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遼東經略茅元儀， 明 湖州府 歸安（今浙江吳興）人，字止生，號石民。明末軍事家，曾撰輯的《 武備志》，又稱《武備全書》。全書共二百四十卷，文二百餘萬字，圖七百多幅，極具思想與資料價值。此書為 茅元儀集歷代兵書兩千餘種，經15年獨立輯成。是一部是影響深遠的大型綜合性兵書。
茅元儀不僅僅是軍事理論家，還有相當的軍事實戰經驗。天啟年間和 崇禎年間， 孫承宗兩次經略遼東，他都以 幕僚身份參與其事務，先後擔任副 將軍、副 總兵。
《 督師記略》就是記述 孫承宗第一次經略遼東的詳細經過。作者 茅元儀于軍事理論和實踐都有豐富的經驗，又是跟隨遼東軍務最高長官多年的高級參謀，還親身參與期間整個過程，實在是寫這本書最合適不過的人選了。
《 督師記略》中的記載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對於我們研究天啟年間的遼東經略情況，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遼東局勢
公元1616年，即明 萬曆四十四年 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元 天命，稱 建州汗國。明政府對努爾哈赤所領導之 建州女真進行了遏制，一方面扶植與女真建州部落為敵的女真葉赫部落，另一方面關閉了邊市貿易。也許是出於明政府對葉赫的庇護，也許是出於經濟的壓力，也許是出於擴展領土的雄心，也許幾種原因兼而有之，公元1618年，明 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 七大恨”為由，率軍進攻 撫順。
撫順位於 渾河岸邊，西距後來的 盛京（ 瀋陽）約10公里，是重要的貿易城市和軍事重鎮。駐守 撫順的明朝將領是游擊 李永芳率部出降，其中包括了秀才 范文程。接下來，廣寧 總兵張承蔭和 遼陽副總兵皮相廷所率領的援軍也被擊潰。
《 明史講義》評價曰：清兵克旅順，明人紀載謂之東事起。
撫順城失守，使“全遼震動”，北京“舉朝震駭”，遼東乃是京師左臂，如有閃失，就直接威脅到 北京城的安危。
明在遼東的駐軍戰鬥力很弱， 山海關主事鄒之易曾說過：“今之將領，平日不習戰，大都以退縮為得計。……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援急不足為用，金鼓幾於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慄腕戰，面孔殊無生色”；許多士兵“不能開弓，或開弓而不及十步”。
鑒於 建州的突襲和遼東的軍力，明帝國內閣對此達成一致意見：即“遼事議者，以必剿為主”，但部隊從全國各地調遣，並且委派了“熟諳遼事”的兵部右侍郎兼 僉都御史楊鎬經略遼東。
經過半年多的積極準備，遼東已經有四路大軍齊集，號稱四十七萬。明帝國遂於 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反擊戰，以後金都城 赫圖阿拉(今 遼寧 新賓西)為目標，分進合擊。
因為進軍訊息的走漏，明軍方面準備不夠充分和指揮不利等多種原因，努爾哈赤的 建州鐵騎在五天內以極高的機動性將明軍各個擊破，取得完勝。 楊鎬革職下獄。
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 薩爾滸戰役”。
此役，明軍慘敗，“復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衄”。訊息傳到開原、鐵嶺，“人逃之盡矣”。隨之 瀋陽、 遼陽也風聲鶴唳，“民逃軍逃，將哭道哭，大小將吏，無不私蓄馬匹為逃走計者”。與此同時，京師上下驚恐萬狀，“人心恇怯，談虎生變”。“大小臣工，無不駭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賈向寓京師者，卒多攜家避難而去”，甚至感到“國家之計岌岌乎殆哉”，“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
建州乘勝追擊，明軍 節節敗退。
1619年 開原、 鐵嶺相繼失陷。不久，重鎮 瀋陽失守，1621年， 遼陽陷落，遼東經略 袁應泰自殺。至1621年夏初，遼河以東、明軍重鎮錦州以北的全部地區，都被 建州占領了。
1621年底， 建州完全占領了遼東，努爾哈赤也將都城遷到了 遼陽。1622年， 建州再次發動大規模進攻，這次揮師渡過 遼河，入侵 遼西，於是廣寧失守，遼東經略 熊廷弼和巡撫 王化貞逃入 山海關。
1622年，即明天啟二年， 熊廷弼和王化貞因為廣寧不戰而降下獄，遼東局勢進一步惡化，群臣措手無策。此刻，明帝國必須痛苦地反省數年中一系列戰事失敗的原因。朝廷的爭論和冒影響戰局、最高指揮長官的無能、軍餉供應的不及時和不足、低級將領們的缺乏信心、沒有鬥志和廣泛存在的營私舞弊行為、士兵們的士氣低落和戰鬥力低下，與 建州野戰的屢屢受挫都是失敗的因素。
現在，京城和 建州鐵騎之間只有 大凌河、 錦州、 松山和 山海關一帶防線，如果遼東明軍不能實現根本性的改變提高戰鬥力的話，這條防線的失守是不可避免的。那時候，明 帝國將面臨比 土木堡失敗後、 于謙保衛北京城更加糟糕的局面。
當然，明帝國那些心高氣傲的士大夫們無法接受被迫遷都這種奇恥大辱， 建州只不過是一隅之蠻夷，綜合國力遠非龐大明帝國可比，只要明帝國清除奸臣，全力以赴作戰，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的，攘外必先安內嘛，就像曾經擒走英宗、兵圍 北京城的瓦剌，最後還不是煙消雲散了嗎？（至明亡國，明帝國中央政府的士大夫們大都是抱著這樣自信心態的吧。這樣的想法雖然不無道理，但未必適用於歷史上所有的情況。 建州女真並非那些以劫掠為唯一目的的少數民族了，他們已經具有建立 帝國的雄心，悄然改變遊牧民族一貫政策，並不圖痛快的洗劫一空然而離開，而是著眼於長治久安的收買人心了。）
面臨這般危急的局面，明 帝國進行了總動員，下定決心挑選合適的將領，給予人力和物資上的全力支持。
即使是把持朝廷的魏忠賢，也沒有打算安插自己人在這個重要位置上，當然魏忠賢可能出於這樣的考慮：遼東經略這個職位似乎是不祥的職位，楊鎬、 熊廷弼、袁應泰不是下獄處死，就是自殺殉國。何況面對 建州的強大攻勢，勝算不高，派遣自己人去，只會連累自己。在這一點上，比起不顧實際情況、只會空談妄言進攻收復遼東的 東林黨人，魏忠賢倒要高明得多。
我們當然也會意識到，除了要應付 建州的軍事行為外，即將赴任的遼東經略還需要面對朝中 魏忠賢的威脅，以及持愛國高調之清流自居士大夫們的批評。
唯一幸運的是， 天啟皇帝雖然愛好做木匠活，又寵信魏忠賢，卻沒有 崇禎皇帝那么連軍餉都捨不得發。
帝國戰略
遼東戰略，是明帝國戰略的一部分，繼承於帝國之傳統戰略，受限於帝國當代政府、財政、制度、軍力等諸多限制，所以要了解遼東戰略，必先了解帝國戰略。
錢穆先生曾說過，一個國家，開始有其立國精神和立國理想，然後成就其國家規模，之後喪失雄心，漸漸從保守陷於蒙昧，乃至滅亡。明帝國也大致如此。首先有明太祖、成祖拓展疆土，其次有 仁宣之治尚且稱職，後來的皇帝則乏善可陳， 萬曆已經是國家急速下墜之時。
明帝國本來就是一個內斂的國家，並不熱衷於帝國版圖的擴大。 太祖時期遂列有十五“ 不征之國”，嚴禁子孫後代妄動刀兵。 成祖之後，下 西洋征服海洋的壯舉停止了，幾番血戰奪來的安南也放棄了。隨著國力的衰弱，竟遭他國入侵， 明英宗年間有皇帝被擒、 瓦剌圍北京城之事， 嘉靖年間有 倭寇騷擾多年無力剿匪之實。
總的來說，明帝國的對外政策是趨向於非武力解決的。
女真“兵滿萬人，則不可敵”，是明帝國北方邊境的重大隱患，如果不動用武力加以圍殲、進而徹底消滅，又不想坐視其壯大，惟有對其實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將其納入天朝大國的體系中，對部落首領封官授爵，另一方面在經濟上進行控制，最主要的是對其不同部落或扶植、或打擊，使其無法統一，則更加無法進犯明帝國了。
“以夷制夷”的政策不能說不夠成功，攜帝國之大威力，威逼利誘之下，各少數民族忍氣吞聲，多年來邊境問題並不嚴重,瓦剌、 倭寇也僅僅只是囂張一時，帝國政府更多關注的還是內部問題。
然而少數民族在這樣惡劣局面下，卻也鍛鍊出努爾哈赤這樣的人才，於是統一女真，毅然挑戰明 帝國來。隨著 建州吞併明帝國扶植的 葉赫部落，“ 以夷制夷”的政策宣告失敗。
面對 建州前所未有的意外挑戰，明帝國沒有妥協，而是拿出鮮明的態度來，予以積極反擊。雖然明帝國的財政漸趨惡劣，明軍的戰鬥力逐年下降，而且 萬曆時代的三大征雖然耗費了 張居正時代積累的財富，但邊防威脅不解決，事態只會越來越嚴重，置少數民族的挑釁不理，也是明帝國的恥辱。
薩爾滸大戰是明帝國精心組織的第一次反擊戰，本意是匯集明帝國、 朝鮮、葉赫部三方面形成之優勢兵力，圍殲 建州都城，解除 建州之武裝，斷絕建州之妄想。明軍之敗，為帝國中央政府始料不及，明方全然沒有心理準備，而遼東既然全無防備，重鎮一再失守也就不難理解。
薩爾滸一役意義深遠，此役之後，明方再也沒有過大規模的軍事反擊行動了。此役可謂明 帝國與建州攻守轉變之戰。
雖然沒有過實際的軍事反擊行動，明帝國倒也並非經歷 薩爾滸之敗後便 一蹶不振，不思進取，反擊計畫還是有過的。
1622年時候，巡撫王化貞就提出了一套方案：主張沿 遼河左岸設營，分兵屯戍，再雇用40萬蒙古兵，並徵募朝鮮援軍，從側翼攻擊 建州軍，從而一舉收復失地。
但其時的遼東經略 熊廷弼曾對這個計畫表示出強烈反對，以為過於冒險，不過王化貞積極的進攻策略得到了朝廷的贊同。當然，王化貞的計畫還沒有來得及實施， 建州就已經渡過遼河，攻占了計畫中的反擊重鎮 廣寧，王化貞棄廣寧狼狽逃走，第二次帝國反擊戰也就胎死腹中。
軍隊設立兩個最高指揮官，而這兩位最高指揮官又意見不和，是打仗之大忌。1622年的經撫不和（遼東經略 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也是導致 建州輕易渡過遼河，占領遼西之廣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過，我們最感興趣的帝國在遼東戰略上的態度，是傾向於進攻，還是傾向於防守呢？
是戰還是守，有關遼東的戰事，自 萬曆年間開始就一直是朝堂之上爭論的焦點。如果僅僅從字面上認知，無疑會得出“進攻才是積極的戰鬥”、“進攻是最好的防守”之類不負責任的結論，而且明帝國中央政府的清流士大夫們往往還將進攻意識上升到愛國高度，動輒以 漢奸賣國詆毀持保守態度者。 東林黨人從來沒有去了解遼東的實際情況，所謂遼事之爭，不過是他們標榜愛國立場，以及與政敵互相傾輒的千百個“戰場”之一而已。
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愛國”而“積極”的王化貞之反擊戰略，不難發現這樣的計畫純粹是 紙上談兵，王化貞的想法是明軍沿遼河布陣防守，讓蒙古軍和朝鮮軍充當進攻 建州的主力，進而收復失地，實在是過於理想化了。 建州鐵騎渡遼河攻廣寧，王化貞重兵在握、依城而守，尚且不敢與之交戰，還奢談什麼進攻？
進攻不切實際，防守過於消極，那么，明帝國晚期遼東戰略採取怎樣的政策才是恰當的呢？
萬曆以來歷屆遼東軍事最高長官，如楊鎬、 熊廷弼、袁應泰、王化貞、 王在晉、 孫承宗、 高第、 袁崇煥等人，堪稱有軍事才能的惟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三位。他們執行的戰略各不相同， 熊廷弼兩次經略遼東，均立主堅守； 孫承宗以練兵修城為主， 寧遠城正是其治下主修；袁崇煥 督師時卻主“五年平遼”，似乎更積極一些。
而被後人評價缺乏軍事才能的幾位呢？楊鎬力主進攻，組織入侵 建州都城；袁應泰自由散漫，無所作為；王化貞尚稱積極，還策劃了一次未遂的反擊； 王在晉保守之極，打算放棄 寧遠，退守 山海關； 高第同樣保守，欲撤 孫承宗之一切防禦，集中兵力于山海關，收縮防線。
然而，這一切還只是表面上實施的戰略，諸如 高第之戰略貌似 王在晉，但本質卻截然不同，王在晉是目光短淺，膽小怕事，高第卻是魏忠賢用來取代 孫承宗的，不得不一切反孫承宗戰略而行；楊鎬雖是進攻，卻是帝國第一次反擊總指揮，當時任誰經略遼東也，不可能言及防守；王化貞之進取，大抵是在 兵部尚書 張鶴鳴的支持下和力主保守的 熊廷弼作對之想法作祟。
綜上所述，無論是戰，是守，並不足以衡量戰略之正確與否。
一切失敗結果之戰略無非是受各種影響干擾，並不以克敵制勝為唯一目的，指揮官或者目光短淺、或者膽小怕事、或者私心自用。而相對成功之戰略，則需首先了解具體的實際情況，再加以謹慎判斷，以收復全遼為目的開展實施，至於局部戰略是攻、是守、是修城，還是出擊，或按計畫、或修正計畫、或改變計畫，均需根據情勢而調整，不可一概而論。
然而，遼東經略不是帝國軍事最高長官，也不是帝國之政治最高首腦，不可能動搖帝國之一貫政策，不可能左右帝國之中央政府，不可能推動帝國之軍事改革，不可能解決帝國之財政危機，在大多數時候，遼東經略甚至不能決定自己之命運，更不用說如願以償的實施自己的戰略構想。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遼東經略也是普通人。一般來說，遼東經略必須是進士出身，作為八股文專家，軍事才能絕非他們必不可少的素質。在遼東戰事日趨兇險的情況下，有極少數的幾個文官挺身而出，轉文從武，不顧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個人安危，為捍衛帝國的安危而奮鬥。他們不是科班出身，但卻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軍事才幹，在內憂外患交相夾攻之下，忍辱負重，保衛國家。在戰略策劃和具體實施上，他們或許做得不夠完美，但他們無私的付出了自己的心力，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後人是應該尊重他們之努力的。
全遼功略
遼東戰事起到 孫承宗經略遼東之前，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618年 建州攻克 撫順到1619年初薩爾滸大戰；
第二階段，為1619年 薩爾滸大敗到1621年遼東全面淪陷；
第三階段，為1621年王化貞策劃反攻到1622年 建州渡遼河占領遼西重鎮廣寧。
明方在這三個階段都犯下了嚴重錯誤，從而轉主動為被動。但 建州的軍事也不是一直都很順利。
在第二階段，也就是 薩爾滸戰敗後， 建州乘勢進攻，下開原，朝廷緊急啟用 熊廷弼， 瀋陽、 遼陽遂保全，遼東雖危，還能勉強支撐。直到袁應泰取 熊廷弼而代之，遂遼東盡失。
熊廷弼經略遼東時，曾經對 建州占領開原後的局勢進行過分析。
“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為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沈何可守也？”
熊廷弼的戰略是：“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 清河、 撫順、 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御，大敵互為應援。更挑精悍者為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
在1619年時候 熊廷弼之所以堅持守備為主的戰略，是因為明軍野戰不如 建州，遼東戰場上，配合朝鮮、葉赫部夾攻建州的計畫已經無法實現，反而呈現明之 瀋陽、 遼陽被包圍態勢。妄談反攻，非但無濟於事，還可能導致類似於 薩爾滸之大敗，進而丟失更多戰略要地。
第三階段時，明帝國已經盡失遼東，只能沿遼河布防。 熊廷弼二次經略遼東，還是堅持以守為主，但權力被架空，遼東巡撫王化貞全然不顧更加糟糕的局勢，策劃空中樓閣之反攻。遂被 建州攻克廣寧。
接下來， 兵部尚書 王在晉代 熊廷弼經略遼東，王在晉想法單純，無非就是重關設險 山海關，“乃請於 山海關外八里舖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當時，遼東高級軍官袁崇煥、 沈棨、 孫元化等人堅決反對，但“力爭不能得”，遂“奏記於首輔 葉向高”，首輔葉向高還不算剛愎自用的人，並沒有偏向 王在晉，而是老老實實提出來：“是未可臆度也。”
朝廷無法決斷之時，內閣大學士 孫承宗主動請命，親自去遼東一趟，以決定遼東防務的重點。
孫承宗巡視了山海關及 王在晉所主張建築的八里舖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 一片石和 黃土嶺等處的戰略地勢。最終接納了袁崇煥等人的提議，否決了 王在晉的主張。
孫承宗說，“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曷若築 寧遠要害？以守八里舖之四萬人當寧遠沖，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
“總之，敵人之帳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膜外。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為也。”
孫承宗請天啟皇帝將 王在晉調至南京，主動請纓 督師遼東，於是“詔給關防敕書，以原官督 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
此從， 孫承宗開始了為期四年的第一次遼東經略生涯。
孫承宗以為，防守方面，欲保京師，則必先固 山海關；欲保山海關，則必先固遼西。進攻方面，欲復遼東，則必先復遼西，欲復遼西，則必先固 寧遠。
寧遠，位於 遼西走廊中部，“內拱岩關，南臨大海，居表里之間，屹為形勝”。退而保二百里外的 山海關，進可功略遼西，為收復遼東做準備。
孫承宗遼東經略四年，以練兵、修城為己任，步步為營，漸漸推進，遣將分據錦州、松山、 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天啟五年，明軍自 寧遠又向前推進二百里，從而形成了以寧遠為中心的 寧錦防線。
有人雖無意否認 孫承宗之功績，卻不免抱怨其保守，以為孫承宗志在守衛，無心進攻，全然沒有袁崇煥之“五年平遼”來得痛快。
姑且不論袁崇煥之豪言壯語是否符合實際，只論 孫承宗之戰略是否足夠積極。
在《 督師記略》中提到：“公意以我欲恢全遼，必先復金、復、海、蓋南四衛。蓋南四衛在三插河東，而實全遼膏腴之地。遼西七百里，北山南海，寬者不過數十里，狹者十餘里耳。其舊鎮 遼陽，在河之東。然開原、鐵嶺一帶，俱切近北鄙，地亦荒瘠。唯四衛膏腴，而又近海，遼之所以富貴以此。奴自破 遼陽，四衛即沒於虜。及破廣寧，全遼盡失。然使 河西步步為進，地遠難於計日，而於虜無切近之災。我竭力以除圖，彼猝至而遽敗矣。如自四衛入，則置刃於腹。而且迫於遼瀋，彼自不能安處。”
由此可見， 孫承宗還是志在恢復全遼的，孫承宗何嘗不明白逐步推進過於保守、效果也不明顯的道理，“ 河西步步為進，地遠難於計日，而於虜無切近之災。我竭力以除圖，彼猝至而遽敗矣”已經說得很清楚啦。但是要恢復全遼，勢必十分謹慎，得有充分準備才行。如果貿然行動，再經歷一次 薩爾滸似的大潰敗， 山海關防線說不定整個就崩潰了。
孫承宗通過練兵、軍屯、引進火器等手段，加強了遼東明軍的戰鬥力，形成了寧錦防線，鞏固了遼西諸城，無論是進攻還是防禦，都可以遊刃有餘的執行，即使將來出兵不利，仍然可以雖敗而不潰，這是汲取了前面的教訓，一旦戰敗，則兵潰千里，重鎮盡失。而 山海關防線實在是明帝國輸不起的賭注啊。
孫承宗所在遼東的四年，與天津巡撫 畢自嚴、登萊巡撫 袁可立遙相呼應，“關門息警， 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期間，沒有打什麼大仗，小敗仗倒還有過。按照戰功來衡量其的經略，似乎 孫承宗有些碌碌無為。
然而其後 寧遠大捷、寧錦大捷，袁崇煥遏制住 建州的猛攻，雖當時 孫承宗已被魏忠賢及其同黨攻擊而致仕，但修城之功、練兵之功、引進火炮之功，卻不能不歸功於孫。
取代 孫承宗的 高第下令撤掉了寧錦防線，袁崇煥固執己見，獨自堅守 寧遠。可以說，如果沒有袁崇煥， 寧遠必失，而如果沒有 孫承宗的四年準備，即算是十個、百個袁崇煥也是無論如何也守不住寧遠的。
惜乎，若加以時日， 孫承宗收復全遼，並非絕無可能。然而魏忠賢顧忌 孫承宗兵權在握和內閣大學士身份，又豈能讓孫承宗立此不世之功？孫承宗雖有軍事天份，又銳意進取，正遇大施拳腳時候，卻敗於朝堂之上，這大概是名將的悲哀，也是 帝國衰亡的必然吧。
戰爭準備
真正的名將與紙上談兵者的區別在於：名將能夠腳踏實地地一步步實施自己的戰略，紙上談兵的人卻從來無視細節。
確認了全遼戰略後，遼事仍然頭緒百般，急待整理。 孫承宗則以修 山海關和 寧遠城為契機，對遼東明軍進行兵制改革和紀律整頓。
在 山海關的防務上，“並夾城之役，修築 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台出 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岭築號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而練兵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為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經過 孫承宗的整頓後，“兵將一清”。
寧遠城則“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委派良將 滿桂和袁崇煥負責修築，並恢復 山海關至寧遠沿線各城，“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士”。
孫承宗還重用了大批忠直的文武將吏人才，“令 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 沈棨、杜應芳繕甲仗，司務 孫元化築炮台，中書舍人 宋獻、 羽林經歷程侖主市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采木，而令游擊 祖大壽佐金冠於覺華，副將 陳諫助 趙率教於前屯，游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 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為軍”。
《 督師記略》記載，“先是奴以數萬守廣寧，二萬守右屯。至是知我軍漸張，乃撤廣寧，焚其餘糧，恐我因也。”
因為 孫承宗的積極努力， 建州於廣寧已不戰而退。
除此之外， 孫承宗還為長期戰略做了很多的準備。
《 督師記略》記載： 孫承宗設立六館，招納賢才。
1、占天館 凡通仰觀風角三式者；
2、察地館 凡通夷虜部落道里、上川扼寨、安營立寨及屯田水利者；
3、譯審館 凡識寫夷字、通說夷語及情事者；
4、偵諜館 凡精敏便利、能入虜穴諳虜來往者；
5、異才館 凡俠骨殊才，能使外域及有劍術如荊、聶之流者；
6、大力館 凡力能挽繩攜重至千斤，或六七百斤，及能飛檐走壁、日行數百里者。
如此等等，籌備良多。
孫承宗最傑出的貢獻在於，在遼東引入了火器和戰車結合的車營，並進行了以車營為核心的戰法理論和實踐訓練，而這一切的戰爭準備，是圍繞全遼戰略而展開的。
為了收復遼東， 孫承宗打算以陸軍為正兵，水師為奇兵進攻，於是建立了配備先進火器的車師和舟師。
孫承宗初到遼東時，“火器手不過數十人”，雖然有熊經略所造之迎鋒車六百輛，但“敝敗不可用”，遼東“向習弓矢，置火器不講至於車營，則九邊英銳，無不以為恥”。
孫承宗白手起家，苦口婆心，既向朝廷爭取資源，造火器、建戰車，又耐心說服遼東高級將領接受 車戰觀念。
車戰只在 春秋戰國時期使用，隨後被騎兵所淘汰，但隨著火器的引入，遂在明代中期重新煥發出光彩，明嘉靖年間， 俞大猷寫出《兵略對》、《大同鎮兵車操法》，對戰車的形制和戰術運用作了詳細的描述。 孫承宗更是在此基礎上加以發揚光大，曾著《車營叩答合編》一書，全面介紹車營編制和車營陣法，闡述了車營的攻防戰術。
孫承宗所建立車營作戰的典型特點是裝備了先進的火器，以及多兵種協同作戰。
（ 孫承宗）曾“五修造新舊戰車。合步騎以教車營”。
“又立十大車營，以為攻戰之具。”後來發展到十二車營，馬步兵達九萬餘人，使“戰輜不得不親，馬步不得不合，將卒不得不聯，炮矢更番分合便捷”。
除了裝備火器外， 孫承宗還進行了以車營火器為主的多兵種協作訓練，“其用火(火器)在用疊陣，合水、陸、步、騎，舟、車、眾、寡，奇、正之用火，無一非疊陣。”
孫承宗車營隊伍中，將 車兵、騎兵、步兵、弓兵、炮兵、火器兵有規律的編在一起，形成陣法。作戰時候，“步隊則鳥槍、郎機在前，而三眼、火箭在後，騎兵則弓箭、三眼大炮連環疊用。”
孫承宗車營的戰法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研討和演習，可攻可防，防禦便有城市防禦、陣地防禦之戰法，進攻有平原運動之進攻、登入之進攻、島嶼之進攻、渡河之進攻，無論圍困戰、遭遇戰、伏擊戰、破襲戰，均有所理論上的思考和實際的演練。
尤其是登入作戰，更是 孫承宗收復遼東戰略之重要組成部分，其戰略構想是調集登州(今山東 蓬萊，登萊巡撫 袁可立下轄兩個 總兵鎮：登州鎮和 東江鎮)、 萊州(今山東掖縣)、天津之水師經過渤海、 遼東灣，從 遼東半島登入。上陸後，先占據金、復、海、蓋四衛，再向 遼陽、 瀋陽進攻。
經過三年多的準備，“東下之具已得十九”，“戰兵者九萬四千，守兵者一萬六千有奇，雜兵者二萬四千有奇”，大規模的反擊即將拉開帷幕。
可惜不久 孫承宗受到彈劾，被迫辭去遼東經略職務，反攻計畫被否決。遼東也再無希望回歸明帝國懷抱。
但 孫承宗所練之遼東精銳部隊卻保留了下來，依然發揮著卓有成效的作用。之後，明軍的寧錦防線雖然逐年收縮、重鎮一一失守，但 山海關仍阻隔在 建州鐵騎和京城之間數十年屹立不倒，最終建州也沒有攻克。
《 明史》總結曰：“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在戰爭準備上，成績斐然。
遼東經略
《 明史職官二》言：天啟元年，置遼東經略。經略之名，起於 萬曆二十年 宋應昌暨後楊鎬。至天啟元年，又以內閣 孫承宗 督師經略 山海關，稱樞輔。 崇禎四年併入總督。十一年又增設總督於保定。
遼東經略一職，是專為遼東戰事所設立的。 孫承宗曾多次上疏，議論遼東兵事以及遼東經略。
其一，“乞皇上飭勵諸臣，勿角口語，勿事虛文。司兵馬者，不得恣意於不可度而不顧供應之難。司錢穀成造者，不得刻意於不可減而不顧星火之急。” ——這是指出了戶部、兵部、工部對於前線要求，相互推諉，以至耽誤國事。
其二，請重武人之權。明代規定文官掛帥，多瞎指揮。此前經撫不和，更是影響遼事。
其三，“中使觀涉兵政，自古有戒”。即使是皇帝派來專門勞師的中使， 孫承宗也一概否決。
這三點正是切中明代用兵之弊。軍事由外行領導，太監對軍務的過多干預，以及後勤部門的配合不利。這些問題不能夠改善，則無論前方將士如何積極進取，也是難有所進展的。
事實上，終明一代，這些弊端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文官領兵是開國之初定下的基調，太監權勢滔天是英宗以來的積弊，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後勤部門的配合，一方面有財政收入不夠的原因，一方面也有官僚機構漸趨效率低下等原因。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遼東經略層面，只能從遼東軍務出發，即使上疏，也只能僅僅涉及 帝國制度下遼事的不良影響，希冀儘量爭取少受其干擾，當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帝國的危機。
孫承宗經略遼東的時候，固然內外壓力極大，但其時國內尚未爆發大規模起義，國力還能應付遼事開支。而 建州方面，自己也遇上了嚴重問題，面對 孫承宗的防線，不敢貿然進攻，所以維持了四年左右的和平時期。
建州吞併了遼東，除了獲得大片土地外，還多出了上百萬的漢人。以一少數民族新建立之政權，要良好的消化這么大數量的外族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 建州兵臨 撫順的時候，努爾哈赤曾說：“若不戰而降，必不擾爾所屬軍民，仍以原禮優之。況爾乃多識見人也。不特汝然，縱至微之人，猶超拔之，結為婚姻，豈有不超升爾職，與吾一等大臣相 齊之理乎？”
便是許諾若舉城納降，努爾哈赤便禁止部下虜掠城中官員軍民及其親屬為奴，也不要求 李永芳及其部眾改變漢族習俗，甚至可以不行滿族剃髮之俗。”
建州進攻遼西廣寧之前，努爾哈赤宣揚“勿慮爾田宅，將非我有，盡入主人之家。眾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承認漢人的政治地位和保護漢人的個人財產。甚至利用明 帝國下貧富差距對漢人進行煽動，“昔爾等明國富人，廣占田地，僱人耕作，食之不盡，將谷出賣。貧困之人，無田無谷，買而食之，錢財盡後，則行求乞。與其令富人糧谷爛於倉中，財貨山積而無用，何若揭桿而起。百姓聞風，必群起回響，後世遂得富足矣。”
雖然有良好的願望，但實際情況卻遠非意料中發生。作為征服者的民族奴役作為被征服者的民族是歷史的定律。1623年，滿、漢之間發生了一系列衝突。許多漢人故意在食物和飲水中投毒，焚燒房舍，還殺死了一些 後金的哨卒。
努爾哈赤收回了曾經承諾的滿汗平等政策，取而代之以種族歧視。於是更加加劇了漢人的反抗，1625年甚至爆發了大規模的漢人叛亂事件，遭到了滿人的殘酷鎮壓。
遼東地區滿、漢之間的緊張關係為遼東經略創造了新的契機，漢人大量歸順滿人的情況再也沒有發生，“以遼人守遼土”戰略也得以實施。
袁崇煥的“五年平遼”戰略大概也是基於以上這些考慮吧，但他經略遼東時候，國內外局勢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
建州方面， 皇太極繼位後進行了改革。一方面頒布命令並實施：“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慾潛逃，及今奸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概置不論。嗣後惟已經在逃，而被緝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論”，安定了漢人的人心。另一方面，軍事上征服了朝鮮，戰略上處於更加有利的態勢。 建州已非昔日之 建州也。
而明帝國方面，國內局勢不容樂觀，財政危機進一步惡化，農民起義也開始爆發。大明日薄西山，亦非昔日之大明也。
最重要的一點，袁崇煥可能還沒有意識到，在 崇禎年間，他的對手已經不僅僅只是野蠻好戰的蠻子滿人，還需要加上 范文程這些有學問的漢人了。
然而，袁崇煥或許有他自己的考慮吧，只是他還沒有來得及著手布置，僅是進行了斬 毛文龍這種爭議性比較大的行動，就被皇帝下獄，以“咐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疑則斬帥”等罪名處死。如果上天給他五年時間，雖然未必能夠徹底平遼，但消除 毛文龍之後的不良影響自然不在話下，遼東局勢至少不會更加糟糕。
孟森先生曾為袁崇煥辨曰：若使崇煥久任以處其責，何至視劉氏兄弟與 陳繼盛相屠殺，而卒令 耿仲明、 孔有德、尚可喜輩遂為清廷佐命哉？
遼東軍務，後人喜談議和一事，以為議和則萬事大吉，可以先攘內然後安外也。然從遼東經略的角度來看，不值一曬。當時的明兵部的主流意見也是反對議和的，左侍郎 袁可立就明確反對袁崇煥的議和政策。
建州若願意議和，所顧忌者，無非是寧錦堅固之防線不能克，明軍雄厚之實力可能攻。如為了節省費用以開銷國內之暴亂，不修城、不練兵，荒廢防務，令 建州畏懼之人、之城、之軍皆自行毀去，屆時一紙空文就能阻止女真之野心勃勃和建州兇悍鐵騎？豈非太天真。
所以遼東經略，不可談議和也。
此文主要談“天啟年間的遼東經略”，當略述 孫承宗也。 孫承宗的再次啟用在 崇禎二年，即 皇太極進攻 北京城，袁崇煥受凌遲那年。因袁崇煥下獄，軍心大亂， 祖大壽甚至率部向關外潰逃。
孫承宗說服了 祖大壽的回軍（袁崇煥在獄中也做了工作），及時捍衛了 山海關，使得建州在關內無法立足。又組織了大規模 軍事行動，收復了被清兵占領的 灤州、 遵化、永平、 遷安四城。
“帝為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 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 指揮僉事。”
第二次經略遼東， 孫承宗還是打算步步為營，“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這兩城均是孫承宗第一次經略時候主修，而後被 高第放棄毀去的。大凌河防務尚未修築完工， 皇太極率軍進攻，明援軍在長山口遭遇清兵之大炮攻擊而潰，大凌河遂成孤城，“城中糧盡援絕”，實在無能為力，守將 祖大壽偽裝投降逃回錦州。朝中廷臣議長山口之敗，歸咎於 孫承宗的築城之策，孫承宗再次引咎辭職，至此再也沒能為朝廷效力。
孫承宗死得相當悲壯，《 明史》曰：“（ 崇禎）十一年，我大清兵深入內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承宗率家人拒守。明日城陷，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六。”其子孫十七人，一併殉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