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影響
例如布魯門巴赫認為黑色人種是由於熱帶的強烈陽光作用於淺色人種的肝臟而來。達爾文也不例外，他一直相信用進廢退的某些效應及其遺傳。他為了說明這種情況還採納了泛生論，不過他認為和自然選擇比較起來它的作用很小而已。環境對生物性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觀念可以遠溯到古代民間傳說。
它在哲學家之間，尤其是在啟蒙運動之前和運動期間非常流行（洛克，康迪乃克）。在英國作家中哈特萊（David Hartley）是極端環境主義者的典型例子。他認為“生活條件的變化”嚴重影響“生物的變異”，布豐、林奈，拉馬克和布魯門巴赫都接受他的這一觀點，他們還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承認獲得性狀可以遺傳。
觀點
“新拉馬克主義”包羅了一大堆雜七雜八的觀點。從來沒有兩個新拉馬克主義者具有相同的觀點，不過要詳細介紹這些觀點或學說就離題太遠。其中有一種被稱為傑弗萊主義（Geoffroyism）的，將進化演變的原因歸之於環境的直接影響。
雖然拉馬克曾公開地駁斥過這種環境直接誘變的看法，但是19世紀晚期一些承認這種觀點的人也被列為新拉馬克主義者。很多博物學家認為這是一種和自然選擇共存的過程。例如他們深信除非通過環境的誘變作用否則漸進的地理變異就無法解釋。
反對派
傑弗萊主義有很多追隨者，特別是在20世紀早期，他們形成了與突變主義相對抗的“反對派”，突變主義認為進化演變的唯一原因是不連續的驟變。環境誘變似乎是解釋博物學家隨處都可觀察到的漸進變異現象的唯一途徑。
獲得性遺傳
Cope的這種機制將會自然地產生適應（現象）而無需藉助於設計或超自然力。一切新拉馬克主義者的學說的共同特點是都主張某一世代的閱歷可以傳遞給下一代而且成為它的遺傳性的一部分。因此，所有的新拉馬克主義者都支持獲得性狀遺傳。
在遺傳物質的本質沒有研究清楚之前，新拉馬克主義對適應現象的解釋遠比用偶然變異和選擇的隨意過程來解釋更使人滿意。一旦發現微突變（基因突變，minimutation）及重組是進化的遺傳物質基礎以及軟式遺傳被否定後，年輕的新拉馬克主義者很快就轉向達爾文主義。絕大多數美國的進化主義者在1900年以前都是新拉馬克主義者。
許多新拉馬克主義者求助於智力（mental forces）。這開始於拉馬克本人“致力於”滿足“需要”的進化（被錯誤地解釋為“按志願”產生新結構）；科普和其他新拉馬克主義者曾提到“意識”，而在保利（Panly）的心理拉馬克主義（Psycho - Lamarckism）中達到了極點，它對Boveri及Spemann都產生了相當影響（Hamburger，1980）。
獲得性狀遺傳和用進廢退有關的概念相結合在各種新拉馬克學說中占有主要地位。科普的“生長與效應定律”（law of growth and effort）就是如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環境中變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長在每個世代中將會被促進，從而能更好地適應環境。這顯然和拉馬克的某些觀點非常相似。他為這樣一種過程所提出的運行機制是“生殖細胞具有對生長力過去工作效應的記錄，就像和記憶相類似的情況”（Bowler，1977a：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