味著投資下跌。在19世紀50年代，韓國的人均GNP低於津巴布維：一個已經成功地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員，另外一個仍未成功。
所有帝國主義的條件是存在的，可是對帝國主義的供與求已經乾枯了。然而弱者還需要強壯者，強壯者仍然需要一個有秩序的世界。一個內部有效率和良好管理的社會輸出穩定和自由，而且它對投資和增長開放著--所有這些似乎超乎尋常地被嚮往著。
因而需要有一個新式的帝國主義，一個可接受人權的世界和普世價值觀的帝國主義。它的輪廓已經呼之欲出：新帝國主義，像所有帝國主義一樣，它以帶來秩序和組織為目標，然而如今這些依照自願的原則。
後現代帝國主義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是自願的全球經濟帝國主義。這種模式一般由一個國際金融協定通過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而運作 --這是多邊性的新帝國主義的一個特徵。這些機構對那些尋求重返全球經濟並步入投資和繁榮之良性循環的國家提供幫助。作為回報，他們也提出要求(他們希望)強調政治和經濟的的失敗才是最根本的需要援助之處。今天的援助理念更加強調管理。如果國家希望獲益，他們就必須將自身對國際組織和外國的干預開放(類似地，為與此不同的原因，那些後現代社會也開放了他們自身)。
第二種後現代帝國主義的模式可以被稱作比鄰帝國主義。鄰國的不穩定構成一種不可忽視的威脅。在巴爾幹的政治失敗，種族暴力和犯罪對歐洲構成威脅。對此所做出的回應是在波士尼亞和科所沃建立志願的聯合國保護區。毫無疑問這兩處的最重要的介入者是歐洲。歐洲提供了最多的援助來保證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運轉，同時提供了最多的士兵(當然，美國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穩定因素)。一個更進一步的空前的舉措，歐盟向所有前南斯拉夫國家單方面開放了所有產品包括大多數農產品在內的市場。並非僅僅士兵來自國際社會，這其中還包括警察，法官，監獄管理人員，中央銀行官員等等。選舉的組織和監督都是由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SCE)完成的。地方警察的經費和訓練是由歐盟負擔的。作為輔助性幫助還有上百的民間組織--在很多地區這類組織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一點值得一提。如果一個鄰國被有組織或無組織的犯罪所占據那將是十分威脅的，這類犯罪往往由於國家的崩潰而形成。奧撒馬.賓拉登已經為那些尚未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們做出了證明，即現在整個世界，至少特別可能地在我們的鄰國，都是如此。
巴爾幹半島是個特殊的例子。在中歐和東歐的其他地方，歐盟正介入一個最終導致大面積擴展的進程。過去的帝國們總是強制實行他們法律和統治體系；在現在的情況下沒有人強制任何事情。相反的，一場自願的自我強制的行動正在進行著。當你成為一個歐盟成員國的候選國時，你必須接受所給的大量的法律和規定，就象其他成員國所做的那樣。然而你獲得的獎勵是當你進入之後，你將在共同體中占有一席發言權。如果這個過程是一種自願式的帝國主義，那么最終的狀態可描繪為一個合作帝國。“共同體”(原文'Commonwealth' --譯者 )或許的確是個可取的名字。
後現代的歐盟為合作帝國提供了一個藍圖，一種公共自由和公共安全，它沒有以往帝國的種族支配與中央專制，而且也不存在那種屬於民族國家特徵的種族排斥--這種排斥與無邊界的時代是不相稱的，它在類似巴爾幹半島的地區也是不可能實行的。
合作帝國主義可能成為最適合有著實質性改變的後現代國家的地方政治架構：這個架構中每一員都參與著政務管理，沒有一個單一的支配性國家，而且其施政原則不是種族的而是法律的。從中心要求最少的介入；這個“帝國的官僚機構”必須是受到控制的，可靠的，而且是共同體的公僕而非主子。這樣一個公共機構必須象它的組成成員一樣專注於自由和民主。類似於羅馬帝國，這個共同體將為它的公民提供某些它的法律，鑄幣和特殊的道路。
這些或許就是藍圖。能否實現？只有時間會回答。問題是到底還有多少時間。在“現代社會”里尋求核武的秘密競賽正在進行。在後現代社會裡，有組織犯罪包括國際恐怖主義的增長大於且快於後現代國家的本身。時間或許不會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