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梗概
作為一個自由人文主義者，王小波終其一生思考著並快樂著，他以自身對“文化大革命”的記憶為重要礦藏，用雜文獨有的調侃的筆調完成了對自由與理性的反思與書寫。由李銀河編選的王小波雜文集《思維的樂趣》展示給我們的正是一座巍然屹立於戲謔的笑容和令人會心而戰慄的幽默之後的智性的迷宮，並讓我們在真切地體會到思維人帶來的無與倫比的快樂的同時，從他那裡學會如何去獨立而自由地思考。
作者簡介
思維的樂趣王小波，1952年生於北京。中學畢業後在雲南、山東等地下鄉，先後做過農場職工、農民、工人和民辦教師。曾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和美國匹斯堡大學。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任過教，最終辭職，專事寫作。1997年辭世。被譽為中國的喬伊斯，亦是唯一一位兩次獲得世界華語文學界的重要獎項——台灣聯合報系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的中國大陸作家。
作品目錄
沉默的大多數
思維的樂趣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知識分子的不幸
花刺子模信使問題
積極的結論
跳出手掌心
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
論戰與道德
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
我看文化熱
文化之爭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極端體驗
洋鬼子與辜鴻銘
我看國學
智慧與國學
理想國與哲人王
救世情結與白日夢
百姓·洋人·官
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
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人性的逆轉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有關天圓地方
優越感種種
東西方快樂觀區別之我見
肚子裡的戰爭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椰子樹與平等
思想和害臊
體驗生活
皇帝做習題
拒絕恭維
關於崇高
謙卑學習班
荷蘭牧場與父老鄉親
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
高考經歷
盛裝舞步
有關“錯誤的故事”
迷信與邪門書
科學與邪道
科學的美好
生命科學與騙術
我怎樣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我的精神家園
……
點評鑑賞
據說王小波有自己的生計，92年就作了自由撰稿人。於是這有兩點好處，一是他不用吃體制飯，雖然一直湊合著過日子，但寫字不是他賴以謀生的手段；二是他理工科出生，熟悉會計學和計算機使得他鍛鍊了思維，不同於一般書堆里爬出來的作家，文章顯得更理性，也自然更有趣一些。
在這個年代有人用感情寫作，有人用政治寫作，到後來還有人用身體寫作，但在王小波看來，能夠用思維來寫作，似乎是一件幸福的事。這跟他自己鼓搗出一個軟體來打字一樣，都是自食其力的光榮，也是自得自樂的營生。
於是，我們仿佛可以看到他叼著煙，亂著頭髮，在你面前侃侃而談，帶著王小波特有的神情和語氣。
有趣在王小波的寫作里，是一件頂重要的事。這一點在他的小說里可以看到，在他為數不少的雜文里也可以看到，比如這本《思維的樂趣》。他從來不把道理說得太清楚，但你仔細一琢磨，也能明白他在說什麼。似乎說清是他給你的，不說清是你想明白的，而這琢磨的過程，也就成了一種思考的趣味。寫作和閱讀一樣，都需要有趣味，都需要把一切莊重和崇高拉下台來，戲語一番，落下滿紙荒唐言。說俏皮話、講黑幽默、諷刺而不怒罵、談笑而不猖狂，有時我常常想，與這樣一位朋友聊天喝酒，一定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王小波對於有趣的定義，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可見王小波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他講的道理不很大，但足夠他被稱作異端；也可見王小波是一個重獨行的人，他走的路不很長，但到今天，卻少有人能夠重行。王小波說過，趣味是感覺這個世界美好的前提。這種美好之中，也就糅合著冷靜嚴謹的思索和奔涌而出的熱情。如果需要打個比方，那我們可以說：這世界上有趣的思想就正如王小波蓬亂的頭髮，永遠交錯雜亂，但是自由生長。
而在王小波看來，最不幸的，就是被扼殺掉這種有趣了。也就是說，當有一天沒有辦法講道理了，在他看來比屍橫遍野更糟；又或者，別人的思維被強加在你頭上，人喪失了自己作出判斷的能力和掌握話語的權力，這也是極其痛苦的一件事。然而王小波恰恰目睹和經歷了這樣的痛苦，在他父親的身上，在他自己的身上，在文革躍進的口號中，在上山下鄉的山路上。於是，王小波仿佛很痛苦地看到，亂糟糟的頭髮被一根根地拔去，又被別人植上了假頭髮。這頭髮不是他的，終究水土不服，估計後來都掉光了。於是，王小波自喻為一個時代的倖存者之一；於是，王小波寫出了他的黃金時代。
王小波說過：“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歷的人，我期望下一代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轉眼到了如今，不知道王小波的這個願望實現了多少。倘若看到很多人還在爭取這樣的空間或者不自知有這樣的空間存在，我想他會不耐煩——我們進步也太緩慢了一些；倘若他看到今天的狼牙山十博士，可能就會有些無奈了——這樣的人怎么還沒有滅絕；倘若看到看到我們還把他掛在嘴邊，我想他也是會不樂意的——說自己的話才更有趣一些。但是我想，記掛他，總比記掛別人要好一些。
以97年4月11日為起點，許多人經歷過了他們的黃金時代，廝磨過了他們的白銀時代，追憶過了他們的青銅時代。
往事匆匆十年，仿佛又回到原點，大家仍然還記得一個叫王小波的人。大家說，這是一個有趣的人。
文章原文
《思維的樂趣》
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樣子越來越糟。相信這本書最後是被人看沒了的，現在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隊的地方有軍代表管著我們，現在我認為：他們是一批單純的好人：但我還認為，在我這一生里，再沒有誰比他們更使我痛苦了。他們認為，所謂思想的樂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用毛澤東思想來占領，早請示，晚匯報，如有閒暇，就去看看說他們自己“亞古都”的歌舞。我對那些歌舞本身並無意見，但是看過二十遍以後就厭倦了。假如我們看書被他們看到了，就是一場災難，甚至“著迅魯”的書也不成——小紅書當然例外。順便說一句，還真有人因為帶了舊版的魯迅著作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有一個知識可能將來還有用處，就是把有趣的書換上無趣的皮。我不認為自己能夠在一些宗教儀式中得到思想的樂趣，所以一直鬱鬱寡歡。象這樣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寫到過，比方說，茨威格寫過一部以此為題材的小說《象棋》，可稱是現代經典，但我不認為他把這種痛苦描寫得充分了。這種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裡沒有書看，沒有合格的談話夥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寂寞，面對和你一樣痛苦的同伴。在我們之前，生活過無數的大智者，比方說，羅素、牛頓、莎士比亞，他們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們免於這種痛苦，但我們和他們的思想、著述被隔絕了。一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么他的第一個欲望就是學習。我承認，我在抵禦這種痛苦方面的確不夠堅強，但我絕不是最差的一個。舉例言之，羅素在五歲時，感到寂寞而淒涼，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歲，那么我這不幸的一生才度過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點，接觸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變了想法。假設他被派去插隊，很可能就要自殺了。
談到思維的樂趣，我就想到了父親的遭遇。父親是一位哲學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從事思維史的研究。在老年時，他告訴我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一個大搬家的宅院裡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穫了無數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斷壁殘垣，收到一本名為《邏輯探索》的書里，在他身後出版。眾所周知，他那一輩的學人，一輩子能留下一本書就不錯。這正是因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家裡，只有很少的人會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文化革命之後，讀到了徐遲先生寫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那篇文章寫的很浪漫。一個人寫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這樣浪漫。我個人認為，對於一個學者來說，能夠和同行交流，是一種起碼的樂趣。陳景潤先生一個人在小房子裡證數學題時，很需要有些國外的數學期刊可看，還需要有機會和數學界的同仁談談。但他沒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當然他比沒定理可證的人要快活。把一個定理證了十幾年，就算證出時有絕大的樂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難熬。假如插隊時，我懂得數論，必然會有陳先生的舉動，而且就是最後什麼都證不出也不後悔；但那個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裡描寫得悲慘。然而，某個人被剝奪了學習、交流、建樹這三種快樂，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這種同情我為那些被剝奪了“有趣”的人保留著。
文化革命以後，我還讀到了阿城先生寫知青下棋的小說，這篇小說寫得也很浪漫。我這輩子下過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隊時下的，同時我也從一個相當不錯的棋手變成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庸手。現在把下棋和插隊兩個詞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為沒事幹而下棋，性質和手淫差不太多。我決不肯把這樣無聊的事寫進小說里。
假如一個人每天吃一樣的飯，乾一樣的活，再加上把八個樣板戲翻過來倒過去的看，看到聽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贊成羅素的一句話：“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數的參差多態都是敏於思索的創造出來的。當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贊成我們的意見。他們必然認為，單一機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說，要讓大家“虛其心而實其腹”，我聽了就不是很喜歡：漢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我看來是個很卑鄙的行為。摩爾爵士構想了一個細節完備的烏托邦，但我象羅素先生一樣，決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這個名單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軍代表，他們想把一切從我頭腦中驅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頁的小紅書。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某種程度的單調、機械是必須忍受的，但是思想決不能包括在內。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
我認為自己體驗到最大快樂的時期是初進大學時，因為科學對我來說是新奇的，而且它總是邏輯完備，無懈可擊，這是這個平凡的塵世上罕見的東西。與此同時，也得以了解先輩科學家的傑出智力。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雖然自己總被擊敗，但也有機會領略妙招。在我的同學裡，凡和我同等年齡、有同等經歷的人，也和我有同樣的體驗。某些單調機械的行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帶來快感，但因為過於簡單，不能和這樣的快樂相比。藝術也能帶來這樣的快樂，但是必須產生於真正的大師，象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那樣級別的人物，時下中國的藝術家，尚沒有一位達到這樣的級別。恕我直言，能夠帶來思想快樂的東西，只能是人類智慧至高的產物。比這再低一檔的東西，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這種低檔貨，就是出於功利的種種想法。
有必要對人類思維的器官（頭腦）進行“灌輸”的想法，正方興未艾。我認為腦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有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舉。有一些人說它是進行競爭的工具，所以人就該在出世之前學會說話，在三歲之前背誦唐詩。假如這樣來使用它，那么它還能獲得什麼幸福，實在堪虞。知識雖然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當然，如果有人樂意這樣來對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對孩子表示同情而已。還有人認為，頭腦是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的工具，為此必須學會背誦一批格言、教條——事實上，這是希望自己使看上去比實際上要好，十足虛偽。這使我感到了某種程度的痛苦，但還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總有人想要種種理由消滅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這些人想要這樣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說得更確切些，是出於功利方面的考慮。因此他們就把思想分門別類，分出好的和壞的，但所用的標準很是可疑。他們認為，假如人們腦子裡灌滿了好的東西，天下就會太平。因此他們準備用當年軍代表對待我們的態度，來對待年輕人。假如說，思想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改變人的思想，正如為了某個人的幸福把他殺掉一樣，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認為，人應該充滿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這種說法聽上去美妙，卻使我感到恐慌。因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總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誰就成了問題。假設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腦子挖出來扔掉，換上他的，我絕不肯，除非你能夠證明我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人既然活著，就有權保證他思想的連續性，到死方休。更何況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立場來度量的，假如我全盤接受，無異於請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雞到我腦子裡下蛋，而我總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來是長了一個雞窩。想當年，我在軍代表眼裡，也是很低下的人，他們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強加給我們，也是一種腦移植。菲爾丁曾說，既善良又偉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所以這種腦移植帶給我的不光是善良，還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願地用一句功利的說法：在現實世界上，蠢人辦不成什麼事情。我自己當然希望變得更善良，但這種善良應該是我變得更聰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況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善與惡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一條路。不知道何為惡，焉知何為善？所以他們要求的，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假設我相信上帝（其實我是不信的），並且正在為善惡不分而苦惱，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家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並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後者。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拿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麼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丟盔卸甲地逃回城裡。現在我認為，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慧型，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鬆警惕。假設我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假如讓我舉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了。可能是因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為已經成年，反正你要讓我去解放什麼人的話，我肯定要先問問，這些人是誰，為什麼需要幫助；其次還要問問，幫助他們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後我還要想想，自己直奔雲南去挖坑，是否於事有補。這樣想來想去，我肯定不願去插隊。領導上硬要我去，我還得去，但是這以後挖壞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認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了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了。當然，這結論絕不是說當年那些軍代表是些裝傻的奸邪之輩——我至今相信他們是好人。我的結論是：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你勸一位自以為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你讓他捨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為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按這個標準，別人說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惡時；別人說我最邪惡，就是我最善良時。當然我不想把這個標準推薦給別人，但我認為，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了很多機會。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許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恆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於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裡存在的種種問題。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象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象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麼，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了。考慮到那恆河沙數才智之士的總和是一種難以想像的龐大資源，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種想法一直在實行中，也就是說，對於現實世界的問題，從愚蠢的方法找辦法。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家自漢代以後，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只說明我是倖存者之一。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了。
我雖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一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麼有很多人總是這樣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歷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么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慧型活動里，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
在一切價值判斷之中，最壞的一種是：想得太多、太深奧、超過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種罪惡。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誠然，這種快樂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但我們不該對此負責任。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取消這種快樂，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計算在內——這世界上有人喜歡豐富，有人喜歡單純；我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假如我對科學和藝術稍有所知的話，它們是源於思想樂趣的滔滔江河，雖然惠及一切人安這江河決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為他們而流，正如以思想為樂趣的人不是為他們而生一樣。
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人當然有不思索、把自己變得愚笨的自由；對於這一點，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問題在於思索和把自己變聰明的自由到底該不該有。喜歡前一種自由的人認為，過於複雜的思想會使人頭腦昏亂，這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裡一位質樸的農民請到城市的化工廠里，他也會因複雜的管理感到頭暈，然而這不能成為取消化學工業的理由。所以，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現在我周圍的世界又充滿了文革時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只能使我驚，不能使我懼。因為我已經活到了四十二歲。我在大學裡遇到了把知識當做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學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讀到了我想看的書——這個書單很是龐雜，從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直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這最後一批書實在是很不堪的，但我總算是把不堪的東西也看到了。當然，我最感謝的是那些寫了好書的人，比方說，蕭伯納、馬克·吐溫、卡爾維諾、杜拉斯等等，但對那些寫了壞書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寫了幾本書，雖然還沒來得及與大陸讀者見面，但總算獲得了一點創作的快樂。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親幸福，比那些將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輕人幸福。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歷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呼籲當然是對那些立志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
（原載《讀書》1994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