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背景
改革面臨各方阻力：來自蘇聯既得利益階層和集團的阻力；來自傳統保守思想的阻力；來自與美軍備競賽的制約；來自與社會主義各國關係的制約， 即加速各國的離心傾向。針對改革的阻力，戈巴契夫多次強調改革的意義和必要。1986年6月16日，在蘇共中央全會討論1986-1990年蘇聯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時，他說過去的計畫工作已使經濟走向了死胡同；1986年8月1日戈巴契夫在視察西伯利亞的伯力地區時， 強調改革應包括政治經濟領域的改革， 改革和革命同樣重要。
理論構想階段
在1985年4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 戈巴契夫提出了需根本改革的構想，倡導民主化、公開性和新思維。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蘇共27大召開，標誌大規模改革開始。戈巴契夫在政治報告中：
①強調蘇聯正處發達社會主義國家的起點。
②強調必需實行根本性改革, 加快發展戰略， 由粗放式經營到集約化， 根本改變經濟管理， 提高勞動生產率， 加強科技槓桿。
③強調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 批評生產關係自動適應論。
④強調社會主義生產實踐是檢驗改革的唯一標準。
⑤ 強調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相配合。
改革實施
1987年6月，蘇共中央6月全會通過了《關於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任務》的總體方案。實行企業的完全經濟核算， 即自籌資金、自我補償、自行管理， 同時通過企業法， 合作社法， 個體勞動法三個所有製法； 1987年12月還通過計畫、 價格、 財政、 金融、 信貸等十多個配套措施； 企業法規定了企業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的地位。1988年1月起統一命令全面實施， 並預計在1990年完成。由於在推行改革中的阻力重重， 經濟嚴重失控，於是戈巴契夫轉而改行政治改革優先的做法。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 蘇共中央第19次代表會議舉行， 戈巴契夫在會上提出經濟改革受阻在政治改革未先行； 要求先行全面政治改革，並提出了七項決議。1990年7月， 蘇共中央召開第28次代表大會， 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聲明， 宣稱黨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從而根本改變了蘇共黨的指導思想。在這一期間蘇聯的改革：在政治上， 急劇向右轉， 宣布放棄一黨制， 實行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 建立總統制。1990年3月， 戈巴契夫當選總統。在經濟上戈巴契夫提出“可調節的市場經濟”的主張， 允許國家、集體和公民所有制經濟在平等的基礎上競爭， 並在以後通過了租賃法、所有製法和土地法。1990年5月， 雷日科夫政府提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主張，遭到反對而作罷。
改革效果
1987年，戈巴契夫斷定自己走錯了方向。當年5月，一項新的條例批准了私人貿易、合作貿易，甚至私人製造業。最初只有退休的人和學生被批准參加，後來每個人都有了機會。大約在同時，蘇聯政府宣布允許外國人在蘇聯境內開辦合資企業。同私人貿易與合作貿易一樣，一開始合資企業也面臨極為苛刻的限制（外國人所持有的股份不能超過49%），但是到1990年，在理論上外國人可以擁有100%的股份，雖然沒有哪家公司真是這樣。
任何真正在擺脫中央計畫經濟上有意義的行動必須涉及國有工業企業。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法是使國有企業私有化或者把所有的盈利和虧損交付給一些私人來承擔。戈巴契夫一開始認為這種做法過於激進，並引進了“公司法”來逐漸減少政府部門對企業的控制。從1988年1月1日起，中央計畫當局要求產出總計占全國工業一半的多家企業只拿出80%的產出交給國家分配。
雖然這樣做的目的是好的，公司法最終還是失敗了。政府官員儘可能地想要保持對企業的控制，公司經理也無法享有他們新得的權利，沒有一個大型批發市場幫助他們找尋到買主，要自己銷售商品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複雜和困難了。此外，處理計畫外的產出也意味著必須找到中央計畫外的投入渠道。絕大多數的公司經理認為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超過了潛在的獎勵，拒絕轉向市場。戈巴契夫繼續用這種不確定的方式這裡試驗一下，再在那裡試驗一下，卻並沒有一個堅定的對於改革的基本立場。可是他在經歷更令人痛心的事之後，才認識到這點。他要求經濟學家們設計出更加綜合的改革方法。就某種層面而言，這些計畫要求更多地依靠市場來確定價格；自由兌換盧布;結束補貼虧損企業；平衡國家預算；農業，使貿易和工業私有化;貨幣改革和去壟斷化。
歷史評價
從1989年10月到1991年中期，蘇聯至少出現了8個綜合計畫，但是沒有一個能解決西方認為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因為戈巴契夫比起執行政策，更善於號召研究新政策，各項提案的不足並沒有實際的影響。雖然戈巴契夫從沒說過他不喜歡某個提案，但也沒有一個提案讓他滿意到可以執行。每當一個新的提案完成時，戈巴契夫都會批准，但他同時也建議把它和之前的提案結合起來。在這樣的環境中，工業和商業的經營者，不管是私人企業家還是國家官僚，都發現要執行任何長期的政策是十分困難的。
公平地講，沒有人能夠清楚地構想出怎樣在相對很短的時間內，成功地把一個史達林主義、中央計畫的經濟體轉變成一個市場導向型的經濟體。蘇聯模式最終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市場萎縮，價格扭曲，個人面對主動權猶豫不前，盈利都與犯罪和危害社會聯繫在一起。此外，為了防止重複，國家有意識地製造了壟斷。
把這些破壞恢復並非易事。一些國家，比如波蘭，曾經嘗試過“休克療法”——把所有的改革措施同時全部實施，包括轉向市場經濟，貨幣改革，預算補貼，去國有化以及農業、工業、服務業的私有化。有人說，這么快的變革把太大的壓力加到人民身上。而一個漸變的政策也遭到批評，因為這樣改革的反對者就有時間聚集起來，在改革者們還沒有機會成功時打垮他們。此外，市場體系的全部要義就在於它是一個整體。比如說，如果沒有了價格彈性，很有可能就要出現補貼，這會造成預算赤字，然後就會出現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即使受到抑制，還是會造成短缺。換句話說，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很不容易。約瑟夫·貝林納（Joseph Berliner）和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曾經把市場經濟到計畫經濟的轉變比作一個林木工人砍倒整片森林。如果能使用足夠的力量，這個過程是相對簡單的，儘管它是破壞性的。然而相反的工作卻要難得多了。只種少量的樹是不能形成一片森林的。森林包括一整個由昆蟲、動物、灌木叢構成的生態系統。同樣的，允許少量的私人商店開張並不能造就一個市場經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