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情為民所系“情為民所系”是新一代領導集體的心聲。它是對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揚棄；也是對黨的民眾路線的升華。“情為民所系”的核心是執政要合民情、得民心、增強凝聚力、向心力的問題。在新時期，“情為民所系”可以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重要的精神情感支持。
關鍵字
文章正文
“情為民所系”是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的用語，胡錦濤同志在《新時期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專題報告會上的講話》中，以及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會班上的講話》中都有這一用語。原話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其中，“情為民所系”是最為感染人心的。我們認為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新一代領導集體的心聲。它既是對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揚棄；更是立足於新時期中國社會現實、並指向未來的治國感悟。必將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
一
德治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傳統。“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的德治理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的民本思想以及仁政王道的理想一直是貫穿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主導性治國方略。如果我們剔除掉特定社會歷史形態下的階級性內涵，如其為封建等級秩序服務等局限。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政治傳統講的德治，其實質在於，一個政權要合民情、民意，得民心，才能鞏固。這個意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民心，民眾的真心擁護。歷史上湯網開一面，“德及禽獸”（《呂氏春秋•異用》）而使四十國歸之；禹“通乎德之情”（《呂氏春秋•上德》）服三苗；周公敬德保民。都是講以德服人，得人心，從而得天下的道理。
我國歷史上秦朝的短暫滅亡與盛唐貞觀之治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們從歷史人物的有關言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道理的重要性。
情為民所系秦自商鞅二次變法後，國力大勝，為統一天下打下了基礎。秦之強盛靠的是法家路線。荀子到秦國考察，與李斯有一段對話。李斯認為秦靠強兵取天下，而不是仁義之道，說明法家路線是對的。荀子也肯定法家路線對秦統一天下的貢獻。但是，荀子認為，用法術、霸道，兼併統一能行，要想長久的保持江山，凝聚民心卻難。荀子認為，要想天下為一，諸侯稱臣，必須“節威反文”（《荀子•強國》）。“凝” （《荀子•議兵》）之以禮，用儒家仁義王道治天下。
《史記•商君列傳》記錄了趙良與商鞅的一段對話。趙良評價商鞅治秦說：“相秦不以百姓為事”，“積怨畜禍”，不行禮教，長久已往，必失民心。“亡可翹足而待”。趙良與荀子的看法為後來的局勢所證實。司馬遷說：“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史記•秦始皇本紀》）。認為秦以一己之私用出發，不以天下人的冷暖疾苦為念，行暴政，所以二世而亡。秦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王朝，其依據法家路線的迅速強大與迅速滅亡，對後世的統治者都形成了警示。所以，西漢時期的儒生在反思秦滅亡的教訓時，都認識到得民心者勝，失民心者亡的道理。賈誼就講：“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夫民，萬古之本也，不可欺。”（《新書•大政上》）
儒家從孔子、孟子、荀子等提出的德治主張中，得民心是一項重要的治世法寶。應該說先秦時期，諸侯爭霸、兼併的情勢並未使儒家思想化為真正地政治實踐，儒家的主張也只是各家主張之一。而秦的滅亡，正好反證了儒家主張的合理性。到西漢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後，後來的王朝或多或少都以德治作為主要的治國方針。我們這裡以貞觀之治為證。
《貞觀政要》開篇講《君道》。其中記錄了貞觀初，唐太宗對侍臣的講話。他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脛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從太宗這句話我們可以感受當時的統治者對民的重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太宗的比喻，“割脛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說明他的心目中統治者與民是一體的，他們組成了一個完整的“人”，不能分離。魏徵曾引舟水之喻來說明君與民的關係。而李世民的比喻比魏徵的話更進一步，可謂至情至理。所以，史臣吳兢感言：《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聖德所感，可謂深矣。（同上）
李世民曾經引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有己，誠能自節，若百姓所不欲，必能順其情也。”（《貞觀政要•論儉約》）他認為，君主行政要有原則，這個原則就是用權、用利都要根據百姓的意願和要求。要根據老百姓的所欲所願制定政策。大的方面，比如說：希望社會安定，而不願社會動盪；希望生活富裕，而不願窮困。那么，統治者就應該根據這些意願“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其中就包括了慎用權利、使民生活安逸富裕，體恤百姓的原則和精神。
中國歷史上的亂世與盛世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統治者如何對待民情、民意。其實，從實質上看，古代強調的民心、民意、民情的背後，是向心力、凝聚力，是民眾對統治的認同，也就是政權的合法性。這是中國古代獨特而基本的政治經驗，它具有普適性。
二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自然與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有了質的不同。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並不是空中樓閣，不可能脫離中國的國情，其中就有我們古代優秀的政治傳統。我們需要對這些政治傳統加以批判繼承、揚棄創新。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歷史的主體是人民，廣大人民民眾是歷史發展的重要力量。民眾史觀區別於英雄史觀，肯定了大多數民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結合中國的國情，將這一歷史觀落實於政黨理論中，就有了中國共產黨的民眾路線。所以，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建設方面多次講，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民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經驗也證明了，任何時候只要與人民保持血肉聯繫，革命與建設就能取得成功。
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就是最好的證明。東歐的劇變與其執政黨脫離民眾、官僚主義有極大的關係。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權不為民謀、利不為民用，社會不滿長久鬱積，失掉民心，使執政黨在二戰時期與人民團結在一起的情感消磨殆盡。政權也就自然喪失了。
所以我們說，權也罷、利也罷，歸根結底都有一個為誰，給誰的問題，為老百姓，讓他們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老百姓就擁護你。你這個政權就得民心，就有合法性，這是古今中外的通則。
所以小平同志說，要以民眾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高興不高興作為判斷我們工作的指針。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講：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繫民眾，黨執政的最大危險是脫離民眾。在《“三講”教育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新探索》中，江澤民同志講：“政治問題主要是對人民民眾的態度的問題，同人民民眾的關係問題。”“領導幹部要同民眾保持密切的聯繫，真正同民眾打成一片，想民眾之所想，急民眾之所急，以民眾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自己的準則。否則，就有被民眾拋棄的危險。”
三代領導集體的認識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說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相比，他的一個政治優勢在於與民眾的血肉聯繫。“情為民所系”是一種態度；一種思想情感；更是一種精神境界。只有浸潤在這種情感與境界中，才能產生心心相應的情感力量。所以，無論是抗日戰爭時期，還是新中國建設時期，這種心心相應的情感力量是一股強大的精神動力，產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向心力，鼓舞著千百萬中華兒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眾志成城，團結一致，建設國家。
作為一種工作態度、一種思想情感。“情為民所系”要求我們密切聯繫民眾，走民眾路線。這一點我們在日常不同層面的工作中都可以體會到。此外，還有一種“情”是無形的，同時也是最高、最大的。這就是國家利益、民族情感。它是基於國家民族利益的大局而發出的。執政黨能夠實現整個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共同意願時，就是最大的“情為民所系”：
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國力衰弱，一直是落後挨打，民族飽受欺凌。因此，實現國家獨立、民族復興一直是中國人最大的心愿。可以說，從孫中山到國民黨，這個任務都沒有完成。只有中國共產黨才開啟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復興的道路，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中華民族才真正走上了由獨立到富強的民族復興之路。
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使中華民族實現獨立自主，奠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這是最大的“情”。有如開國大典上毛澤東那句響徹世界的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他喊出了積壓民族心底百年的屈辱，這是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心繫民族的最大的“情”；
鄧小平同志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中國人民“富”起來，奠定了基礎。相信小平同志三起三落，矢志不移的精神動力，是他那句“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的肺腑之言。他說出了每一個中華兒女對祖國的深情至愛，導出了他與人民心心相通的樸素情懷；
從江澤民同志開始，第三代領導集體逐步領導中國由富起來開始走向強起來。香港、澳門回歸，使港、澳同胞回到祖國大家庭懷抱，實現了中國人百年來的心愿，是最大的情；
應該說由江澤民到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以建立和諧社會為新階段的歷史任務，開啟了中國由富強到強盛，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旅程。這是最大的“情”。
領導中華民族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到“盛起來”，展示地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順應歷史潮流，感應民族脈動而應和的中國情懷。這是最大的“情”，只要堅持這個大的目標，就是合於最大的民心、民意、民情，就能得到最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
三
當前，黨中央又提出了新時期、新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目標。建設和諧社會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我們認為，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建立和諧社會，首要與關鍵的任務是提升執政黨的執政能力。
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新的重大課題，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比如說，如何有效整合社會關係，促進社會各種力量良性互動；如何切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如何加強全社會思想道德建設，進一步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和人際關係；如何建立健全維護公共安全的有效機制，保障廣大人民民眾安居樂業，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對我們的執政能力形成了考驗。
我們認為，處理好這些重大課題必須有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掌握大量的現代科學與人文知識；以及把它們轉化為指導實際工作的能力。此其一，是顯在的、有形的；其二，還有一種潛在的、無形的。這就是說如果我們把上述要求歸結為和諧社會建設中執政黨須具有理性的精神的話。那么，這潛在的、無形的因素就是情感力量，情感動力。這種力量發源於古老中國的民族精神，經過近代的曲折，由毛澤東同志等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再次煥發而薪火相傳。這就是實現偉大中華民族復興的民族夢想。這裡的“情為民所系”中的“民”就是民族，只有我們從這個最大的情感出發；從這個大局出發，才能獲得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從內心深處產生一種自覺、自願的理性情感。如此，理性的精神、科學實踐的能力就有了附著之根基。我們日常的工作與實踐才有了活力與激情；才能自覺、自願地為人民用“情”、動“情”；才能夠正確地使用手中的權利，願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因此我們說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這種情感，要大力彰顯這種情感，要把這種情感轉化到各項工作中。整個社會形成一種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生動活潑的局面。整個國家精神氣象、精神風貌都呈現出良好的生態。須知，和諧，不僅僅僅是社會之中各種關係的和諧，更是一種精神狀態的良好。飽滿充實的情感、理性的精神、科學的態度是我們建立和諧社會所依據的，也是應該達到的目標。
最後，“情為民所系”作為一種精神力量體現在方方面面。我們在這裡想重點談一下“情為民所系”中的“民”不能忽略廣大的海外華人。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有一個重要的法寶，就是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局出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重要歷史經驗。回顧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有一個重要的方面不能忽視，就是廣大海外華人對抗戰的支持。他們在特殊的環境下心繫祖國，將自己用血淚換來的資本支持祖國抗戰。應該說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左”傾思想的錯誤，我們的許多政策是傷了他們及其後人的感情。反思我們的過去。“情為民所系”尤其不能忽略了他們。可以說統一戰線是“情為民所系”的重要體現，在今天變動的世界格局下，它更具有戰略意義。
筆者曾經與一位在台灣、美國生活了三十年的華僑談話。他談到80年代到大陸，和90年代到大陸不一樣。而今，尤其是上海，簡直可以說三個月一個變化。祖國的日新月益，讓華人在海外倍感自豪；他又講天安門城樓掛著毛澤東和孫中山的像，讓我們有回家之感，心理很舒暢；還說不同意“和平崛起”的提法，而應該是恢復我們應有的地位；他跟我談到對台政策，說大陸應該多給予情感的關懷，讓台灣同胞感受親如一家的情誼。大陸台灣港澳，以及其他海外華人攜手，讓台獨份子成為孤家寡人。言語之中，透著對祖國的深情，令人感懷。
我們執政為民千萬不能忘記生活在台灣、香港、澳門和世界各地的海外同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應該包括為他們服務。讓他們感覺到祖國是家園、是母親。在制定僑務政策等方面，要特別廣泛徵求他們的意見，主動地在心理上與之溝通。親如一家，這不僅有助於今天大陸的經濟建設，更會為我們在今天的國際競爭中增添助力。
亨廷頓有《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他從政治上講到了美國國家的問題。他表達了對美國國家缺乏凝聚力的擔憂。其實，他的分析用我們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他所擔心的認同也好，特性也好，即“identity”。就是怕美國人不覺得自己是美國人了，就是美國人心不在一起了。（這還真是美國社會隱藏的問題，亨廷頓應該向中國的古代先聖討教）。我想，亨廷頓擔心的問題應該是每一個多民族大國都有的共性的問題，只不過因為各自國家發展的水平不同，危機在層次、程度上有差異。
從當前我們的情況看，因社會轉型，利益多元化；階層分化；普遍的拜金主義；貧富兩極分化，都磨蝕著凝聚力與對政權的認同感。但是，我們和美國不同的是，我們有幾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優秀政治傳統，有漫長歷史積澱而來的心心相通的民族情感。這是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重要的精神資源，是我們走向民族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范仲淹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天下就是“民”。所以，只要堅持“情為民所系”，把它化做指導我們各項工作的精神情感動力。我們的事業就一定能成功，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的一步，必將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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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伯峻《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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