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報界
1909年春，徐血兒接觸到于右任主辦的《民呼報》，該報抨擊時弊、鼓吹民主共和，使他倍感親切。未久，《民呼報》遭禁，同年秋，于右任再創《民吁報》，徐血兒開始向《民吁報》投稿。從學校畢業後，徐血兒隻身來到上海，專程拜訪《民吁報》社長宋教仁、主筆于右任等人。宋、於等人見他出語不凡，意欲投身革命，遂將其留在排字車間見習。一日，徐血兒見送來的報紙樣版上還缺一篇稿件，遲遲未到，在未經編輯審定的情況下，他便將自己的文章《泣血篇》署名“血兒”直接付梓。當小樣送至編輯部審校時，宋教仁、于右任等人見稿拍案稱奇，他們雖批評徐血兒不該擅自採用自稿，但對他的“見機行事”倒也肯定。于右任看過徐血兒的幾篇文章後，便與宋教仁商量，將徐血兒調到編輯部任外勤記者。
然而，《民吁報》僅創刊42天即遭查禁。但很快，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創《民立報》。此前，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已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民立報》的身份是該會的機關報。這時，徐血兒也已是同盟會會員和南社社員，宋教仁和于右任對他的為人和文筆很是賞識，不久，他便與于右任、范鴻仙、邵力子、葉楚傖、談善吾等人共主筆政。武昌起義後，徐血兒與宋教仁等人經常撰寫評論，宣傳革命，鼓吹共和。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徐血兒出任《民立報》主編。當時，談善吾的小說，葉楚傖的散文，徐血兒的政論，並稱“《民立》三妙”。以筆代槍
揭露軍閥醜行
1911年11月，熱衷復辟的軍閥張勛日漸暴露其醜惡面貌，徐血兒洞察其奸，憤激為文，在《民立報》上先後發表了《同胞，共速殺南京土匪張勛》和《勵征南京健兒行》等時政短評，對張予以揭露與撻伐。
1912年5月，徐血兒被推選為中國同盟會本部駐滬機關文事長。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他兼任國民黨上海支部文書主任。1912年12月，在袁世凱竊據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徐血兒又在《民立報》發表多篇討袁檄文。其中影響較大者有《聲討漢奸》、《鐵瓮城頭革命旗》和《袁氏其悔過乎》等。深受好評
《民立報》在當時是革命黨人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喉舌。據鄭逸梅回憶，當時的上海報館大多集中在四馬路望平街一帶，《民立報》每出一期，望平街上爭購者常常“萬頭攢動”，時有一聯稱：“千軍難御血兒筆，萬民欣賞力子文”。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當時正在長沙一所鄉辦中學讀書，1936年，他與斯諾談話時這樣說道：“在長沙，我有生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一個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著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訊息，這個起義由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我深為這個故事所感動……以致於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其時的徐血兒，已是《民立報》撰寫時評的主筆。討袁輿論先導
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應袁世凱之邀北上商討國事。黃興、廖仲愷、于右任、徐血兒等人去上海北站送行。當宋教仁步入檢票口與送行人握別時，慘遭袁世凱的雇用殺手槍殺。當時，徐血兒與其他陪送人員在側，目睹這一慘案，悲痛欲絕，憤激萬分。在宋教仁的追悼會上，徐血兒滿懷悲情為殉難的宋教仁撰寫了輓聯：“為平民政治而死，懼獨夫專制復生。”徐血兒與宋教仁私交甚好，他是在宋的扶掖下成長起來的。宋起草《國民黨大政界》時，即由宋口述，徐血兒筆錄。宋教仁原本還想與徐血兒合作《辛亥革命外史》，也因被殺未果。事實上，宋北上之前，徐血兒也曾勸他不要去，但被宋婉拒了。
事後，徐血兒收集各方面材料，秉筆直書，撰寫了《宋遁初先生昭雪案》一書共4冊，同時還編撰了《宋漁夫集》一書。徐血兒在這兩部書中無情揭露了袁世凱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徑，進一步激發起全國人民反袁討袁的強烈義憤。此後，全國各省人民的討袁運動風起雲湧。他的那些討袁檄文，也為名垂史冊的“護國戰爭”作了輿論先導。險遭暗殺
徐血兒的義舉為袁世凱及其朋黨嫉恨，他們先後三次懸賞緝拿徐血兒。一次，袁世凱雇用殺手，欲置徐血兒於死地，卻因摸錯了門牌號碼，殺錯了人。但徐血兒置生死於度外，他一面繼續在《民立報》撰文，揭露袁賊的復辟帝制陰謀；一面親自帶領報社職工，將出版的《民立報》報紙送到蘇州河邊的小火輪上，以保證蘇州、無錫等地的讀者能及時了解當時事態的發展。與此同時，血兒還秘密從事同盟會和革命黨上海總部機關工作，協助有關人士組織當時的“義勇軍”、“敢死隊”以及參加“南社”的各項政治活動。
英年早逝
徐血兒幼年喪母，婚後不久，血兒就查出自己患有肺結核病。醫生勸他要及時治療，最好能靜養一段時間，可他卻一笑了之，不以為然。在辛亥革命期間，血兒除以筆代槍，為民主共和竭力鼓呼外，還不放過任何機會為革命事業奔走效力。 1915年春，徐血兒由於長期勞累過度，以致積勞成疾。此時，他的肺結核病已到晚期。當時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他曾決定派廖仲愷來上海陪同徐血兒去日本治療，然因血兒咯血頻繁，身體虛弱，未能成行。是年9月22日，徐血兒病情突然惡化，經搶救無效，病逝於上海，年僅24歲。徐血兒的喪事，由《民立報》報社同仁葉楚愴、談善吾、朱宗良等人組成的“徐血兒治喪委員會”負責操辦，棺柩存放於上海京江會館。當時，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曾親書輓聯一副：“碌碌吾徒青山又損漁父，茫茫天道黃土忍埋血兒。”
1927年7月，經柳亞子、章士釗、邵力子等社會名流聯名呈報申請，國民黨政府追認徐血兒為革命烈士，在故鄉金壇建造陵園，並發給家屬憮恤金。是年秋，徐血兒靈柩由上海遷葬金壇南郊顧龍山麓，並由於右任先生題書墓碑：“開國名記者徐血兒烈士之墓”。
抗戰勝利後，為紀念徐血兒，金壇教育界旅京同鄉王紹復、湯執中暨邑中教育界人士孫文炳、楊伯雨、高道誠等人會同徐血兒胞兄徐東洲，於1947年8月在縣城丹陽門大街孫氏宗祠內創辦“金壇私立血兒中學”（後改“天復中學”），由於右任先生任名譽董事長，著名教育家徐養秋教授為董事長，王紹復教授為首任校長，並請于右任先生書寫了校牌，1951年學校改名“紅旗中學”，之後，併入金壇縣中。
殉職垂範後世
1915年(民國四年)春，徐血兒由於長期勞累過度，以致積勞成疾。此時，他的肺結核病已到晚期。當時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他曾決定派廖仲愷來上海陪同徐血兒去日本治療，然因血兒咯血頻仍，身體虛弱，未能成行。是年9月22日，血兒病情突然惡化，經搶救無效，病逝於上海，年僅24歲。
徐血兒喪事，由《民立報》報社同仁葉楚愴、談善吾、朱宗良、謝猛軍、錢化佛等人組成的徐血兒治喪委員會負責操辦，棺柩存放於上海京江會館。當時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曾親書輓聯一副：“碌碌吾徒青山又損漁父，茫茫天道黃土忍埋血兒。”1927年(民國十六年)7月，經柳亞子、章士釗、邵力子等人聯名呈報申請，國民黨政府追認徐血兒為革命烈士，在故鄉金壇建造陵園，並發給家屬憮恤金。是年靈柩由上海遷葬金壇南郊顧龍山麓，並由於右任先生題書墓碑：“開國名記者徐血兒烈士之墓”
徐血兒生平主要著作有《宋遁初先生昭雪案》、《宋漁父集》、《滬上春秋》。第二次大革命失敗後，他還曾與葉楚傖聯合創辦《世界雜誌》。
抗戰勝利後，金壇教育界旅京同鄉王紹復、湯執中暨邑中教育界人士孫文炳、楊伯雨、高道誠等人”會同烈士胞兄徐東洲，為紀念徐血兒烈士，於1947年8月在縣城丹陽門大街孫氏宗祠內創辦“金壇私立血兒中學””(後改“天復中學”)，由於右任先生任名譽董事長，著名教育家徐養秋教授為董事長，王紹復教授為首任校長，並請于右任先生書寫了校牌。1951年學校再度改名“紅旗中學”，未久，併入金壇縣中學。
徐血兒1911年(清宣統三年)與同邑於慶翼先生之長女畹秀在上海結婚，婚後生一子名宏亮，4歲夭折，此後收其兄東洲之長子宏宇為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