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顛覆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很多的人都在研究這個問題特別是由於西方的金融危機更急劇升高這正威脅著世界
不藉助於個體心理學，也許不能明白有人為何要殺人如麻；沒有群體心理學，則人們永遠無法理解，為何仍會有那么多人認為他不但做得正確，並且偉大無比
簡介
如果回顧一下現代心理學的發展史，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從19世紀向20世紀轉折之際，可以稱為這門學科的“軸心時代”。正是在這個時期，兩種最重要的心理學基礎理論同時誕生。
第一種心理學是一般人熟知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弗氏為了解釋自己臨床經驗中觀察到的一些病態的精神現象，在概念建構上表現出非凡的創新能力，他發明了好多至今為人熟知的概念：伊德(id)、利比多、無意識、戀母情結、神經機能症(neurosis)等等。他那些驚世駭俗的作品，使心理分析師在現代人的情感危機中取代了教會牧師的位置。由於這門學問被作者本人和大量弗迷們擴展到領悟人生的各個領域，還催生出一大批品色參差不等、種類繁多的作品。
同弗洛伊德相比，由兩位法國人勒龐和塔德開創的“群體心理學”，不但用語樸素，知名度也相對較低。他們沒有像弗洛伊德那樣獨創一套話語體系，大體上只用常規語言和傳統的社會學羅列法，讀起來要比弗洛伊德輕鬆很多，但其弱點在於不能如弗氏學說那樣可以給神秘怪異的個性張目，扮演衝決陳規陋習的巨大動力，所以除了少數野心家和社會學家對它感興趣外，一般人好像寧肯採取眼不見為淨的態度。
這兩種心理學，其一著眼於個體心理因素與“異常行為”的關聯，其二則專注於“正常”個體聚集成群後發生的可怕的心理變態。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揭示了人類心理中存在著某些不受理性原則支配的強大因素。它們似乎在一夜之間使理性主義的傳統科學變成神話，又把往日神秘莫測的因素納入科學解釋，由此形成了一股解構18世紀以來歐洲理性主義的強大洪流。
自弗洛伊德的學說問世以來，姑不論那些只為迎合偷窺癖的三流作品，出於一些更嚴肅的考慮，用他的心理分析法研究大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著作，也一直不絕如縷。其原因我們不難推斷，這種人所導致的並不是描述心理變態的小說或繪畫，而是改變和毀滅了千百萬人的命運。不過群體心理學又告訴我們，不能只追究上帝或先知，還得問責於信眾。要想真正搞清楚有關的大事件，只搞心理學的個人問責制是不夠的。英雄不但具備獨一無二的稟性，也是由囂聚於他身邊的人群所造就。這么說吧，不藉助於個體心理學，也許不能徹底明白有人為何要殺人如麻；沒有群體心理學，則人們永遠無法理解，為何仍會有那么多人認為他不但做得正確，並且偉大無比。
記得四年前為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寫一篇序言時，在翻查資料上頗費周折。若是當初手頭有這本《群氓的時代》，想必會省下不少功夫，甚至可以乾脆就不必去寫。莫斯科維奇的這本書把勒龐、塔德和弗洛伊德的理論作了細緻而系統的梳理，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民眾心理學理論的全景圖。由於大部分內容是以作者在盧萬大學的演講為基礎寫成，所以讀起來也不像理論專著那樣枯燥無味。
正如他在導論中所說，自群體心理學誕生一百年來，這門學問所取得的進展十分有限，後來的著述也許少了些粗糙，多了些精緻，但無論問題還是答案，依然沒有超出勒龐等人建立起來的框架。大體說來，由他們建立的這種理論，皆強調心理因素在集體行為的首要作用。與傳統的政治或經濟學說———不管是左翼的還是資產階級的———假設相反，他們通過揭示群體對理智的蔑視和對暴力的嗜好，用心理學的事實砸爛了“我們的夢幻工廠”。
在這門學科的建立上，勒龐有著無可動搖的祖師地位。用作者的分類，他就像馬克思、孔德、達爾文和施賓格勒一樣，屬於那種學術體制外的天才，加之其顯而易見的右派立場，受到法國學術界的排斥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身後的寂寞卻與他的讀者同樣引人矚目：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到戴高樂和西奧多·羅斯福，從索雷爾、熊彼得到法蘭克福學派和阿倫特，都對他的創見讚賞有加。無論他的著作按學術標準看是多么粗糙，他不但為後來的群體心理學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基本範疇，並且文筆洗鍊暢達，直抒胸臆，可以給人帶來閱讀荒誕劇的快感。
在塔德和勒龐之間，因為兩人的學說過於相似，曾發生過一場誰是群體心理學首創者的筆墨官司。但是塔德自有他的貢獻在，他對領袖和民眾的關係作了更深入的發掘，並對“交流”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充滿洞見，當代一些“大眾文化”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只是其思想的翻版。他筆下的現代社會的“交流”，同哈貝馬斯推崇的“理性交往”相反，只會把孤獨狀態下的理性人更迅速地改造成智力低下的群體。按他的理解，自從報紙這類媒體普及以來，一個坐在家裡讀社論時評或廣告的人，與中世紀農舍里的村夫已經大不相同，他同千千萬萬的個人形成了一個“隱形群體”，同屬於一個中心，隨時能夠走上街頭。他們或是去看娛樂偶像的演出，或是築街壘舉標語，但原因都是一樣的。
與以上兩人相比，弗洛伊德只是這個領域的一個尾隨者，算不得開山之人。《民眾心理學與自我分析》一書是弗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勒龐著作的雙重刺激下寫成，他用“愛欲”和“戀父情結”之類自己特有的概念去解釋勒龐，試圖把後者的思想納入自己的精神分析體系。他在起點上有著和勒龐和塔德截然不同的理論預設，在後兩人看來，孤獨的個體還算正常而理性，只是到了群體中才會變得扭曲，他則認為個體的心理如果健全，那么到了群體中也沒有出毛病的道理。所以他似乎又把群體心理還原為個體心理了。
說起來，在勒龐或弗洛伊德之前，有關民眾心理學的思想並非不見於文獻史。蘇格拉底就是死於被他“說話太有道理”所激怒的雅典民眾；馬基雅維利在給他的“新君主”獻計時也說，人皆善於“忘恩負義、反覆無常、裝模作樣、虛情假義”，所以統治者與其博取眾人愛戴，不如令其恐懼更安全。顯然，這些話與群體心理學中那些洋洋灑灑的敘述相距不遠。17世紀的英國普通法法官會說，他在斷案時既不能聽命於國王，更不能屈從於下院和民眾的意見；美國的聯邦黨人既知道存天理不能也不必滅人慾的道理，也曉得建立自由政體不能全靠統治者的個人品質和公民美德。他們雖沒有明確表述民眾心理學的原理，卻都暗示著對英雄和民眾組織健全社會的深刻懷疑。
但是，與現代相比，近代以前的世界在精神和制度權威的穩定性方面遠非今日能比，而動員民眾的手段則大為遜色，歷史依然可以主要由帝王將相或宗教先知來書寫。從這個角度說，群體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是與宣傳的技術手段分不開的。今天，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廣告策劃，經銷商還是演藝明星，都在猜度民眾心理，因為只有民眾能為他們提供權力的正當性，提供金錢和名聲。對於前一種人，我們在了解了“民眾心理”之後，不可不警惕他變成一個事事繞開成規尤其是獨立的法律程式，直接發動民眾的“魅力領袖”。至於那些只為個人博取經濟利益者，政治運動中的“民眾人”在他們眼裡已然成為馬爾庫塞筆下不長出息的“消費大眾”，所以只要遵守遊戲的規矩，學習和運用一下民眾心理學，比如找來各路名流充當一時的“消費領袖”，並無大礙。
不過，有一點是這兩種人都值得牢記在心的。正如艾略特所說，人這種動物承受真相的能力很有限。遁入虛幻之境是他消除痛苦最有效的心理機制之一，所以他喜歡那些折射出某種集體幻覺的東西。但是在現代社會裡，這種喜愛總是短暫的。韋伯把它視為“魅力領袖”的事業逃不掉“平庸化”命運的根源；用莫斯科維奇的比喻來說則是，私奔時的激情澎湃，遠不如婚姻的恬淡來得長久。(馮克利)
《顛覆》這么誇張的書名，第一反應：這又是吸引眼球的噱頭，翻開草草讀過，就覺得書中的內容比書名還要“駭人聽聞”。全書始終圍繞著在世界企業舞台和中國企業舞台上處在風口浪尖、備受關注的超級大公司進行分析，用不依附於任何現有理論和輿論的客觀觀點，清晰全面地為讀者解析了哪些是真正的世界級成功公司、哪些注定只會紅極一時，煙消雲散之後，最終在商業教科書的反面案例中被反覆提及；對比目前中國企業界，一直被大家視為優秀的企業和成功的企業家，作者更是給了深刻、嚴肅的評價——任何依靠政府資源、行業壟斷、打壓供應商、搞價格戰、關注眼前利益、偷稅漏稅、對客戶價值沒有清晰定位的超級大公司，只會在競爭越來越充分的市場規則下，落得慘敗，作者還尖刻地指出，一批在過去計畫經濟體制下成功的企業家，已經不再適應時代，需要被淘汰。
作為一個職業人，作為一個普通讀者，甚至作為不承擔任何商業角色的父母、孩子，你都能從《顛覆》所提供的思想盛宴中得到升華。在作者對商業社會的精闢分析之下，我們在震撼過後，不禁要思考，人生成長的軌跡，也與企業成長一樣，不遵循忠、效、禮、義等基本原則的人，注定無法成大器，甚至還要走彎路。
我們都知道，很多家長在這樣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不要去傷害別人，但別人要傷害你，你一定要還手。我自己也曾經很矛盾,到底應該怎樣教育孩子？面對那么多不講規則的人，如果一味告訴孩子要講文明、懂禮貌，孩子受到傷害怎么辦？讀了姜博士的書，我對這個一直困惑的問題，有了清晰的認識，破壞規則的教育，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當孩子真正獨立的那一天，面對各種複雜的情況，失去了判斷問題的原則，那樣的結果是與那些不遵守市場規則的大公司一樣，當他（她）面對日異激烈的人才競爭，只能彷徨、落魄、最終無法立足在社會上。
姜博士書中最精闢的一句話——“我承諾：我肯定我的獨立與尊嚴，我顛覆我的依賴與權謀”，這既是對現有商業規則的顛覆，更是對中國人心靈深處權謀和依賴心理的顛覆。個人認為，這本書起名“顛覆”，無論跟商業社會的流行觀點，還是現實社會的生存規則相比，作者表述的不依附於任何現有理論和輿論的思想內容都配得上使用這兩個字。
《顛覆》，姜汝祥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2月，定價：32.00元
不藉助於個體心理學，也許不能明白有人為何要殺人如麻；沒有群體心理學，則人們永遠無法理解，為何仍會有那么多人認為他不但做得正確，並且偉大無比
如果回顧一下現代心理學的發展史，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從19世紀向20世紀轉折之際，可以稱為這門學科的“軸心時代”。正是在這個時期，兩種最重要的心理學基礎理論同時誕生。
第一種心理學是一般人熟知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弗氏為了解釋自己臨床經驗中觀察到的一些病態的精神現象，在概念建構上表現出非凡的創新能力，他發明了好多至今為人熟知的概念：伊德（id）、利比多、無意識、戀母情結、神經機能症（neurosis）等等。他那些驚世駭俗的作品，使心理分析師在現代人的情感危機中取代了教會牧師的位置。由於這門學問被作者本人和大量弗迷們擴展到領悟人生的各個領域，還催生出一大批品色參差不等、種類繁多的作品。
同弗洛伊德相比，由兩位法國人勒龐和塔德開創的“群體心理學”，不但用語樸素，知名度也相對較低。他們沒有像弗洛伊德那樣獨創一套話語體系，大體上只用常規語言和傳統的社會學羅列法，讀起來要比弗洛伊德輕鬆很多，但其弱點在於不能如弗氏學說那樣可以給神秘怪異的個性張目，扮演衝決陳規陋習的巨大動力，所以除了少數野心家和社會學家對它感興趣外，一般人好像寧肯採取眼不見為淨的態度。
這兩種心理學，其一著眼於個體心理因素與“異常行為”的關聯，其二則專注於“正常”個體聚集成群後發生的可怕的心理變態。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揭示了人類心理中存在著某些不受理性原則支配的強大因素。它們似乎在一夜之間使理性主義的傳統科學變成神話，又把往日神秘莫測的因素納入科學解釋，由此形成了一股解構18世紀以來歐洲理性主義的強大洪流。
自弗洛伊德的學說問世以來，姑不論那些只為迎合偷窺癖的三流作品，出於一些更嚴肅的考慮，用他的心理分析法研究大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著作，也一直不絕如縷。其原因我們不難推斷，這種人所導致的並不是描述心理變態的小說或繪畫，而是改變和毀滅了千百萬人的命運。不過群體心理學又告訴我們，不能只追究上帝或先知，還得問責於信眾。要想真正搞清楚有關的大事件，只搞心理學的個人問責制是不夠的。英雄不但具備獨一無二的稟性，也是由囂聚於他身邊的人群所造就。這么說吧，不藉助於個體心理學，也許不能徹底明白有人為何要殺人如麻；沒有群體心理學，則人們永遠無法理解，為何仍會有那么多人認為他不但做得正確，並且偉大無比。
記得四年前為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寫一篇序言時，在翻查資料上頗費周折。若是當初手頭有這本《群氓的時代》，想必會省下不少功夫，甚至可以乾脆就不必去寫。莫斯科維奇的這本書把勒龐、塔德和弗洛伊德的理論作了細緻而系統的梳理，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民眾心理學理論的全景圖。由於大部分內容是以作者在盧萬大學的演講為基礎寫成，所以讀起來也不像理論專著那樣枯燥無味。
正如他在導論中所說，自群體心理學誕生一百年來，這門學問所取得的進展十分有限，後來的著述也許少了些粗糙，多了些精緻，但無論問題還是答案，依然沒有超出勒龐等人建立起來的框架。大體說來，由他們建立的這種理論，皆強調心理因素在集體行為的首要作用。與傳統的政治或經濟學說---不管是左翼的還是資產階級的---假設相反，他們通過揭示群體對理智的蔑視和對暴力的嗜好，用心理學的事實砸爛了“我們的夢幻工廠”。
在這門學科的建立上，勒龐有著無可動搖的祖師地位。用作者的分類，他就像馬克思、孔德、達爾文和施賓格勒一樣，屬於那種學術體制外的天才，加之其顯而易見的右派立場，受到法國學術界的排斥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身後的寂寞卻與他的讀者同樣引人矚目：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到戴高樂和西奧多·羅斯福，從索雷爾、熊彼得到法蘭克福學派和阿倫特，都對他的創見讚賞有加。無論他的著作按學術標準看是多么粗糙，他不但為後來的群體心理學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基本範疇，並且文筆洗鍊暢達，直抒胸臆，可以給人帶來閱讀荒誕劇的快感。
在塔德和勒龐之間，因為兩人的學說過於相似，曾發生過一場誰是群體心理學首創者的筆墨官司。但是塔德自有他的貢獻在，他對領袖和民眾的關係作了更深入的發掘，並對“交流”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充滿洞見，當代一些“大眾文化”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只是其思想的翻版。他筆下的現代社會的“交流”，同哈貝馬斯推崇的“理性交往”相反，只會把孤獨狀態下的理性人更迅速地改造成智力低下的群體。按他的理解，自從報紙這類媒體普及以來，一個坐在家裡讀社論時評或廣告的人，與中世紀農舍里的村夫已經大不相同，他同千千萬萬的個人形成了一個“隱形群體”，同屬於一個中心，隨時能夠走上街頭。他們或是去看娛樂偶像的演出，或是築街壘舉標語，但原因都是一樣的。
與以上兩人相比，弗洛伊德只是這個領域的一個尾隨者，算不得開山之人。《民眾心理學與自我分析》一書是弗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勒龐著作的雙重刺激下寫成，他用“愛欲”和“戀父情結”之類自己特有的概念去解釋勒龐，試圖把後者的思想納入自己的精神分析體系。他在起點上有著和勒龐和塔德截然不同的理論預設，在後兩人看來，孤獨的個體還算正常而理性，只是到了群體中才會變得扭曲，他則認為個體的心理如果健全，那么到了群體中也沒有出毛病的道理。所以他似乎又把群體心理還原為個體心理了。
說起來，在勒龐或弗洛伊德之前，有關民眾心理學的思想並非不見於文獻史。蘇格拉底就是死於被他“說話太有道理”所激怒的雅典民眾；馬基雅維利在給他的“新君主”獻計時也說，人皆善於“忘恩負義、反覆無常、裝模作樣、虛情假義”，所以統治者與其博取眾人愛戴，不如令其恐懼更安全。顯然，這些話與群體心理學中那些洋洋灑灑的敘述相距不遠。17世紀的英國普通法法官會說，他在斷案時既不能聽命於國王，更不能屈從於下院和民眾的意見；美國的聯邦黨人既知道存天理不能也不必滅人慾的道理，也曉得建立自由政體不能全靠統治者的個人品質和公民美德。他們雖沒有明確表述民眾心理學的原理，卻都暗示著對英雄和民眾組織健全社會的深刻懷疑。
但是，與現代相比，近代以前的世界在精神和制度權威的穩定性方面遠非今日能比，而動員民眾的手段則大為遜色，歷史依然可以主要由帝王將相或宗教先知來書寫。從這個角度說，群體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是與宣傳的技術手段分不開的。今天，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廣告策劃，經銷商還是演藝明星，都在猜度民眾心理，因為只有民眾能為他們提供權力的正當性，提供金錢和名聲。對於前一種人，我們在了解了“民眾心理”之後，不可不警惕他變成一個事事繞開成規尤其是獨立的法律程式，直接發動民眾的“魅力領袖”。至於那些只為個人博取經濟利益者，政治運動中的“民眾人”在他們眼裡已然成為馬爾庫塞筆下不長出息的“消費大眾”，所以只要遵守遊戲的規矩，學習和運用一下民眾心理學，比如找來各路名流充當一時的“消費領袖”，並無大礙。
不過，有一點是這兩種人都值得牢記在心的。正如艾略特所說，人這種動物承受真相的能力很有限。遁入虛幻之境是他消除痛苦最有效的心理機制之一，所以他喜歡那些折射出某種集體幻覺的東西。但是在現代社會裡，這種喜愛總是短暫的。韋伯把它視為“魅力領袖”的事業逃不掉“平庸化”命運的根源；用莫斯科維奇的比喻來說則是，私奔時的激情澎湃，遠不如婚姻的恬淡來得長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