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國論
正文
戊戌變法時期，嚴復認為首先必須興辦教育，開通民智，然後才能實行君主立憲，救我中華。辛亥革命時期，一些刊物大聲呼籲“教育救國”,“亡國亡種,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強國強種,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無他，教育者進化之的也”（《教育通論》，《江蘇》第3期）。五四運動前後,“教育先行”、“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觀點成為時尚，“科學救國”的主張既強調發展科學技術，又重視發展教育事業。20～30年代，教育救國論與職業教育、鄉村教育、平民教育的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一股社會政治思潮。黃炎培於1917年起組織中華職業教育社，提倡職業教育（見職業教育論），認為職業教育是“救國要圖”。還認為中國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是生計，解決生計問題唯有教育。他主張以職業教育來解決生計問題，最後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他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創辦刊物，設立學校，進行試驗，在全國宣傳和推廣職業教育，並取得了一定成績。
陶行知於1920年建立了中華教育改進社，倡導平民教育、鄉村教育，企圖通過教育的力量去“溝通”階級關係，改良社會。他決心籌募100萬元基金，召集100萬位同志，創辦100萬所學校，改造100萬個鄉村。認為建立 100萬所鄉村學校就可以挽救國家的厄運，創造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社會交給後代。他還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論，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他身體力行,創辦南京曉莊師範,實踐“生活教育”的原則，希望通過教育開闢一個新的天地。
教育救國論者重視教育，重視提高民族文化和人的素質，並為此而奮鬥，他們從理論和實踐上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他們沒有認清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沒有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正確途徑和方法，而把中國落後的一切原因都歸咎為教育不良，企圖通過發展教育的辦法來拯救苦難的中國，這是一種無法實現的救國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