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開國大典上的毛澤東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1]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打仗對我們沒有好處。我們要進行建設，打仗就會把我們進行的建設打爛了。國民黨打內戰，跟我們打了好多年。後來我們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們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國來。講長遠一點，都是外國打到中國來。中國曾和英國進行了幾次戰爭，如一八四○年在廣東開始的鴉片戰爭[2]，又如八國聯軍的戰爭[3]，英國等八個國家的軍隊占領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戰爭[4]，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順、大連等地打的。以後日本占領了我們東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國同日本還在中國的土地上打過仗，那是在旅順、遼陽、瀋陽一帶[5]。最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幾乎侵占全中國。這些都不是我們打到外國去，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中國人打到外國去，在古代有過，那是中國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鮮。以後日本占領了朝鮮，法國占領了越南。
一九一一年，我們推翻了清朝皇帝。接著就是各派軍閥混戰，那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有了共產黨以後，就進行了革命戰爭，那也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國成立了共產黨，我就變成共產黨員了。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國小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後來經過萬里長征，跑到北方來。我們的軍隊原有三十萬人，這時只剩下兩萬多了。恰好是在人數少的時候，我們改正了錯誤，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後來我們的軍隊又有了發展。日本人走了之後，蔣介石再來打我們的時候，敵人就不行了，我們取得了革命勝利。到現在，我們搞建設只有十五年的時間。要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不是很短的時間能做到的，至少要幾十年的工夫。
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古巴、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越南南方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也是支持的。這些革命是他們自己搞起來的。比如古巴，不是我們叫卡斯楚起來革命，是他自己起來革命的。[6]你們相信嗎?是美國叫他革命的，是美國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爾及利亞，是我們叫本·貝拉[7]革命的嗎?以前我們認都不認識這個人，到現在我還沒有見過他。是他們自己起來革命的，他們成立了臨時政府，我們就承認。他們要求支持，我們就給他們支持。帝國主義說我們是“好戰分子”，在某一點上講也有些道理。因為我們支持卡斯楚，支持本·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戰爭。還有一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國侵略朝鮮時，我們支持了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的這一方針是公開宣布的，是不會放棄它的，就是說，我們要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如果不支持，就會犯錯誤，就不是共產黨員。你們知道，阿聯[8]總統納賽爾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支持過阿爾及利亞革命。他不是共產黨員能支持阿爾及利亞，難道我們是共產黨員就不能支持阿爾及利亞嗎?當一百八十多年以前，華盛頓[9]起來反對英國的時候，法國支持了華盛頓，難道當時法國人是共產黨員嗎?那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全世界都還沒有共產黨。共產黨出世是十九世紀的事。大概我們這個“好戰分子”的稱號還要繼續下去。
主要一條還是我們國內問題。在國內，我們把美國走狗蔣介石趕走了，把美國的勢力也趕走了。所以美國對我們不那么高興。我不是指美國人民，而是指美國資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國人，他們對我們是友好的。
美國要把拉丁美洲變成它的殖民地，這是指在經濟上，許多時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說，巴西前總統古拉特，我見過他，他的黨是工人黨，不是共產黨，美國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聽美國話的吳庭艷[10]，美國竟把他殺掉了。在美國國內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吳庭艷是被美國甘迺迪[11]政府殺掉的，沒過一個月，甘迺迪也見上帝去了。
美國說我們是“侵略者”，我們說它是侵略者；它說我們是“好戰分子”，我們說美國政府的大資本家是好戰分子。究竟誰是侵略者、好戰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來看。美國在中國周圍市滿了軍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國的台灣。我們沒有占領美國的什麼島嶼，沒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和非洲國家，只“侵略”了亞洲一個國家――中國。我們跟帝國主義打了幾十年仗，把它們趕走了。這件事情使美國很不高興，其他帝國主義也不高興。不過它們現在沒有辦法，總不能從地球上把我們搬走，就同不能從地球上把你們智利搬走一樣。它們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國家比如阿爾巴尼亞，它們要搬走也不行。
美國人說我們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實。看來今年不會倒，明年不會倒，後年呢，我說也不會倒。要把我們政府打倒，需要美國、蔣介石打到我們這裡來。即使他們來了，也不一定達到目的。他們曾經來過，可是打輸了。現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萬人口，美國在那裡進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裡。對拉丁美洲，美國也是感到頭痛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樂觀的。全世界人民總要起來，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資本家做主人。因為我們相信這一點，並且公開說出這一點，所以那些資本家對我們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國為什麼有那么多資本家跟我們做生意呢?就是因為他們不干涉我們的內政。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是不做。他們想派新聞記者來，這也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這些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著去解決。所以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能來中國，美國記者就來不了。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來的，總有一天兩國的關係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因為已經過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還不夠，就再加嘛。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
注釋
[2]鴉片戰爭，是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國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一八四○年，英國政府因中國反對輸入鴉片，藉口保護通商，派兵侵略中國。中國軍隊在兩廣總督林則徐領導下進行了抵抗。廣州人民自發地組織武裝抗英團體，打擊英國侵略軍。福建、浙江等地人民也自發地掀起了抗英鬥爭。一八四二年英國軍隊侵入長江，迫使清政府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3]指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個國家聯合出兵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人民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侵略者先後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時沙俄又單獨入侵中國東北，迫使清政府於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同這些國家簽訂了不平等的《辛丑條約》。
[4]中日甲午戰爭，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發生的中日戰爭。這次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蓄意挑起的。日本軍隊先向朝鮮發動侵略並對中國的陸海軍進行挑釁，隨後大舉侵入中國的東北。中國軍隊曾經英勇作戰，但是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及缺乏堅決反對侵略的準備，中國方面遭到了失敗。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同日本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
[5]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同沙俄為爭奪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權益而進行的一次戰爭。戰場主要在中國東北境內的奉天（今瀋陽市）、遼陽地區和旅順口一帶，使中國人民遭受巨大的損失。沙俄在戰爭中遭到失敗，經美國調停，同日本簽訂《朴次茅斯和約》。日俄戰爭後，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國東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對於朝鮮的獨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約》中得到沙俄的承認。
[6]參見本卷第23頁注[3]。
[7]本·貝拉，指艾哈邁德·本·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積極參與組織發動全國反法武裝起義，被法國殖民當局監禁。一九五八年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成立時，被缺席推選為第一副總理。一九六二年獲釋回國，同年九月阿爾及利亞民主人民共和國成立，任政府總理。一九六三年九月當選第一任總統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陣線總書記。
[8]阿聯，見本卷第337頁注[3]。
[9]華盛頓，見本卷第194頁注[12]。
[10]吳庭艷，見本卷第375頁注[6]。
[11]甘迺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國總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刺身亡。(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打仗對我們沒有好處。我們要進行建設，打仗就會把我們進行的建設打爛了。國民黨打內戰，跟我們打了好多年。後來我們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們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國來。講長遠一點，都是外國打到中國來。中國曾和英國進行了幾次戰爭，如一八四○年在廣東開始的鴉片戰爭[2]，又如八國聯軍的戰爭[3]，英國等八個國家的軍隊占領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戰爭[4]，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順、大連等地打的。以後日本占領了我們東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國同日本還在中國的土地上打過仗，那是在旅順、遼陽、瀋陽一帶[5]。最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幾乎侵占全中國。這些都不是我們打到外國去，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中國人打到外國去，在古代有過，那是中國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鮮。以後日本占領了朝鮮，法國占領了越南。
一九一一年，我們推翻了清朝皇帝。接著就是各派軍閥混戰，那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有了共產黨以後，就進行了革命戰爭，那也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國成立了共產黨，我就變成共產黨員了。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國小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後來經過萬里長征，跑到北方來。我們的軍隊原有三十萬人，這時只剩下兩萬多了。恰好是在人數少的時候，我們改正了錯誤，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後來我們的軍隊又有了發展。日本人走了之後，蔣介石再來打我們的時候，敵人就不行了，我們取得了革命勝利。到現在，我們搞建設只有十五年的時間。要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不是很短的時間能做到的，至少要幾十年的工夫。
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古巴、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越南南方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也是支持的。這些革命是他們自己搞起來的。比如古巴，不是我們叫卡斯楚起來革命，是他自己起來革命的。[6]你們相信嗎?是美國叫他革命的，是美國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爾及利亞，是我們叫本·貝拉[7]革命的嗎?以前我們認都不認識這個人，到現在我還沒有見過他。是他們自己起來革命的，他們成立了臨時政府，我們就承認。他們要求支持，我們就給他們支持。帝國主義說我們是“好戰分子”，在某一點上講也有些道理。因為我們支持卡斯楚，支持本·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戰爭。還有一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國侵略朝鮮時，我們支持了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的這一方針是公開宣布的，是不會放棄它的，就是說，我們要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如果不支持，就會犯錯誤，就不是共產黨員。你們知道，阿聯[8]總統納賽爾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支持過阿爾及利亞革命。他不是共產黨員能支持阿爾及利亞，難道我們是共產黨員就不能支持阿爾及利亞嗎?當一百八十多年以前，華盛頓[9]起來反對英國的時候，法國支持了華盛頓，難道當時法國人是共產黨員嗎?那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全世界都還沒有共產黨。共產黨出世是十九世紀的事。大概我們這個“好戰分子”的稱號還要繼續下去。
主要一條還是我們國內問題。在國內，我們把美國走狗蔣介石趕走了，把美國的勢力也趕走了。所以美國對我們不那么高興。我不是指美國人民，而是指美國資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國人，他們對我們是友好的。
美國要把拉丁美洲變成它的殖民地，這是指在經濟上，許多時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說，巴西前總統古拉特，我見過他，他的黨是工人黨，不是共產黨，美國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聽美國話的吳庭艷[10]，美國竟把他殺掉了。在美國國內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吳庭艷是被美國甘迺迪[11]政府殺掉的，沒過一個月，甘迺迪也見上帝去了。
美國說我們是“侵略者”，我們說它是侵略者；它說我們是“好戰分子”，我們說美國政府的大資本家是好戰分子。究竟誰是侵略者、好戰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來看。美國在中國周圍市滿了軍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國的台灣。我們沒有占領美國的什麼島嶼，沒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和非洲國家，只“侵略”了亞洲一個國家――中國。我們跟帝國主義打了幾十年仗，把它們趕走了。這件事情使美國很不高興，其他帝國主義也不高興。不過它們現在沒有辦法，總不能從地球上把我們搬走，就同不能從地球上把你們智利搬走一樣。它們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國家比如阿爾巴尼亞，它們要搬走也不行。
美國人說我們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實。看來今年不會倒，明年不會倒，後年呢，我說也不會倒。要把我們政府打倒，需要美國、蔣介石打到我們這裡來。即使他們來了，也不一定達到目的。他們曾經來過，可是打輸了。現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萬人口，美國在那裡進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裡。對拉丁美洲，美國也是感到頭痛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樂觀的。全世界人民總要起來，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資本家做主人。因為我們相信這一點，並且公開說出這一點，所以那些資本家對我們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國為什麼有那么多資本家跟我們做生意呢?就是因為他們不干涉我們的內政。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是不做。他們想派新聞記者來，這也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這些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著去解決。所以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能來中國，美國記者就來不了。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來的，總有一天兩國的關係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因為已經過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還不夠，就再加嘛。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
注 釋
[1]這是毛澤東同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談話的主要部分。
[2]鴉片戰爭，是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國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一八四○年，英國政府因中國反對輸入鴉片，藉口保護通商，派兵侵略中國。中國軍隊在兩廣總督林則徐領導下進行了抵抗。廣州人民自發地組織武裝抗英團體，打擊英國侵略軍。福建、浙江等地人民也自發地掀起了抗英鬥爭。一八四二年英國軍隊侵入長江，迫使清政府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3]指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個國家聯合出兵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人民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侵略者先後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時沙俄又單獨入侵中國東北，迫使清政府於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同這些國家簽訂了不平等的《辛丑條約》。
[4]中日甲午戰爭，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發生的中日戰爭。這次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蓄意挑起的。日本軍隊先向朝鮮發動侵略並對中國的陸海軍進行挑釁，隨後大舉侵入中國的東北。中國軍隊曾經英勇作戰，但是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及缺乏堅決反對侵略的準備，中國方面遭到了失敗。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同日本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
[5]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同沙俄為爭奪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權益而進行的一次戰爭。戰場主要在中國東北境內的奉天（今瀋陽市）、遼陽地區和旅順口一帶，使中國人民遭受巨大的損失。沙俄在戰爭中遭到失敗，經美國調停，同日本簽訂《朴次茅斯和約》。日俄戰爭後，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國東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對於朝鮮的獨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約》中得到沙俄的承認。
[6]參見本卷第23頁注[3]。
[7]本·貝拉，指艾哈邁德·本·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積極參與組織發動全國反法武裝起義，被法國殖民當局監禁。一九五八年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成立時，被缺席推選為第一副總理。一九六二年獲釋回國，同年九月阿爾及利亞民主人民共和國成立，任政府總理。一九六三年九月當選第一任總統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陣線總書記。
[8]阿聯，見本卷第337頁注[3]。
[9]華盛頓，見本卷第194頁注[12]。
[10]吳庭艷，見本卷第375頁注[6]。
[11]甘迺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國總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刺身亡。
背景材料 毛澤東的關於世界和平問題的思想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問題進行了反覆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對當時戰爭與和平問題進行了基本估計，提出“新的世界戰爭能夠制止”、提醒人們防範戰爭。他論述了對戰爭與和平問題應採取的基本態度：高舉保衛世界和平的旗幟，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將它作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他認為保衛世界和平應當堅持的道路是，依靠人民鬥爭，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侵略鬥爭，支持歐洲等國家的反控制鬥爭，同時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毛澤東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思想和制定的方針，是其國際戰略和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礎。
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是全世界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毛澤東對這個問題進行過反覆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和正確的應對方針，對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事業，對保衛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都起過重大的積極作用。這些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結合歷史實際，對毛澤東的有關思想進行系統的梳理，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是很必要的。
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基本估計
（一）提出“新的世界戰爭能夠制止”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憑藉著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企圖向全世界擴張，以實現其稱霸全球的野心。針對這種情況，1946年4月，毛澤東在《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估計》中指出：“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並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4頁。同年8月6日，他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進一步指出，關於反蘇戰爭的宣傳，是美國用以掩蓋當前直接面對的許多實際矛盾的煙幕。這些矛盾，就是美國反動派同美國人民之間的矛盾，以及美國帝國主義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他特彆強調：“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裡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所以，“美國反蘇戰爭的口號，在目前的實際意義，是壓迫美國人民和向資本主義世界擴張它的侵略勢力”。《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3頁。
毛澤東認為，美蘇之間是或早或遲會妥協的，但是這種妥協“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動力量作了堅決的和有效的鬥爭的結果。這種妥協，並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84—1185頁。。“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及其在各國的追隨者的進攻。“只有這個鬥爭勝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4頁。
在這裡，毛澤東闡明了“必須和必能克服”世界戰爭危險的思想，指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應當遵循的道路，這在當時確實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從這以後，毛澤東始終堅持這個基本估計。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會議在討論“爆發戰爭還是制止戰爭，究竟是哪一種可能性更大”的問題時，毛澤東作出了科學判斷：“制止戰爭可能性更大。”儘管戰爭危險確實存在，但以蘇聯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經超過反動力量，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再經過10年到15年的努力，世界民主力量就會變得更強大，帝國主義要發動戰爭就會面臨更大的困難，而制止戰爭的可能性就更加增大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1950年6月，他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再次指出，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的鬥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並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頁。
1953年9月，毛澤東指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頁。。他說：“美國連韓戰都打不贏，還能挑起世界大戰？這是簡單的邏輯。”《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頁。
在為召開中共八大作準備時，毛澤東再次指出，新的世界大戰不容易打起來。據此，中共八大明確提出：“世界局勢正在趨向和緩，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經開始有了實現的可能。”
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對形勢作了進一步分析，指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制止戰爭的力量更壯大了。他說：“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中間地帶吃不下去，內部又有經濟危機，過去人民力量不能制止戰爭，現在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42頁。“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都是處於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頁。 由此可見，世界大戰並非不可避免，這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論點。
提醒人們要防範“想發動戰爭的瘋子”
在提出世界大戰並非不可避免這個論點的同時，毛澤東也提醒人們注意，世界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指出這個情況，有利於動員民眾提高警覺，進行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在先提出“戰爭打不起來”之後，又說：“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核子彈、氫彈到處摔。”“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297頁。之後他多次告誡人們：“世界上的事情還是要搞一個保險係數。因為世界上有個壟斷資產階級，恐怕他們冒里冒失亂搞，所以，要準備作戰。這一條要在幹部裡頭講通。”“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個極點，你就睡不著覺。”《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46—347頁。他明確表示：“帝國主義本性不會變，因此有兩種可能，現在是和平時期，將來有戰爭的可能。”《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7、1076頁。整個國際形勢雖然是向好發展，而不是向壞，“只是有個情況也要估計到，那就是瘋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怎么辦？”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92頁。他認為，只有加強力量，在世界範圍內建成統一戰線，進行鬥爭，才能取得世界和平。“這裡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後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1頁。
毛澤東提醒人們注意世界戰爭的危險確實存在，不是在宣揚悲觀論調，而是為了引起人們的警惕，自覺地去為制止新的世界戰爭而努力。
毛澤東確信，如果帝國主義發動世界戰爭，結局決不會美妙。他早就說過：“再打大戰，對美國來說是划不來的，整個世界或世界的絕大部分將處於革命狀態。”《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67頁。要搞戰爭，“就要動員人民，就要使人民處於緊張狀態，並且使他們學會打仗。但是，人民結合起來以後，勢必會產生革命”。《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69頁。歷史已表明，大戰將極端激化資本主義世界的種種矛盾，從而促使人民奮起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39頁。
總之，“新的世界戰爭能夠制止”，同時又要防範“想發動戰爭的瘋子”，這就是毛澤東關於這個問題的基本觀點。在論述以上基本觀點的基礎上，他還進一步闡明了幾個有關的重要問題。主要是：
第一，核戰爭可能被制止，核武器不可能毀滅整個人類。
毛澤東講過，我們“特別要反對以核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同時，他又認為，人們不應屈服於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核子彈是紙老虎”，核戰爭是可以制止的。周恩來曾回憶說：“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五年就說過：如果核子彈發展起來，許多國家都有了，原子武器戰爭就打不起來。”《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19頁。
1961年9月，毛澤東在同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談話時說：核武器“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76頁。由於核武器是一種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毛澤東是主張“禁止核武器”的。“是不是能夠像禁止化學武器那樣達成一個協定，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樣，大家都不用？核武器也不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77頁。從當時的情況來分析，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長。
與此同時，毛澤東又指出，即使從最壞的可能性來考慮，就是帝國主義真的發動核戰爭了，那也不會像有些人擔心的那樣，整個人類將遭到毀滅。他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死了一半人也沒有什麼可怕。這是極而言之。在整個宇宙史上來說，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觀。”“我就不相信核子彈能把全人類毀滅，什麼都毀滅了。”《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97、347、551頁。他以此提醒人們，不要被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所嚇倒，而陷入悲觀絕望的境地。
第二，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局部戰爭不可避免。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說：“只要階級鬥爭存在，戰爭總有一天不可避免。”《毛澤東傳(1946—1976)》（下），第1047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局部戰爭沒有斷過。“新的世界戰爭有避免的可能性，這是一回事；一切戰爭，包括革命戰爭，都可以避免，這是另一回事。”“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已經“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連續不斷地引起了各種類型的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在帝國主義直接出兵或利用其代理人鎮壓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的情況下，“民族解放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反動派武力鎮壓人民的情況下，“國內革命戰爭也是不可避免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451、465—466頁。周恩來也講過：“推遲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也在增長，但有限戰爭即局部戰爭卻不可避免。”《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21頁。
第三，加強戰備，應對可能發生的大規模侵華戰爭。
1964年，美國製造“東京灣事件”，悍然轟炸越南北方，走上擴大越南戰爭的危險道路。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毛澤東對黨和國家的安全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密切注視著越南戰爭的發展。他感到，要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大規模侵華戰爭。當時的中國確實處在美、蘇的包圍之中，周邊的國際形勢相當緊張。後來揭密的若干資料還表明，“1964年美國確實制定了對中國進行突然襲擊的計畫，不僅僅是構想，而且有具體的實施方案”劉國光：《中國十個五年計畫研究報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頁。，只是這個計畫最終並未付諸行動。
毛澤東強調，在核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三五”計畫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兩個拳頭——農業，國防工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要擺好。要把基礎工業適當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適應。”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畫構想時的插話(節錄)(1964年5月10日、11日)，《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即使在這種時候，他也沒有隻抓國防建設，而忽略經濟建設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他後來在同外賓談話時說過一個看法：準備沒有壞處，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參見王泰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頁。
毛澤東強調要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大規模侵華戰爭，並不意味著他認為這種戰爭絕對不可避免。相反，“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47頁。。提出加強戰備，是為了讓人民提高警覺，為了加緊建設戰略大後方，為了做到有備無患。
對戰爭與和平問題應當採取的基本態度
毛澤東不僅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了科學的估計，而且還闡明了對待這個問題應當採取的正確態度。主要是：
首先，要高舉保衛世界和平的旗幟，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世界大戰給世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世界人民是反對用核子彈殺人的，反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也反對外國軍隊為干涉別國內政而打“特種戰爭”。《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41頁。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應當反映世界人民的這種要求，站在保衛世界和平的前列。
進行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是為了爭取有利於進行新中國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經常打仗不好辦事，養許多兵是會妨礙經濟建設的。”“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567頁。
高舉保衛世界和平的旗幟，有利於孤立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我們要跟一切願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裡頭急於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32頁。
其次，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應當是“一反對，二不怕”。儘管有可能制止新的世界戰爭，但是不能認為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已經根本不存在了。
毛澤東說，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怎么辦？“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8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怕是沒有用的。《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頁。“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每天總是怕，在幹部和人民裡頭不鼓起一點勁，這是很危險的。”《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47頁。“我們有了精神準備，就會更好些。”《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44頁。只有這樣，才能始終立於主動地位，才有可能制止戰爭。
再次，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將它作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毛澤東認為：“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馬克思主義也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的，這是同形上學不同的地方。”據此，他提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只需要一個條件，就是雙方願意共處”。《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67、160頁。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應遵循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同外賓談話時即指出：“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我國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我們“應當把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係中去”《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86、246、165頁。。他還說：“就是西方國家，只要它們願意，我們也願同它們合作。我們願意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他表示希望美國也採取和平共處的政策。“如果美國願意簽訂一個和平條約，多長的時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夠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國乾不乾。”《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10、213頁。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這不應當妨礙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更不應該導致戰爭。
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是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同他們以大壓小、以強凌弱、任意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的方針，同他們動不動就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行徑，根本對立的。倡導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本身就是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一種批判和抵制。毛澤東說過，我們也要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43頁。
實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並不意味著，為了同西方已開發國家發展關係，就應當放棄中國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在講到應當爭取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的同時，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鬥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頁。1972年2月28日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中，中國方面就嚴肅地聲明“反對任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重申“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各國人民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有權維護本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來侵略、干涉、控制和顛覆”等的原則立場。
指明保衛世界和平應當堅持的道路
在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科學分析和闡明對待這個問題應取的正確態度的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論述了保衛世界和平應當堅持的道路。主要是：
首先，保衛世界和平、制止新的世界戰爭，主要應當依靠人民鬥爭。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國人民爭取得來的，而不能是向帝國主義乞求得來的。只有依靠人民民眾，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才能有效地保衛和平。毛澤東說：“我們無論國內、國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國領袖。靠人民靠得住。”《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289頁。在保衛世界和平的問題上，也是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主張依靠社會主義國家力量的團結和發展，依靠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鬥爭，依靠國際無產階級的鬥爭，依靠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鬥爭，來保衛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戰爭。”《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一續）》，《人民日報》1963年3月2日。
主要依靠人民鬥爭的同時，也不能否定在處理國際關係和國際爭端方面國際協商、國家領導人對話以至大國會議等的作用。1960年5月，毛澤東指出：“我們支持首腦會議的召開，不管這種會議有無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應當依靠各國人民的鬥爭。”《人民日報》1960年5月15日。實際上，以人民力量、人民鬥爭作後盾、作依靠，才有助於我們在國際協商、國家領導人對話以至大國會議等等中取得積極成效。所以，毛澤東強調：“我看還是兩條腿走路。各國人民起來對壓迫者進行反抗，這是一條腿，而且是一條重要的腿，也許是第一條腿；跟它們一起在桌面上開大國會議，講什麼裁軍、解決德國問題等，這也是一條腿。兩條腿走路，世界大戰就難於打了。”《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08—409頁。
其次，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侵略鬥爭，支持歐洲等國家的反控制鬥爭。
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過一種看法：“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陣營是防禦還是進攻呢？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防禦不是進攻。”它想以反共的名義去控制中間地帶，“這是因為它把中間地帶看作是自己的防線”。“美國的這種做法，是想把我們社會主義陣營‘鈣化’起來。”《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18頁。就是說，想使社會主義的影響不能在中間地帶擴散。
1954年8月，他在與外賓談話時再次指出，美國反共是把它當作一個題目來做文章，以達到他們另外的目的。他說，在美國和蘇聯、中國之間，是一個廣大的中間地帶。“美國的目標是占領處在這個廣大中間地帶的國家，欺負它們，控制它們的經濟，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最好使這些國家都弱下去。”《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39頁。
1963年，毛澤東提出了關於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他說：“我們現在提出這么一個看法，就是有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於第二個中間地帶。”《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5頁。這兩個中間地帶的國家，都反對美國的控制。
毛澤東提出的中間地帶理論，為我國制定保衛世界和平的路線和策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因為事情很明顯：既然美國一些人進行反共叫囂、製造緊張局勢、製造戰爭威脅，其在當時的現實目的，主要是為了去占領、控制中間地帶，而在做到這一點之前，它是難於發動世界戰爭的，那么，做好中間地帶的工作，支持那裡的反占領、反控制鬥爭，對於制止新的世界戰爭、保衛世界和平，就是特別重要的事情了。
第一個中間地帶的國家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它們“曾經是或者仍然是帝國主義的後方和倉庫”。它們的民族解放運動，對削弱帝國主義、牽制和束縛帝國主義的手腳、增強制止世界戰爭的力量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所以，毛澤東說：“誰來支持我們？還不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這是支持我們的最主要的力量。”《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8頁。我們做工作、交朋友，重點“應該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69頁。
第二個中間地帶國家“是指以西歐為主的一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有些還是帝國主義的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壓迫別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國壓迫，同美國有矛盾。”《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14頁。“美國現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對共產主義這個旗幟來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領起來。”《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34頁。像英國、法國這樣的國家，與美國是有矛盾的，它們也“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87頁。。所以，毛澤東主張要把整個歐洲團結起來：“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美國人去乾什麼？”《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25頁。他對一位英國前首相表示過：“你們歐洲強大起來，我們高興啊！”因為用現在的話來講，歐洲團結、強大，有利於世界的多極化，這可以使得帝國主義的整體力量趨向分散和削弱，而這對於反對美國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防止世界戰爭、維護世界和平，是有積極意義的。
再次，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維護世界和平，重要的是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因為我們既不會輸出革命，也不會“自己打出去”。我們所說的準備打仗，指的僅僅“是當別國打進來的時候，我們要消滅它”《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89頁。。所以，“一切問題的中心在於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6頁。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會議上發言時，毛澤東就說：“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他認為，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將會超過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到那個時候，我們就無敵於天下了，沒有人敢同我們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96頁。
1960年3月，毛澤東在《關於反華問題》（手稿）中進一步說：看我們工作做得怎么樣，主要看兩條：一是“我們全黨全民真正團結一致”；二是使“我們的主要生產項目的總產量和按人口平均的產量，接近或超過他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95頁。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的反華活動就會受到更有力的遏制，而中國在世界上的發言權就會更大，在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中就能作出更大的貢獻了。
毛澤東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闡明的思想和制定的方針，是他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不是要求為了戰備而放慢建設的速度，而是要求更加集中力量搞好建設事業。因此，這個方針不僅沒有妨礙經濟建設的發展，而且直接成為了激勵中國人民建設熱情、推進中國建設事業的動力。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時，鄧小平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