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和發動
拔白旗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要求防止只片面地注意業務而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在運動過程中，會不斷地出現驚人的奇蹟，出現各種平日難以達到先進的速度和先進的指標，樹立起各種先進的典型和旗幟。這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提出了樹立旗幟的問題。
接著，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一開始就提到，改良農具的民眾運動，應該推廣到一切地方去，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而技術革新正是“拔白旗、插紅旗”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陶鑄發言時，毛澤東有一個插話：對許多錯誤思想，黨內要作嚴肅鬥爭。在原則問題上,共產黨員要有明確的態度。但有的人借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有相當庸俗的空氣。思想陣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這是毛澤東最早明確表述“插旗子”的問題。
5月8日下午，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明確提出，我們要學習列寧，要敢於插紅旗，越紅越好，要敢於標新立異。標新立異有兩種。一種是插紅旗,是應當的；一種是插白旗，是不應當的。列寧向第二國際標新立異，另插紅旗，是應當的。紅旗橫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要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我們無產階級插。資產階級插的旗子，我們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5月23日下午毛澤東再次強調插紅旗，辨別風向。你不插，人家就插。任何一個大山小山，任何一畝田，看到哪個地方沒有旗幟，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來，黃旗也不行,黃色工會，等於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經過辯論插上紅旗。毛澤東“插旗、拔旗”的思想是同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認識相一致的，也是同紅與專對立統一關係思想一脈相承的。
中國共產黨八屆五中全會於5月25日召開，這次會議決定主辦《紅旗》雜誌，任命陳伯達為總編輯。6月1日《紅旗》創刊號刊登發刊詞:更高的舉起無產階級的革命紅旗,並指出“毫無疑問，任何地方，如果還有資產階級的旗幟，就應當把它拔掉，插上無產階級的旗幟。”經過宣傳，全國各地在認真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的同時，積極迅猛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
擴展
拔白旗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北戴河會議）。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發動、領導“大躍進”運動的一次最重要的會議。它全面制定了“大躍進”運動的各項主要計畫。會議決定，要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大搞民眾運動。會議要求，為了保證各項工作的“躍進”，必須採用“拔白旗”、“插紅旗”的工作方法。要對“右傾保守思想”進行嚴厲批判，要使“觀潮派”和“秋後算賬派”在思想上徹底破產；要把“白旗”、“灰旗”統統拔掉，要把“躍進紅旗”普遍地插起。
“插紅旗、拔白旗”運動涉及領域非常廣泛。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講話中要求，各個山頭、村落，各個黨委、機關、部隊、工廠、合作社都要插紅旗、拔白旗，為大躍進掃清思想上、組織上的障礙。
在農業領域，各地提出要堅決破除“條件論”和“習慣論”,把“白旗”、“灰旗”統統拔掉,把“紅旗”普遍地插起來。在具體工作中,“白旗”主要是指對密植持異議的“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以及按傳統方法舊的耕作方式進行生產的幹部民眾；而把“敢於創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工具”顯著的，特別是學習密植經驗積極一畝地下幾百斤種的幹部民眾，統統都看作“紅旗”。這樣就把一大批實事求是的領導幹部、勞動民眾打成白旗。
在工業領域，中央工業書記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1959年計畫和第二個五年計畫問題的決定》中要求，必須採用拔白旗、插紅旗的工作方法；要把白旗、灰旗統統拔掉；要把躍進紅旗普遍地插起。鞍山鋼鐵公司下屬煉鐵廠的廠長陸達，由德國學成歸國，是冶金專家，因主張工廠由廠長負責，被作為“白旗”拔掉。《工人日報》社社長陳用文等也因反對虛假被打成白旗。在大購大銷的商貿思想指導下，以完成購銷好壞實行“插紅旗”、“拔白旗”,促使弄虛作假，虛報浮誇現象泛濫。
在軍隊方面，1958年5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全軍普遍開展了錯誤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劉伯承在會上作了檢討。隨後在全軍範圍內特別是在軍事院校普遍搞起了“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整肅了一批幹部，尤其是軍隊中的知識分子。在社會各界，如宗教界、工商界和民主黨派人士中普遍展開了“交心”運動；青年界、婦女界則要求要敢於插紅旗，打破婦女思想中比較普遍存在的保守和自卑觀念，在一切工作上插無產階級思想紅旗，拔掉資產階級思想白旗。
文化教育領域是“拔白旗、插紅旗”運動的重災區。毛澤東說過:對於資產階級分子,應當繼續幫助他們批判個人主義和學術思想。在思想戰線上我們要拔掉資產階級的白旗，插上馬列主義的紅旗。通過搞紅專辯論，把那些對大躍進、浮誇風錯誤持批評、懷疑態度的專家、教授當作白旗拔掉，打擊了大批專家、教授。僅北京大學就拔掉了馮友蘭等幾百面“白旗”,著名數學家華羅庚也被當作“白旗”拔掉。
在史學領域，因為“拔白旗、插紅旗”運動而颳起了“史學革命”之風，強調史學為現實政治服務，只講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只有農民戰爭才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史學研究喪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討。而古典文學領域則被姚文元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文學研究中最後一個陣地”，“現在正是躍進高潮接著高潮的偉大時代，文藝戰線也要大躍進，其內容之一，就是對資產階級思想展開更廣泛更深入的鬥爭，把毛澤東的紅旗插遍文藝領域。”
在電影藝術界，1957年一些“右派”藝術家所拍攝或主演的電影已經遭到禁映。在“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中，又有一大批電影被點了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反映農村題材的影片《洞簫橫吹》，理由是誣衊了黨的農村政策，從而造成了電影藝術界的一派蕭條景象。
被拔掉的“白旗”分子各自遭遇也大不相同。其中有的是早已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知識分子,如原《人民文學》雜誌社副主編秦兆陽在1957年就被打成“大右派”,在“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對秦的批判再度升格，成為全國性的批判鬥爭對象。新華社向全國發布了通訊電文，各地報刊紛紛刊載，點名批判這位“插在文藝界的一面修正主義白旗”,說他“誣稱”黨“拿謾罵代替說理,拿扣帽子當作鬥爭”,又揭露“他經常和劉賓雁(《中國青年報》記者,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分子)通信，談內心深處的話，互相發泄對黨的仇恨和不滿，互相鼓勵反黨的勇氣”。有的則是在“反右”時未“落網”的知識分子,如從美國歸國的醫學博士宋儒耀，回國後開創了整形外科，並在韓戰中榮立大功一次。這次在“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也被打成了“白旗”,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反動學術權威”,並在此後整整20年內被剝奪了操手術刀的權利。
匆匆結束
對“拔白旗、插紅旗”的做法,中共中央上層意見是不一致的。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參加了《北京日報》“黨的生活組”的討論，當時的討論已經受到“插紅旗、拔白旗”風潮的影響，錯誤地點名拔了一位同志的“白旗”。當時討論題目是“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願”,劉少奇換個角度說:“這個提法，答案就只能是應該有或者不應該有……這個提法是不是有問題呢？”在他的啟發下，討論的主題變成了共產黨員應該有什麼樣的志願。這樣調子經劉少奇的點撥，避免了絕對化。
1958年,鄧小平在聽取康生、胡喬木、胡繩、鄧力群等人匯報學校教育工作和知識分子問題時,他說:“拔白旗不要亂拔,是拔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拒絕黨的領導、要黨聽他的人。至於學術問題,要百家爭鳴,造成一種百家爭鳴的環境和氣氛。要允許人家講話,要讓人家講完,做到暢所欲言。發現知識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
“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來勢迅猛但結束也快。隨著1958年11月份中央糾“左”的開始，這場運動也就偃旗息鼓了。但是這場運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當時的插紅旗、拔白旗在許多地方造成人為緊張，有的地方和單位刻意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尋可作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有的甚至把全體工作人員分為紅旗、黃旗、白旗三類，人人掛臂章。還有的把所謂“甘居中游”的人一律說成是“灰旗”,統統拔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工作會議，決定給批判處理錯了的人甄別平反。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的、迅速的加以甄別平反。”隨後，對在“插紅插、拔白旗”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和處分的絕大多數人進行了甄別平反。以江蘇省為例，1961年10月後，江蘇省為從1958―1960年受到錯誤批判處分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黨員進行了甄別。至1962年底，共甄別、平反21萬餘人，約占受批判、處分幹部黨員總數的98%。另外，還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處分的民眾22.9萬多人。
1962年4月18日，周恩來在《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報告中指出:至於思想上拔白旗、插紅旗的問題，昨天陳毅同志講得很好。思想上怎么來拔白旗？紅旗怎么能插進去呢？解決思想問題，這需要逐步提高認識，通過自我學習、自我認識、自我改造的過程，才能辦到。昨天陳毅同志說，中共中央對這一提法沒有責任，是下邊搞的。我要給他改正一下，他可能忘記了。昨天文教辦公室的張際春同志給我寫了一個條子，他說中央有一個檔案上面有這么一句話。我今天查了一下,果然是這樣。中共中央應該承擔這個責任。這個話說得很生硬，可以作幾種解釋。屬於頭腦中的事情，怎么能一下子拔白旗、插紅旗呢？這樣是插不進去的。有時候對一種估計或者一種情況，隨便一說，文字上沒有注意，就會引起不好的後果。我們應該承認這種缺點錯誤。
這樣，“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不僅在行動上給與予平反，而且在思想的得到了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