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
上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下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攻心聯所在地：成都武侯祠諸葛亮殿要理解上聯的意義，首先要理解兩個詞組：一是“攻心”。攻心二字出於《三國志、馬謖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論》，馬謖被諸葛亮“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馬謖說：“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他認為打仗最重要的是瓦解敵人鬥志，收服敵人之心。其意思和《孫子》“上兵謀……下政攻城”相近。這個戰略為諸葛亮所讚賞。二是“反側”。反側在這裡是不正直、不順從。《詩、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意思是作此歌以窮極其反側不正之情。《苟子、王制》：“道逃反側之民。”楊註：“反側，不安之民也。”故反側是指一些不安分守法之人。懂得這兩個詞組，上聯便好解了。意思是說，如果打仗的人，能使對方知道自己的錯誤，知道自己的力量遠遠不及，使他不戰或不敢戰，心悅誠服，那么以後就不致再謀反叛亂。如諸葛亮抓了孟獲不殺，而七擒七縱之，使孟獲知道自己遠非諸葛亮對手，而感謝其不殺之恩，說“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消除了他的反側謀叛之心。以後諸葛亮對南方少數民族又施行了一系列寬大扶助政策，得到他們愛戴，不但不反，反而協助諸葛亮北伐。這個策略高出前人許多。反觀曹操對地方少數民族惟事武力鎮壓，屢服屢叛，始終不得安寧，相去很遠。由此可見諸葛亮及後來一些採取攻心戰略的人，並不是一些喜歡打仗的人，而是想以戰止戰，止戈為武，思想高尚的人。 至於下聯，實際是駁斥一些人認為諸葛亮是法家的片面說法。法家主張以嚴治國，認為“鉻金百鎰，盜跖不掇”，和儒家不同。儒家治國主張“刑罰世輕世重”，“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刑罰寬嚴，要根據時代和國情作辯證調節。諸葛亮所以以嚴治蜀，正如他回答李嚴所說：“劉璋國弱，自劉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百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十人士，專相自恣，君臣之道，漸以浚替”。可見諸葛亮用重典治蜀，因為前代太寬，故他遵循儒家“世輕世重、寬猛相濟”的原則，決不是像法家一味用嚴。如果不審察時勢，而一味用嚴或用寬，都會帶來嚴重後果，都是錯誤的。所以趙藩警告後人，不能盲目學諸葛亮而一味用嚴，也不能盲目反對諸葛亮一味用寬，而應當審察當時形勢，深思熟慮，然後決定用嚴還是用寬。 這副對聯，既讚揚了諸葛亮用攻心戰略的正確性，同時也歌頌了他嚴以治蜀政策的正確性，最後告誡後人不能盲目一味用嚴或用寬，應當根據當時形勢來決定。這是非常正確的。
毛澤東十分推崇此聯，1958年他來武侯祠時，就在此聯前駐足沉思良久，反覆玩味聯語的微言大義。文革初期，毛澤東囑咐當時來四川任職的梁興初，要到成都武侯祠觀讀“攻心聯”。一時間，“攻心聯”傳遍大江南北，掀起了研讀趙藩對聯的熱潮。鄧小平也曾經稱讚說趙藩寫得好，富有哲理。江澤民也多次高度評價趙藩，稱他是雲南少數民族中在歷史上有影響的傑出人物。
攻心聯與趙藩文章兩篇
“能攻心”聯析
李兆成
（一）
…………
攻心聯攻心聯聯文對諸葛亮評價很高。“攻心”是指諸葛亮南征時，以“攻心”收到撫安的效果，使孟獲心悅誠服；“寬嚴”是諸葛亮《答法正書》論述的中心，他指出不能照搬劉邦入關時的寬刑，主張針對當時益州的情況用嚴刑，“威之以法”。仔細玩味聯意，可以清楚地體會到作者在頌讚諸葛亮的同時，也強調審勢度勢的重要，並以此隱喻“後來治蜀”者。的確，趙藩當年撰書此聯時也很有一番深意。
19世紀60年代以來，帝國主義逐漸把魔爪伸進了四川，隨著後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定，各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更加猖獗，紛紛在四川辦企業、開商埠、設領事館、強劃租界，侵占川江航權和亟圖攘奪川漢鐵路修築權。1895年後，四川各地連年水旱成災，而清政府把戰爭賠款轉移到人民頭上，另外還濫增稅收，壓榨人民。1901年全省義和團四起，舉起了“滅清、剿洋、興漢”的大旗。1902年，川西數縣義和團聚眾數千，與清軍激戰於成都近郊，擊斃清軍副將，並一度攻進城內。於是清王朝撤換了四川總督，另派岑春煊擔任。岑春煊入川後，採用高壓手段，拚命屠殺義和團。當年8月，川西義和團首領廖觀音、曾阿義遇害，餘部轉入分散、長期的鬥爭。此後，小規模的起義此伏彼起，岑春煊則一律鎮壓。
當時代理四川鹽茶道官職的趙藩，一直對岑春煊的作法有不同見解。趙藩做過岑春煊之父岑毓英的幕僚，據說還做過岑春煊的塾師，私交甚深。早在岑春煊入川時，趙就勸他謹慎從事，後來他又在公私場合多次勸諫，但岑春煊都置若罔聞。趙藩看到民心思變，勢不可擋，清王朝已岌岌可危，但他既不能把這種看法對岑春煊和盤托出，又不願坐視岑一味蠻幹，因此心中鬱郁不快。
陰曆冬月初，趙藩信步出南門至武侯祠遣悶，被當家道士出紙索字，趙藩略微思索後即撰書了“能攻心”聯，借頌揚諸葛亮，隱喻“後來治蜀”者——岑春煊要認真揣度時勢，不可執意蠻幹，否則將鑄成大錯。臨走時，趙藩還一再叮囑道士儘快刻好懸出。過了不久岑春煊也到武侯祠遊玩，看到這副新刻的對聯後反覆思忖，有所感觸，以後在鎮壓問題上有所收斂。
（二）
寬嚴是“能攻心”聯注目的重點，諸葛亮之前劉焉、劉璋父子治蜀，就“寬嚴皆誤”。
劉焉入蜀任職在漢靈帝時期。劉焉是漢皇室後裔，其時在朝廷任太常，他見天下將要大亂，而朝廷根本無力扭轉局勢，便謀求外出任職。劉焉被任命為益州刺史後，曾經難以蒞任，“以道路不通，住荊
州東界。”①其實，劉焉難以進入益州的真實原因是當時益州爆發了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是時益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領家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②益州土著士族的代表賈龍等人利用其家族的武裝力量鎮壓了起義，迎接劉焉蒞任。
但劉焉進入益州後卻“陰圖異計”，試圖割據稱雄。一方面他利用漢中張魯的五斗米道斷絕與中原王朝的聯繫，形成割據獨立的雛形；另一方面，劉焉在益州境內重用外來士族集團“東州士”，利用其勢力與與益州土著士族對抗，“焉既到州，移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為黨與，號‘東州士’。”③而對支持他進入益州的土著士族恩將仇報，嚴厲打壓，甚至以濫用刑罰來確立自己的威權：“又托他事殺州中豪強王成、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④
劉焉治蜀以“嚴”，實質是欲建立自己的淫威，乃至不惜以枉殺益州士族來達到目的。這當然會引起激烈的反抗，首先起兵的正是當初積極支持劉焉入川的益州士族首領人物任岐、賈龍等人。“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為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御之。東州人多為致力，遂克岐、龍。”征戰中，賈龍甚至打算引狼入室，依賴董卓的勢力對抗劉焉：“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⑥劉焉雖利用“東州士”的力量平定了任岐、賈龍的動亂，但他再也不可能得到益州士族真心的支持和擁護。如此以“嚴”治蜀，劉焉必不可免地終將失敗。
劉焉病卒後，其子劉璋繼續統治益州，長達20年，其統治則以“寬”著稱。一方面，他縱容外來士族集團勢力在益州為非作歹，無法無天。另一方面，他難以控制益州士族無限擴張的野心，乃至於當初擁立他的益州大姓在擴張野心的驅使下，也進行武裝暴亂。當時在益州的外來士族勢力主要是東州士。“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⑦擁立劉璋的益州士族代表為趙韙、龐羲，他們雖為劉璋的親信，但在“益州頗怨”時，其野心也膨脹起來。“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⑧趙韙是屯駐益州東面防備劉表的大將，此時也有背叛之舉。“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⑨趙韙起兵得到了迅速廣泛的回響，聲勢很大，劉璋一度非常被動，竟至退入成都關閉城門防禦。因益州士族得勢對其不利，故東州士全力幫助劉璋平定了這場動亂。此役之後，劉璋對益州士族勢力的擴張更加不理不問，聽之任之，還試圖用恩寵去籠絡益州士族，頻頻賜以爵祿。於是“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欺凌小民”。史籍中也載有益州豪強為非作歹的具體事例：“成都縣……大姓恣縱，諸趙倚公，故多犯法。”⑩這段話描述的就是劉璋統治時期的混亂情況。“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為亂者，十戶而八。”劉璋治蜀以“寬”，以致“政令多闕”，“德政不舉，威刑不肅”，一塌糊塗，其統治搖搖欲墜。千里之外的智謀之士也紛紛規劃利用劉璋政權內部的離心離德，奪取益州。劉備集團和孫權集團中謀臣，如諸葛亮等等，就都把奪取益州納入其戰略規劃。
劉焉和劉璋，或施政以寬，或施政以嚴，卻均失誤。究其原因，就在於未能“審勢”。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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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國志·劉焉傳》注引《續漢書》。
②《三國志·劉焉傳》。
③《華陽國志·劉二牧志》。
④《三國志·劉焉傳》。
⑤《華陽國志-公孫述劉二牧志》。
⑥《三國志·劉焉傳》注引《英雄記》
⑦《三國志·劉焉傳》注引《英雄記》。
⑧《三國志·劉焉傳》注引《英雄記》。
⑨《三國志·劉焉傳》注引《英雄記》。
⑩《華陽國志·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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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諸葛亮治蜀，“威之以法”，嚴格執法。
劉備集團自入蜀起，自然也面臨著如何治蜀的難題。我們知道，入蜀後劉備主要忙於對外拓展疆土的戰爭，“內修政理”是由諸葛亮承擔和完成的。諸葛亮治國刑禮並重，既主張“治世以大德”，用教化去改變社會風尚，同時也注重用法治手段去撥亂趨治。
針對當時益州“威刑不肅”，法紀廢弛，“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秩序混亂的時弊，諸葛亮執法尚嚴，“刑法竣急”，有力地打擊了豪強勢力目無法紀的囂張氣焰。益州豪強失去了往日為所欲為的威風，於是便有人怨聲載道。劉璋舊部法正為劉備攻占益州立有大功，這時已是僅次於諸葛亮的重臣。他認為應當緩和劉備集團與益州地主集團之間的緊張關係，於是用漢高祖劉邦刑法寬簡的成功事例，勸諸葛亮也“緩刑弛禁”，安撫益州土著豪強：“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①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史事，見《史記·高祖本紀》載，簡而言之，約法三章的內容應當是，殺人者償命，致人傷殘者和搶劫、偷盜者按罪論處。總之發生上述犯罪，只懲處罪犯本人。秦之刑法不僅懲處罪犯，其親屬和鄰居也要連坐受罰。約法三章規定不再牽連親人和鄰居，所以百姓如逢甘露，劉邦因此大得民心。法正的建議，一是指出益州士族經歷劉焉、劉璋的統治後，對外來士族勢力心存戒備，劉備集團要爭取其支持是很難的，因而諸葛亮需要注意“客主之義”；二是建議諸葛亮從鑑戒劉邦成功的歷史經驗，“緩刑弛禁，以慰其望。”
但諸葛亮卻認為歷史經驗並不能照搬，施政治國的措施、律令必須依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才有針對性，方可真正實現整治秩序和安定社會的目標。諸葛亮因而作《答法正書》，向法正，同時也是向天下人宣告了他堅決審時度勢、以法治蜀的態度：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聞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②
《答法正書》指出，秦朝濫用刑罰而天下怨恨，劉邦入關時“因之”(順勢而為)，用“約法三章”而收到了爭取民心的效果；而益州的現實是劉焉、劉璋“寬嚴皆誤”，“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無論是要整治秩序使社會安定，還是要維護劉備集團所建立政權的權威，都不能容忍“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的狀況蔓延下去，所以，諸葛亮主張整治益州必須對目無法紀者“威之以法”。
以法治國，諸葛亮首先制定並反覆向人們申明法律科條的內容，從而使官吏軍民有法可依。他親自與法正、李嚴、劉巴、伊籍“共造蜀科”，制訂了蜀漢的封建法典，頒布施行。諸葛亮為了整頓吏治，“訓勵臣子”，還不厭其煩、叮嚀周至，“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詳細申明了官民必須遵循的法紀禁令：哪些是必須做的，要“務”些什麼；哪些是應當警戒自己謹慎從事的：要“戒”些什麼；那些是堅決不許做的，應該“恐”、“懼”些什麼。反覆重申和宣傳，自然有利於使人遵守法紀，儘可能減少和避免違法犯禁。《三國志·諸葛亮傳》中也載有《諸葛氏集》的目錄，其中關涉到以法治國、以法治軍內容的卷帙，在該文集的24卷中占了9卷。及時制訂和不斷完善法紀科條，為諸葛亮以法治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郭沖五事》載：“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成懷怨嘆”云云。當時的確也發生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廣漢郡郭縣大姓馬秦、高勝的叛亂和章武三年(223年)春漢嘉太守、大姓黃元的叛亂。那么，諸葛亮治蜀厲行法治是否太嚴酷了呢?
諸葛亮厲行法治，是要以法威懾那些目無法紀的益州豪強，徹底改變劉焉、劉璋統治時期他們“專權自恣”、為所欲為的混亂局面，恢復封建秩序。諸葛亮治國時豪強仗勢欺凌百姓的事基本絕跡，“強不侵弱”，法紀真正產生了威懾作用，成功達到了上述治國目標，但史書上卻並無諸葛亮大量殺人的記載。諸葛亮以法震懾益州豪強，但打擊面被有效地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因而益州士人大多真心支持和擁護蜀漢政權。以法治蜀，嚴格執法，當然就會有人被懲處，如李邈、彭羕等。李邈是廣漢郡郭縣(四川三台)人，其家族是郭縣的著姓。劉備入蜀後，李邈由位卑的縣長提升為益州從事，卻心懷不滿。在正月初一百官齊集的酒宴上，李邈公開責罵劉備。執法部門要依法將李邈處死，諸葛亮出面向劉備求情，李邈才免於被重處，後來諸葛亮又讓李邈擔任了犍為太守等要職。諸葛亮逝世後人們都悲痛萬分，李邈卻興高采烈，公開散布要對諸葛亮之死進行慶祝。於是李邈被後主劉禪處死。從對李邈的處理可知，諸葛亮執法用刑時真是慎之又慎。彭羕為廣漢郡廣漢縣（四川廣漢）人，其家族是當地著名的大姓。③彭羕在劉璋麾下只是書佐一類的小官吏，還曾被罰做苦刑五年。劉備入蜀後對他曾很賞識，成都平定後任命他為治中從事，彭羕一下子官居要職，不禁舉止輕狂，行為不檢，於是被貶為江陽太守。彭羕得知後心懷不滿，便在馬超面前謾罵劉備，又煽動說，你馬超在外征戰，我主內政，天下不難平定啊！馬超把談話內容上報後，彭羕被逮捕處死。這也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諸葛亮以法治蜀，自然也針對普通民眾，包括防止百姓抗賦逃役，鎮壓農民的反抗等等。三國時期戰爭很多，徭役繁重。蜀漢自不例外，因而百姓賦役負擔也較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法律嚴酷，階級矛盾必定激化，產生動亂，或爆發農民起義，秦始皇統治時即為典型的例子。不過三國時，蜀漢的階級矛盾遠較魏、吳平和。若以建安元年至西晉滅吳(196—280年)為三國時期，這一時期的85年中曹魏地域內發生了24次農民起義，東吳地域內發生了23次農民起義，而蜀漢地域內僅有3次，比魏、吳都少得多。這應是蜀漢社會秩序安定，“強不侵弱”，百姓生活安定有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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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郭沖五事》。
②《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郭沖五事》。
③《華陽國志·蜀志》“廣漢郡·廣漢縣”載當地彭、段“二姓為甲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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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治蜀以嚴，諸葛亮如此，劉焉亦如此。表面上同樣是嚴，結果卻有天壤之別。也就是說，必須審時度勢，辨證施治。
劉焉的嚴，是出於企圖割據、建立獨立王國的目的，故爾濫殺無辜，欲以用嚴刑竣法樹立自己的淫威；諸葛亮的嚴，目的是要撥亂趨治，恢復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的安定；恢復封建的等級秩序，“上下有節”。因而諸葛亮既嚴格執法，同時也積極發展生產，注意維護益州士族的正當利益，“恩榮並濟”，“賞”“罰”並用。
史載諸葛亮治蜀大量任用了益州士人，取人“不限其方”，選官任人時不囿於資歷、地域。當時，益州士人任地方官郡守以上、益州牧的主要僚屬，以及朝廷中重要職務的，共40多人。舉凡人才，儘量網羅，故《華陽國志》謂“劉主割據，資我英俊”，“西土鹹服諸葛亮之能拔攬秀異也。”《華陽國志》稱秦宓、杜微、五梁等三人為“（益）州之俊彥”，諸葛亮對秦宓、杜微的任用，正是其注意尊重和啟用益州士族領袖人物的典型事例。秦宓“少有才學”，劉焉、劉璋時“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堅決不予合作。劉備入蜀後，秦宓先後出任益州從事祭酒、長水校尉等職，劉備征吳時秦宓勸諫，還曾“坐下獄幽閉”，但秦宓卻仍盡忠於蜀漢。這應是諸葛亮對他以及益州前輩士人的格外尊重而使其然。諸葛亮曾謙誠地向秦宓打聽任安等益州前輩學者之“所長”，表示自己的尊重和仰慕；他對秦宓也真心尊重。蜀漢建興二年（224年）諸葛亮為吳國重要的使臣張溫餞行時，“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非要等秦宓駕到才開宴，連吳使張溫也很驚訝，連忙打聽秦宓是何重要人物。①諸葛亮對德高望重的杜微也非常尊重。杜微是梓潼郡涪縣人，也是當地著名大姓的代表人物，杜微被蜀漢任命為主薄後“固辭”不乾，諸葛亮派人用輦把他抬來，親自與他面談；杜微耳聾，當著群僚諸葛亮又恭敬地把話寫下來讓杜微看，盛讚其德行。杜微仍堅決“自乞老病求歸”，諸葛亮又遵從其志。②如此禮賢，當然容易爭取益州士族對蜀漢政權的支持。
蜀漢政權任用的益州士人，主要也是各郡縣中大姓家族的代表人物。蜀漢官吏中，蜀郡士人有大鴻臚何宗，雙柏長何雙，廣漢、犍為太守何祗，輔漢將軍張裔，太常杜瓊，侍中常竺，安南將軍張表，永昌太守王伉。其中張裔、杜瓊、張表、王伉等為成都人，而張、杜正是成都之大姓③；何宗、何雙、何祗，蜀郡郫縣人，何氏即當地大姓④；常竺為江原人，當地“東方常氏為大姓”⑤。巴郡（包括巴郡、巴西郡、巴東郡）士人，有江陽太守程畿、程祁、徵士周舒、儒林校尉周群、博士周巨、車騎將軍黃權、尚書郎黃崇、鎮南大將軍馬忠、鎮北大將軍王平、左將軍每扶、蕩寇將軍張嶷、尚書僕射姚仙、別駕從事馬勛、尚書馬齊、越西太守龔祿、鎮軍將軍龔皦、徵士譙嵴、散騎常侍譙周等等。其中，巴西閬中人有程畿、程祁、周舒、周群、周巨、黃權、黃崇、馬忠、姚伯、馬勛、馬齊等，而閬中“大姓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黃、嚴也。”⑥巴西郡有西充國人譙周，南充國人張嶷等。按《華陽國志》修撰時西充國已併入南充國縣，故譙周被歸入南充國縣，譙氏正是當地大姓。⑦廣漢郡人士有別駕從事李朝、丞相西曹椽李邵、大司農秦宓、益州太守王士、別駕從事王甫、太常譚承、江陽太守彭茉等等，其中廣漢郡郭縣人有李朝、李邵、李邈、王甫、王士等，均為當地大姓。⑧犍為郡士人有：蜀郡太守楊洪、諫議大夫費詩、車騎將軍張翼、五官中郎將五梁、射聲校尉楊戲等等。楊洪、楊戲、五梁、張翼、費詩等是犍為武陽人。武陽縣：“特多大姓，有七楊、五李，諸姓十二也。”⑨張翼家族更是歷代顯赫，“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跡”。梓潼郡士人有：諫議大夫杜微、李仁、太子僕射李撰、太子家令尹默、丞相參軍文恭、大將軍司馬李福等等。其中，杜微、李仁、李鏷、尹默、李福等是梓潼郡涪縣人，也是當地大姓的代表人物。⑩
益州士人也有執掌軍政大權、參與中樞決策的。如黃權、李恢等。黃權歸降劉備時僅為小小縣官，其
後屢經提拔，221年伐吳時，已升任鎮北將軍，“督江北軍”，握有指揮長江北岸全部蜀軍作戰的大權。李恢初任督郵，221年時被提升為主管南中四郡軍政的床降都督，“使持節”，直至231年他去世之時。南中是多民族地區，東漢後期以來一直處於動亂之中；蜀漢地狹人少，南中自然是非常寶貴的一塊疆土，主管南中軍政的庲降都督自然是重要官員，故“（庲降）都督常用重人”。⑾蜀漢時擔任庲降都督主要為益州籍士人，李恢之後有犍為張翼、巴西馬忠、犍為張表等人。此外，王平、張翼等人也曾擔任要職。王平任鎮北大將軍，“統漢中”，全面負責蜀漢北疆的對魏防務。張翼歷任征西大將軍、鎮南大將軍、左車騎將軍等職，是蜀漢後期僅次於姜維的大將。執掌重要的權力部門和參與中樞決策的官員，也有益州士人。史載自蔣琬始，執政大臣雖率軍屯駐在外，亦對朝中大事“遙先諮斷”，也就是說在蔣琬之前的諸葛亮主政時期並非如此。而諸葛亮北伐時留府長史為蜀郡張裔，負責代理留守成都的丞相府公務，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諸葛亮在世時，另有李福擔任尚書僕射，即中樞機構尚書台的副長官。蔣琬、費神執政時，馬忠等曾直接參與中樞決策，如延熙六年（公元243）與蔣琬、費褘共同決定對姜維任涼州刺史的任命。這是馬忠參與中樞決策、決定高級將領任命的事例。延熙七年（公元244）曹爽率軍攻漢中，蔣琬在前線，費褘率軍自成都馳援，“命鎮南將軍馬忠平尚書事”，主持朝廷機要事務。蔣琬執政時，巴西姚伷也曾任尚書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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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國志·秦宓傳》。
②《三國志·杜微傳》。
③《華陽國志·蜀志》“蜀郡·成都縣”：成都“大姓有柳、杜、張、趙、郭、楊氏”。
④《華陽國志·蜀志》“蜀郡·郫縣”：“冠冕大姓：何、羅、郭氏”。
⑤《華陽國志·蜀志》“蜀郡·江原縣”。
⑥《華陽國志·巴志》“巴西郡·閬中縣”。
⑦《華陽國志·巴志》“巴西郡·南充國縣”。
⑧《華陽國志·蜀志》“廣漢郡·郭縣”：“大姓王、李氏”。
⑨《華陽國志·蜀志》“犍為郡·武陽縣”。
⑩《華陽國志·漢中志》“梓潼郡·涪縣”：“大姓楊、杜、
李，人士多見《耆舊傳》”。
⑾《華陽國志·南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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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諸葛亮治蜀以“嚴”，既成功的安定了社會秩序，又未盲目的擴大打擊面。西晉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末曾總結道：“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諸葛亮治蜀，“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①這種治國的效果，應當說在封建時代稱得是治世的典範。故陳壽感慨萬分，讚揚諸葛亮“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②
諸葛亮治國成就的取得，正是其“審勢”的結果。
（原刊於《文明》1981年1期，本次收錄時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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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國志·諸葛亮傳》傳末“評曰”。
②《三國志·諸葛亮傳》傳末“評曰”。
趙藩其人及詠贊三國之詩詞
李兆成
成都武侯祠殿廊陵前所懸50多副對聯中，“能攻心”聯最為著名。此聯由趙藩撰書，寓意既深，書法也很精美。聯文對諸葛亮的用兵和施政的歷史功績給與了充分肯定，主張以史為鑑，提出了“後來治蜀要深思”這種哲理性的見解。除此聯外，趙藩所書的另一聯（陳矩集句）也懸於諸葛亮殿前，武侯祠還收藏有趙藩題詩的扇面等文物。人們自然也很想了解趙藩其人。
趙藩（185l一1927年）字樾村，一字介庵，別號爰仙，晚號石禪老人，白族，出生於雲南劍川縣向湖村。他的一生，走過了封建文人到資產階級民主人士的歷程；作為近代西南著名的文人和少數民族詩人，趙藩在文化事業上有較大的貢獻。趙藩崇敬諸葛亮，他自己也曾有過“小諸葛”的綽號，其詩詞對三國歷史事件和人物或譽或毀，愛憎分明。讓我們圍繞上述內容對趙藩作一些簡單介紹。
（一）
趙藩生於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其曾祖、祖父和父親三代都受封為光祿大夫，並以博學聞名於當地。
作為封建文入，趙藩在18歲時就組織地主武裝，積極鎮壓杜文秀領導的各族人民反清起義，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賣力。趙藩與清軍副將張潤密切配合，夾攻起義軍，被清王朝譽為“北路義師”。其時“北路義師”的運籌策劃和草擬文告等，多出於趙藩。“北路義師”先後攻占了麗江、劍川等地，1872年與各路清軍和地主武裝合圍大理，徹底鎮壓了杜文秀起義軍，趙藩後來也屢次為鎮壓各族人民反清武裝鬥爭而出謀劃策，奔走賣力。
1873年後，趙藩竭力通過科舉入仕。24歲考中舉人後至1893年前，他六次參加會試均落選；4次被方面大員舉薦，也未獲任命。其間先後作過雲貴總督劉長佑、岑毓英的幕僚。岑毓英很賞識趙藩，稱讚他是“通才”，“學問閎達”，也很佩服他為人“崇廉持正，是非所在，謇諤不阿”（《介庵先生事略》），曾多次保薦他，並讓他作岑家諸公子的老師，為之講論歷史，“是正文字”。趙藩也對岑毓英感激不盡，1893年岑毓英死，趙藩除為之張羅喪事，還親送其喪歸粵。正是由於與岑家這種很深的關係，趙藩始得步入仕途。送岑毓英喪歸原籍後，趙藩入京候選，因岑家“諸公子助之貲”，始被清廷授以官職，指派到四川為官。岑毓英之子岑春煊後任中丞、四川總督等要職，民國初年仍為南方政界的顯要，趙藩在官場屢得其相助。
自1893年後，趙藩到四川任籌餉局提調，後歷任酉陽州知州、川東土稅局督辦、署鹽茶道、永寧道等職，並兩任四川按察使。趙藩為官“察吏以嚴，愛民以寬”，廉潔清正，“政聲卓著”。他痛恨官場的腐敗，堅決懲處“庸濫”官吏，曾彈劾過在任的納溪縣知縣和一位離任賦閒而橫行鄉里的道員。他任按察使時，邛州牧以籌款為名“勒抽紙捐”，從而中飽私囊。造紙業者不堪忍受，群起請願，又被這位州牧誣為暴亂，竟勾結駐軍指揮官攔路“開炮轟擊，斃者數命”。趙藩察明案情後將那州牧和軍官逮捕法辦。，這時，許多達官顯宦都來說情，趙藩不為所動，堅決懲處了這兩個“庸濫”官吏。
作為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趙藩關心時事，時刻關心國家的命運和前途。他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怒斥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當聽到左宗棠在新疆成功地平定沙俄支持的叛亂、劉永福在越南擊敗法國侵略者等喜訊，總是喜不自勝，為之歡呼叫好。長期混跡於官場，趙藩逐漸對清王朝的腐朽沒落有所認識，不時發出“秕政傷民氣”、“光宣之際時政昏”的感慨。日益高漲的反清愛國鬥爭，更加速了趙藩政治立場的轉變。1907年，同盟會員謝秉琦在敘府組織起義，事泄遇害。趙藩時任四川按察使，他對謝被捕後的威武不屈十分欽佩，曾設法營救而未果。加之1908年“總督趙爾巽以峻法來治蜀，橫取於民以媚上，蜀人滋怨”，趙藩於是三次上書辭官，終於在1910年時去職回鄉。革命老人吳玉章在回憶中說，“謝被捕後的英勇表現，使當時四川的臬台趙藩深受感動。他為救謝不果，竟至辭官不做，足見清朝官府中的個別開明人士已經感到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了。”也就是說，趙藩已由效忠清王朝轉變為同情革命了。
辛亥革命爆發後，趙藩即投身其中，接受蔡鍔為首的雲南都督府的任命，主持滇西政務。1913年春，趙藩到北京任國會議員。因不滿袁世凱的胡作非為，屢次在國會中提諮詢、發抗議，並寫詩諷刺當時政治的黑暗，為袁世凱所痛恨。同年秋，袁世凱下令逮捕趙藩，趙逃回雲南。1915年，袁世凱陰謀復辟，趙藩參加了雲南地區反袁護國運動的密謀策劃。護國戰爭打響後，趙藩出任雲南全省團保局總辦，在護國軍出征時，積極維護了雲南境內社會秩序的安定，對護國運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把持政柄，孫中山領導護法運動，在廣州組織軍政府。1918—1920年，趙藩代表雲南軍閥唐繼堯到廣州軍政府參與執政，任總裁代表、交通部長。此後趙藩回到昆明，至其去世的7年裡，主要從事文化事業。
趙藩卒後，歸葬故里。趙藩墓在劍川縣金華山北支峰的萬松嶺內，離縣城約3000米，群山環抱，風景幽雅。此墓建於1928年，為一石構的闕式大型墓，頗有氣勢。1988年，為了更好地保護這座近代西南文化名人的墓葬，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公布此墓為該州的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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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趙藩的一生，在文化方面有著顯著的成就。這主要表現在他在詩詞等文學創作方面的成就對《雲南叢書》的編輯出版。
1914年後，趙藩未從政時即擔任雲南省圖書館館長，在此任上，他主要致力於《雲南叢書》的編輯出版。他憑藉自己的影響籌集到出版經費，又聘請著名學者袁嘉穀等人參加編輯。趙藩自任編輯，不辭辛勞，具體領導從編輯、印刷到出版的各項事務工作，盡力而為，“窮日夜之力而不輟”。同時，趙藩還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百數十種”滇人著作，豐富了叢書的內容。趙藩生前，該叢書已編輯出版了一大部分，其卒後這項工作仍繼續進行，共出版有《初編》、《二編》，其中《初編》計收輯著作152種，1148部；《二編》收輯著作53種，254部。
《雲南叢書》的編輯出版是雲南地方文化中的一件大事，它是繼清代所輯《雲南備征志》之後，收集保存雲南地方文化遺產最豐富的一套叢書，它保存了大量的珍貴文獻，使一些瀕臨失傳的的重要文獻不致湮滅，並使一些殘缺的著作得以整理補全。如其中的《滇詩叢錄》一百卷，就匯集了民國初年之前有關雲南的詩作，是一部空前的雲南詩歌總集。
趙藩善詩能文。他創作的詩篇數量極多，號稱“存詩七十餘卷，不下萬數千首”。（《滇八家詩選》）其詩影響很大，聞名於近代詩壇的南社詩人也推重他的詩，屢屢與之唱和。其詩、詞、散文和楹聯結集出版的，有《向湖村舍集》初集、二集、三集；《桐華館夢緣集》；《小鷗波館詞鈔》；《介庵楹句輯鈔》；《向湖村舍文鈔》等等。（《介庵先生事略》）
趙藩的詩作除了一部分為應酬唱和者外，反映社會現實的占有相當篇幅。它反映出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20年代社會動盪，官場腐敗，民不聊生；也反映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罪惡行徑，中國人民的奮起反抗；還反映出民國初年封建殘餘勢力掀起的逆流，軍閥混戰，荼毒百姓，以及詩人對黑暗社會現實的譴責。
詩人關心民生疾苦，同情百姓悲慘境遇，代表作品有《飢黎載道感憤成詩》、《河北所在轉徙聞山東猶甚》、《柏鄉行》等等。詩人指出，“役擾疲民力”、“秕政傷民氣”，百姓負擔沉重。早在赴京會試途中，他看到的是“田荒飢雁翳，草短瘦牛羊”，生產凋敝。一遇天災，百姓苦不堪言，饑民四出流徙，“平沙黯黯作秋陰，轉徙時逢淚滿襟。三晉翳桑多餓殍，中原采葛有哀吟。”詩人為之流淚，但又自知無力解救饑民，“難圖慘澹饑民稿，自倚悲涼壯士歌”，惟有“滿目哀鴻奈爾何”的感慨。一些描繪饑民的詩篇思想性、藝術性均佳。如《客有述晉災者，聞之慘然，作新樂府二章》等等。
面對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肆無忌憚地瓜分國土，趙藩在詩詞中宣洩自己對侵略者的痛恨，對賣國權臣的不齒，謳歌抗擊侵略的英雄。如《聞法夷踞台灣雞籠炮台感憤有作》、《閱邸抄書左節相新疆奏捷後》等。在《讀邸抄書感二首》中，趙藩對元老重臣一再簽定不平等條約而痛心疾首：“居延城外又尋盟，盟國幡幡盡老臣。後日恐無台避債，古來寧有幣銷兵。”“酣睡豈容侵臥榻”，趙藩堅決主張抗擊侵略，為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叫好：“多少蒼生翹首望，斬鯨東海更浮槎。”聽到鎮南關大捷的訊息，趙藩喜不自禁，吟道：
露布飛來喜欲狂，出關此戰最堂堂；
投簽秘殿天顏喜，吹角連營士氣揚。
喜悅之情，躍然紙上。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等封建餘孽逆歷史潮流而動，趙藩在詩詞中揭露了他們卑劣的行徑和禍國殃民的罪行，他怒斥袁世凱的陰謀：“欺主愚民倏戢戈，盡收敗類入網羅”，嘲笑他的復辟陰謀曇花一現，“八十日君龜頸縮”。袁死後軍閥混戰，“爭地爭城戰血腥，袁家遺孽禍生靈”。趙藩痛恨不已，他曾為掃除這些禍害而“護國”、“護法”，並在詩詞中吟道：“砍爾鏡中楊廣頸，慰他地下萇弘血”，祈願以這些禍國殃民的人頭，祭祀為反帝反封建而犧牲的志士仁人。在《瑣寒窗·題秣陵秋眺圖》一詞中，趙藩詳細描繪了張勛復辟給南京城造成的危害：
滿目蒼涼，六朝都會，敗垣頹瓦。經劫休談，近事欲提又啞。自張家辮子兵來，小兒衿底啼猶怕。聽秦淮水咽，水次枯柳，暮煙微惹。
苦也！嘆多少呆女痴男。綠凋紅謝。鳥衣何巷。只馬糞堆成卡。剩鐘山，蠟屐登高，酒邀嗅菊香盈把。莽愁來，寂寞空城，月黑寒潮打。
昇平繁華的六朝都會——南京，又歷劫難，張勛復辟惹來的飛天橫禍。無辜平民橫罹戰禍，昔日的鬧市馬糞成堆，繁華變成了“滿目蒼涼”，連秦淮河也在為這座寂寞的空城哭泣。讀題詞可知是趙藩為畫所題詞，畫中似難畫出詞中淒涼景象，應是詩人借題詞痛斥封建餘孽的橫生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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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趙藩崇拜諸葛亮，也喜歡三國，其詩詞中有不少詠及諸葛亮及三國的。趙藩吟唱出了對諸葛亮及三國英雄們的仰慕，他景仰諸葛亮正身立德的風範，讚揚諸葛亮等在亂世中為重振社稷、統一國家而奮鬥不息的精神。同時，詩人也借斥責曹操等亂世梟雄，憤怒地針砭當時的竊國大盜們。
約當作於早年赴京會試途中的《隆中謁武鄉侯祠》，描繪了趙藩對先賢的傾慕：
高崗雲氣濕蒙蒙，臥龍猶疑此山中。
大好溪山名士宅，不輕出處帝臣風。
立談早定三分局，異代猶尊一畝宮。
祠宇西南瞻拜遍，參天松柏共青蔥。
趙藩來到諸葛亮年輕時隱居耕讀處拜謁，讚嘆隆中景致幽雅的“大好溪山”，更由衷讚譽策劃三分天下的《隆中對》。隆中是劉備三顧茅廬之處。正因為劉備的竭誠，才感動了諸葛亮為之驅馳。未入仕途的趙藩，感慨諸葛亮的“不輕出處”，更盼望也遇到明君，為國為民建功立業。
在另一首《滿江紅·自書抱膝堪圖》詞中，趙藩對諸葛亮做了較全面的評價：
名士虛聲，武鄉出，使明真相。與前哲，渭濱莘野，比肩相望。八百株桑田十頃，贏餘肯為兒孫餉。最平生淡泊是襟期，何超曠。
誡子語，端趣向。出師表，舒忠亮。競重扶漢鼎，功難於創。世亂吾期全性命，運移人為生悲悵。願相從抱膝草廬中，征微尚。
東漢後期士大夫相互吹捧標榜，“名士”多如牛毛，如“八及”、“八俊”、“八廚”、“八龍”、“八顧”，但大都徒有虛名。“八俊”之一的劉表就曾任荊州牧，實力甚強，但胸無大志，並未對平定戰亂、重振社稷作出貢獻。諸葛亮出山，才展示出真俊傑的“識時務”。詩人讚揚諸葛亮經國濟世的才幹，讚譽其豐功偉績，對其“平生淡泊”的高尚品德景仰不已，慨嘆天不助人，而使先賢出師未捷，並欲以諸葛亮為榜樣。
“亮豈徒嚴僑豈猛，燈前搔首郁遐思。”這是趙藩《按行西北鄉即事有作》幾首詩中的一句，其詩作於辛亥革命中，趙藩主持滇西政務，考慮施政執法有感而言。諸葛亮當年即因“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始“威之以法”。但史書譽諸葛亮為“識治之良才”，其治蜀絕非僅靠嚴刑峻法，曾大興教化，方才使蜀漢“風化肅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趙藩在“能攻心”聯中，主張“要深思”執法的寬嚴，務須審時度勢而為。
趙藩不僅崇拜諸葛亮，也喜愛蜀漢英雄。他曾拜謁在河北的趙雲祠廟，題有《趙順平侯祠》詩：
關張當代並英雄，簇擁真龍入蜀中。
破敵齊摧名將膽，引君猶見大臣風。
三分割據歸時命，百戰勛名善始終。
仰止常山家廟在，停車人揮夕陽紅。
詩中稱道趙雲是與關、張齊名的宿將，還稱譽他頗具政治頭腦，有直言諫諍、引導君主的大臣風範。史載劉備攻下成都後，有人建議將“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堅決駁斥了這種謬論，認為須將田地宅舍還給因避戰禍出逃的原主，劉備採納後果然迅速安定了蜀中。劉備伐吳，趙雲也曾極力勸阻。“引君猶見大臣風”，當指趙雲這些有遠見的諫諍而言。
趙藩生活在社會動盪的年代。大抵亂世，或多高官厚祿而無恥賣國者，或多竊持權柄而禍國殃民者。為人正直的趙藩自然痛恨這些人，其詩詞中常以奸雄曹操和王莽代指這些醜類，痛揭其短，嗤之以鼻。“漢業重光，終不憤，才興又歇。恨醜類，阿承莽操，歌功頌烈。”（《滿江紅·次岳武穆原韻》）志士仁人流血犧牲才推翻了滿清，光復了民國，卻又有曹操、王莽之流的奸賊袁世凱要復辟，更有醜類為其歌功頌德。“戰和頻貽誤，是滿懷機詐，莽操心傳。木屐兒來，便愁席捲山川。”（《高陽台》）詞中將滿懷陰謀、醉心於爭城奪地的軍閥，比作巧詐弄權的王莽、曹操。他們的罪惡使“湖湘浩劫”，白骨堆成山，鮮血流成河，而坐視鷸蚌相爭的日本帝國主義正虎視眈眈，得利者將是這些異族的侵略者。曹操用盡陰謀巧詐而篡漢，司馬懿襲用其法纂魏，近百年內朝中陰謀盛行。後人痛恨這段黑暗的歷史，認為這就是“八王之亂”後“五胡亂華”的禍根，因有“魏晉陰謀資夷狄”的詩句。趙藩詞中所寓，也就是此意。
附記：
本文收集資料時，蒙雲南大理州圖書館大力支持；趙藩的侄孫婿魯仲學又以趙氏後人編印的《趙藩詩詞選》見贈，特此感謝。
（《諸葛亮與三國文化》卷三，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