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文化保守主義（Cultural conservatism）是指保護一國文化或不受國家疆界劃定的共享文化之遺產。其他種類的文化保守主義是指某一特定語言的文化（如阿拉伯語）。
共享文化可分為西方文化與中華文化。在美國，“文化保守主義”可能隱含在文化戰爭中採取保守立場。文化保守主義即使在面臨到巨大變革，也堅守傳統思想方式。他們強烈相信傳統價值與傳統政治，往往有迫切的民族主義感。
文化保守主義與社會保守主義不同，儘管他們在部分議題上重疊。社會保守主義者認為政府應鼓勵或強力執行他們所認為的傳統價值或行為。社會保守主義者希望透過民法或法規，保護傳統道德與社會習俗。社會變革通常被視為犯罪嫌疑人。
愛爾蘭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以前，愛爾蘭的文化保守主義支持愛爾蘭語、蓋爾文化和天主教會，是政壇上的一股勢力，特別與愛爾蘭共和黨有關。
美國
在美國，“文化保守主義”逐漸被用來取代“基督教右派”或“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文化保守主義”可能隱含在文化戰爭中採取保守立場。在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保守主義其中一個例子是艾倫·布倫（Allan Bloom），在《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中主張反對文化相對論。
中國
文化保守主義，主張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某些外來的文化 ，創造中國新的文化。這一主張，大體上延續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促使歐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審視資本主義文明的思潮。這一思潮傳人中國，與原有的文化保守主義結合，形成東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首先提出“東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結合產生未來的新文化”的問題。梁啓超訪問歐洲歸來，宣傳“西方文化已經破產”，呼籲：“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梁漱溟於1921年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提出東西方文化不存在先進與落後的問題，而是三種不同的文化類型：歐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對立起來，強調改造自然，改造社會；中國文化“意欲調和精神”，遇到問題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調和”，“隨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後”，遇到問題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變更主觀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態度對待宇宙人生。他認為世界的未來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30年代又出現“本位文化派”，由陶希聖、何炳松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所稱：“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 。抗日戰爭時期興起新儒學，主要有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著名哲學家擔綱。如馮友蘭提出：“社會制度是可變的，而基本道德則是不可變的”，賀麟主張：“以西洋之哲學發揮儒家之理學”，等等。
長期以來，對文化保守主義多持批判和否定態度，認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場而去軟化農民和無產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場而去反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近些年，對文化保守主義的研究有所深入，並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學者何曉明所著《百年憂患——知識分子命運與中國現代化進程》一書，對文化保守主義從理論角度肯定了它的價值。該書認為：“保守主義對現代化過程的本質分析，富有建設性的認識價值”，“發軔於歐洲的原生型現代化，是以科技為主導的。在這種歷史——現實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對現代化本質的理解，往往側重於有關人與自然關係（科學技術）方面的革新，而疏於有關人與人關係（心性倫理）方面的進化。這種偏頗認識的現實報應，便是歐美地區科技突飛猛進的同時，社會又為之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物慾橫流，道德淪喪，以至釀成全球性的戰爭悲劇。近代中國保守主義，則在承認科技進步是現代化基本內容的前提下，著重強調現代化本質的另一面：心性人倫絕非科技進步的犧牲品，它也應該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發展、完善，並以自己的功用來促進科技進步和社會和諧。換言之，科學技術和心性人倫的共同進化，才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全部本質” 。文化保守主義學者張君勵，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曾指出：“現代化的程式應從內在的思想著手，而不是從外在開始”。此話雖嫌矯枉過正，但強調“現代化意識”的重要性，是十分深刻的。
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同，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並不僅僅紙上談兵，而是在中國農村搞了長達十幾年的“鄉村建設運動”，此舉，被稱為“儒學現代化運動的實踐”。我們把梁氏的理論與“鄉村建設運動”聯繫起來，或許更能了解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地位和認識價值。
梁漱溟為什麼要搞“鄉村建設運動”呢？他在1934年12月寫的《鄉村建設旨趣》中說：“近代西洋文明來了，逼著中國往資本主義工商路上走。……八十年來，除了鄉村破壞外，沒有都市的興起，……不見新工商業之發達”，因此，他主張中國應當走一條不同的現代化之路，“這一條不同的路，便是從農業引發工業，農業工業為適當的結合，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鄉村都市為自然均實的發展”，“我們只有向著創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國” 。由此可見，梁漱溟所說的：“中國問題的內涵，雖包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而實則是一個文化問題”，所謂“文化問題”不是僅指窄義的文化，而是含蓋了廣義的“意識觀念”。梁漱溟的“救國之路”，雖然迴避了20—30年代的中國當務之急——社會革命問題（他不贊成和反對武裝革命），但在探討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見：其一，中國應該走與西方不同的，有中國特點的現代化之路；其二，中國的現代化，應該考慮農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農業的發展促進工業的發展，工業與農業密切結合；其四，城市與鄉村均衡發展，二者不可脫節；其五，“現代化意識”在實現現代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不必諱言，梁漱溟政治上是個改良主義者，不贊成搞階級鬥爭，反對暴力革命。他曾說：“要想消除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必須另有一種農民運動起來替代才可以。我們的農村組織除了一面從地方保衛上抵禦共產黨外，還有一面就是我們這種運動實為中國農民運動的正軌，可以替代共產黨” 。我們以他在政治層面上的表態，代替“鄉村建設運動”的總體指導思想，進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思想，則有失片面。在這個問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抗日戰爭初期的表態，還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訪問延安，向毛澤東宣傳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毛澤東於百忙中詳細閱讀了梁漱溟的書，並且說：“你的著作對這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 。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一般知識分子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派的專制統治，又不贊成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們想找第三條道路，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鄉村改良運動蓬勃發展起來，梁漱溟是這一運動的倡導者。1930年時任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榘，電召梁漱溟商議在山東開展鄉村建設運動。1931年6月，在鄒平縣正式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後任院長。1933年8月，山東省政府劃出菏澤縣為鄉村建設實驗區。一時吸引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來到這裡，“他們主觀上是企圖改造鄉村，改造中國，他們不是為著掩護地主資產階級，甚至不是為著個人的金錢或地位，而是為著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這裡艱苦地工作著” 。梁漱溟本人不僅身體力行，而且到處宣傳知識分子到農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演講，中心講“中國問題之解決”。他說，中國問題之解決的主動力，全在於其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與鄉村平民打成一片，結合在一起所構成之偉大力量 。
鄉村建設運動搞“鄉村自治”，“政”（政權）、“教”（教育）、“富”（經濟）、“衛”（保衛）合一，以村學鄉學代替基層政權，“鄉學村學，一方面是鄉村自治機關，一方面是鄉村教育機關”。到1935年，以菏澤為中心，增劃濟寧等13個縣為實驗區，1937年，山東省的107個縣中就有70多個被指定為鄉村建設實驗區，這一運動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終。
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表明，在中國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與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絕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義者主張“全盤西化‘，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形上學的對待傳統，實行“兩個徹底決裂”的時候，文化保守主義強調“傳統”的重要意義，並以國學大師的身份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闡發；在自由主義者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津津樂道於改造自然的偉大成績，當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把鬥爭絕對化，熱心宣傳“鬥爭哲學”時，文化保守主義強調“天人合一”，提醒人們注意“和諧”在發展中的意義；當自由主義者鼓吹“科學萬能”，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不適當地宣傳“理想高於一切”的時候，文化保守主義者重視“人”的歷史位置，他們回歸儒學，並不是停留在“尊孔讀經”層面上，而是主張以“孔子的人生”為樣板解決文化問題和人生問題；在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十分重視“理性”的作用時，文化保守主義者豐富了人們對“情”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