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與作家蕭軍

《彭真與作家蕭軍》是賀金祥先生的作品，主要記錄了彭真同志與作家蕭軍之間的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友誼，直到1990年蕭軍同志去世。主要講述了抗戰、建國、文革、改革開放等重要時間節點友誼的具體表現，不但是對二人堅貞友誼的歌頌，更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紀實。

彭真與作家蕭軍
.賀金祥
“彭真同志是一位受人尊崇的老革命！”
文革伊始，當林彪、江青一夥欲置彭真同志於死地而後快時，魯迅先生的學生、著名作家蕭軍全然不顧日益逼近的危險，如是說。
蕭軍先生與彭真同志之間的友誼，始於抗日時期的延安，大約是在１９４１年的冬天或者１９４２年的春天，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經毛澤東介紹而相識。自那時起，無論發生什麼政治風浪，也無論自己歷經如何險惡的遭遇，蕭軍都從來沒有動搖過對毛澤東、彭真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敬崇的信念。而蕭軍同彭真同志之間的交往則要更為密切更為長遠，直至他於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２日逝世為止。
蕭軍為之擇友並交往的標準甚是奇特、忠貞而坦誠，謂之曰：魯迅關係。
他於逝世前一年的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０日，在自知餘生無幾時，與家人的一次重要談話中作了如下闡述：
－－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們不是按一般的作家來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袖來看待他們的。其次，我不是他們的下級，我尊重他們，但也並沒有忘記我自己。我們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賓半友的形式相處的。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正因為他們二位對魯迅先生有著深刻的認識，而且十分尊重；魯迅先生對中國共產黨也有著充分的認識的。我們的友情，是建立在“魯迅關係”上的，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和久遠。
－－人們往往對於在上的人容易有禮而難於得體，而對於在下的人又容易得體而難以有禮！自己究竟應該擺在什麼位置上，是個很應當考慮的為人態度問題。……我也不特殊驕傲，也沒什麼特殊謙卑，任其自然！
－－他們都以為我是“李逵”，手持兩把大板斧到處亂錘亂砍！……我有我的思想和理想，我不是只憑感情用事的，我也不是計較個人恩怨和區區瑣事的……
－－一個人為自己而生、而生活會苦惱，處處會碰到死角！一個人為社會而活，前赴後繼是自然規律，就會樂觀，如同魯迅先生，仍活在人們心中！
蕭軍從劉莊回到延安後，第一次鄭重其事地向彭真同志提出了願意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願望。
１９４４年３月，蕭軍偕夫人在延安縣劉莊山溝溝里度過了一段自食其力然而卻其樂融融的山野村民生活後，在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下，回到了延安。一回到延安，他即特意前往拜訪了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同志。針對毛澤東在兩年前力勸他“入黨”的提議，首次鄭重其事地向組織上提出了自己願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重要問題，他還把自己在劉莊鄉下寫的那段有關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的日記給彭真看了。對此，彭真同志十分理解。他知道，蕭軍能夠克服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和自由散漫等缺點，有了入黨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彭真同志聽後非常的高興，因而對蕭軍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這一天的談話，他們談得極為融洽、透徹。最後，彭真同志強調指出：
“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夠做到具體服從嗎？”
“不能！”蕭軍毫不掩飾地說道。“我認為不對我就要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誰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這是我的弱點！難以克服的弱點！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省得給黨找麻煩。”
就這樣，蕭軍自己又撤消了入黨的要求。
“等你什麼時候徹底想通了再來找我。”
彭真同志殷殷地說道，他期待著蕭軍更大的進步。“等等再說吧，我還管不住我自己的感情，我在黨外再跑幾年吧！”
經過考慮，蕭軍結束了他與彭真同志的談話，回到自己所在的黨校三部去了。這是歷史上蕭軍與彭真同志之間的第一次較長時間的推心置腹的談話。蕭軍格外的坦率，他一向這樣認為，在值得自己信賴和敬重的人面前，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而彭真對於蕭軍的態度，同毛澤東同志一樣，除給以必要的關懷、愛護外，還需施以嚴格的要求。談話中，他既充分肯定了蕭軍的長處和優點，尊重他的人格，也極為坦誠地指出了他的缺點和不足，時不時加以督促，幫助他改進。
在東北，蕭軍被莫須有地扣上了三頂帽子，遭到批判。蕭軍晚年慨嘆道，如果彭真同志仍在哈爾濱主持東北局工作，是不可能產生這種結局的。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９月，毛主席、黨中央作出決定，委派彭真同志等去東北地區建立東北局和民主政權。９月中旬，彭真同志臨離開延安時，蕭軍提出要求，讓他也去東北工作。彭真同志當即表示同意，歡迎他回東北工作。
是年１１月中旬，蕭軍隨同周揚、沙可夫率領的“魯藝文藝大隊”踏上了赴東北的旅程。臨離開延安前，蕭軍特地到毛主席住處去辭行。毛主席親切地囑告道：希望他回到東北以後，能與彭真同志密切配合，協助彭真同志開展好東北解放區的文化工作。最後，毛澤東又一次親切地對蕭軍說道：
“聽彭真同志說你有過入黨的要求，我們歡迎你！到了東北，如果考慮成熟了，可以向東北局提出來！”
毛澤東說這番話的時候，朱德和劉少奇同志也在場。隨後，毛澤東邀蕭軍同去朱德總司令家共進午餐。飯畢，毛澤東和朱總司令一起將蕭軍送到大路旁才揮手告別。
蕭軍一家抵達張家口之後本想接著回東北，因前行路上有戰爭，便在鄧拓同志任社長的晉察冀日報社暫時駐足。
１９４６年８月，中共東北局作出了一項重要決定：任命非黨人士的魯迅學生、東北人民熟知的《跋涉》和《八月的鄉村》作者蕭軍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隨後，東北局書記彭真即派專人前往張家口迎接蕭軍赴東北工作。經過月余旅程，蕭軍一家乘坐著一輛敞蓬卡車抵達黑龍江。途中經停內蒙古張北時，還受到了雲澤（烏蘭夫）同志的隆重款待。
受彭真同志的委託，蕭軍為哈爾濱各單位、機關、學校等作了６０多場的專題演講，聽眾達七、八萬人之多。他熱情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闡明民主政府的主張，解答民眾提出的各種問題。到了晚上，蕭軍都要及時向彭真同志匯報白天演講的情況，然後加以研究、分析……
後來，蕭軍將民眾提出的各類問題經過概括、歸納後，形成了４大集書面材料，交給了彭真同志，作為黨和民主政府進行解放區各項工作的參考。
１９４７年初，在彭真同志的關懷和支持下，蕭軍多年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他辭去了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之職，親手創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並擔任主要負責人。
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５日，在老一代共產黨人舒同的反覆開導下，蕭軍決心放棄個人的“小我”，收斂起個人的自由主義，書信一封給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同志。
信中這樣寫道：
凱豐同志：多少年來，我留在黨外，這決非從任何個人動機出發，而是從革命客觀需要出發－－這是我個人的認識－－幾次和彭真、毛澤東以及其他同志談到入黨問題，我在堅持這看法的同時也覺得自己思想、感情還未成熟，因此拖到如今。
在我個人感到現在已是我走入共產黨的時期了－－主觀和客觀條件已經到了應該解決的時期了，因此我今天鄭重提出，請求加入共產黨，請你轉達東北局，如何考慮給以回答。此信由舒群同志轉達並托他口述一切。此致敬禮！
蕭軍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很快，蕭軍要求入黨一事，由已經調到中央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彭真同志，向毛澤東同志作了專門匯報。８月，經中共中央、毛澤東同意，批准接受蕭軍為中共黨員，並由東北局正式通知了他：可以參加所在黨小組生活了。然而，世有不測風雲，幾天后，卻發生了一件令仇者快、親者痛的突發性事件：在林彪、高崗等人的授意下，蕭軍竟被莫須有地冠之以“反蘇、反共、反人民”的三項彌天大罪，並在全東北解放區內遭受到曠日持久的點名批判。緊接著，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停辦了，而他本人也被撤消了一切職務，下放撫順礦山“體驗生活”。自然，參加黨生活一事也就成了泡影。
直到晚年，一提及當年令他罹難的“文化報”事件，以及頭上那頂戴了三十年之久的“三反”帽子，蕭軍的心境就難以平靜下來。他說，如果彭真同志仍在哈爾濱主持東北局工作，是不可能產生這種結局的，至少，問題遠不會如此這般“嚴重”，更何況他是一個黨外人士。
往後數十年的事實充分表明，彭真同志始終如一地實事求是地對待蕭軍，而且不斷地給予他真誠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具體的幫助。
建國後，蕭軍在北京數度淪入困境，甚至想棄文從醫。彭真說，共產黨是不能餓死人的，總得給出路。
１９５０年，韓戰爆發。隨後，東北疏散人口，經組織同意，蕭軍夫人領著兒女回到北京與離別１２年的父親團聚。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６日，蕭軍也來到了北京，與妻兒同住岳父母處。由於東北局個別人百般刁難，拒轉組織關係，到北京後，蕭軍既無生活費可領取，也沒有哪家單位給予接收。在這重重困境下，蕭軍只得一面向親友借貸度日，一面積極從事寫作。及至次年春夏之交，為生活所迫，蕭軍提筆給擔任北京市長的彭真同志寫去了一封請求安排工作的信。彭真同志收到後給予了特別通融，分配蕭軍去設在北海公園內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文物組任考古研究員，月發生活費１２０元，另月發房租補貼２０元，這才能使蕭軍解決了燃眉之急。
後來，在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８年，蕭軍兩度受到批判，再度陷入困境。在此期間，蕭軍歷經多年潛心攻研，掌握了正骨、針炙、按摩等醫療技術，決定棄文從醫。至１９５９年５月，蕭軍致函彭真，請求市政府給予他行醫和考試機會。不日，市政府派來了市衛生局的兩位局長，了解了有關情況。５月２０日，三位中醫專家對蕭軍進行了面試。之後，蕭軍又兩度致函彭真，請求給以正式的考試機會。然而，其結果卻是戲劇性的：９月１日，蕭軍接到了去北京市文化局談話的通知。自１０月１日起，蕭軍被安排到北京市戲曲研究所任研究員。因東北局一直沒轉工作關係，因此，無法定工資級別，每月發給生活費１１０元。大約是在１９８４年的春天，蕭軍與曹禺同志應邀在彭真同志家作客。席間，蕭軍女兒蕭耘問道：
“彭老，父親從東北到了北京之後，決心棄文從醫，而且還考取了中醫‘正骨、按摩’的開業文憑，馬上就要掛牌營業了，傳說是北京市委下了指示，說蕭軍行醫，影響太壞，於是，市里就把他安排到……這才有了固定的生活費，養活了我們這一幫兒女……確曾有過這樣的事嗎？
“嗯，有這回事。”彭真同志笑著點點頭說道。不過，當時我是這么講的：蕭軍在東北有什麼錯誤，我不過問。有一條－－共產黨是不能餓死人的，總得給出路。而且，他又是《八月的鄉村》的作者，影響面很大……那時候，由我來主持北京市的工作，說話還算數吧！
他的話，引起了在座人的一陣歡笑。
事實也如此，彭真同志從來沒有間斷過對蕭軍的關懷、幫助，他們之間一直保持著真誠的密切的聯繫。尤其是在蕭軍身患絕症後，彭真同志對蕭軍的關懷、幫助尤為可貴、及時。
蕭軍晚年身患絕症，又多次得到彭真同志的關懷。蕭軍臨終之際致信彭真：“我平生沒有什麼遺憾的事”，“我是盡了一個中華子孫應盡的力”，“只是朋友們的情誼，確時時使我感到關情切切，難以自己”。
１９８７年５月，蕭軍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港澳歸來後，在一次便血後，被確診為“賁門癌”。６月１９日下午３時許，正在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彭真委員長聞訊後，即委託自己的秘書趕往海軍總醫院探望了蕭軍。與此同時，彭真同志還親自給醫院負責人打了電話，關切地詢問了病情，並請他們多多關心蕭軍的治療……
在此次探望中，彭真秘書還詳細地聽取了蕭軍提出的關於尋找當年東北演講材料、關於魯迅著作著作權、關於請求提前安排煤、衛、暖設施齊全住宅等問題的意見和請求。
距這半年後，１９８７年的１２月１１日，在彭真同志的親切關懷下，蕭軍一家從居住了幾十年的後海邊一處危樓搬入了新落成的京西木樨地茂林居有單獨走廊、設施齊全、寬敞明亮的一個高層大套。然而，由於病情的急劇變化，蕭軍只住了一個月，便又再度住進了海軍總醫院，直至逝世。但是，他從心底里深深感激彭真同志，使他在臨終前圓了一個夙願，也使他得以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及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禮賢下士、真誠與偉大。
在蕭軍再度入院不多日－－１９８８年２月３日晚８時許，即將卸任的彭真委員長偕夫人張潔清前往海軍總醫院探望了病重中的蕭軍。一見面，這兩位在延安結識的老人緊緊地握著手，半天也不鬆開……
彭真同志親切地對蕭軍說道：早就想來了，事情太多，總是脫不開身。他希望蕭軍安心養病，醫院已經做好了準備，會全力以赴治療的。彭真同志還勉勵說：“你是一個堅強的人，會堅持住的……”
蕭軍聽了十分激動，他說自己對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怎么樣都行，醫生、護士都照顧得很好。末了，他請彭真同志放心，並希望彭真同志及夫人多加保重。
臨別時，彭真同志又一次囑託海軍總醫院的曹院長：盡最大努力救治蕭軍。
１９８８年３月１日晨７時許，彭真同志遣專人送達一信。信中這樣寫道：蕭軍同志：
聞醫院已和你商定明日動手術，不禁一則以喜，二則以懼。像我們這樣高齡的人動這類手術，怎能不令人多少有點擔心，但想到手術的結果會切除疾病，又感到高興。
不用說你會知道醫院既決定動手術當然要竭力採取萬全措施，同時，你是飽經戰鬥，剛強成性，而又胸襟豁達的人，必能和醫生緊密配合，保證手術的順利成功。等候佳音，並祝早日健復。
彭真
二月二十九日夜
３月２日，為龍年元宵節，在接受開腔手術前，蕭軍在子女們的攙扶下，掙扎著從床上坐起，鄭重無比地在給彭真同志的覆信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又蓋上印章。覆信寫道：
彭真同志：
收到您２月２９日夜寫給我的信，很為感謝。
對自己的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特別是對這疾病，如今是非除祛不可！“改良主義”是不行的。
我平生沒有什麼遺憾的事，無論是用口，還是用筆，以至用手，我是盡了一個中華子孫應盡的力……只是朋友們的情誼，確時時使我感到關情切切，難以自己。
您，年紀比我長，國事又如此地繁忙，萬望您能有勞有逸永葆康健。海軍醫院的同志們和我本人都有信心闖過這一“關”。請放心。
潔清同志及孩子們同此問候。
祝
好！
蕭軍上
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
于海軍醫院５０２２室
雖然由於癌細胞全身擴散，手術回天無力，但是，在其後三個來月的救治中，彭真同志不止一次地過問他的治療情況，即使是在卸任後，以及在外地，彭真同bsp;４月１５日，北京春回大地，彭真及夫人張潔清委託秘書給送來了自己院子裡開放的丁香、海棠等鮮花以示慰問。蕭軍見了頓時精神振奮，高高興興地給鮮花攝影留念。隨後，他又興致勃勃地取過筆和紙，給醫生們寫了起來：
趙大夫、徐主任：
這是我們尊敬的朋友送來他們院中的鮮花，我願這光榮歸於您們，謹此奉上。此致敬禮！
蕭軍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５日
６月２２日凌晨零時５０分，蕭軍逝世。當天正在外地的彭真及夫人張潔清致電蕭軍夫人王德芬，以示沉痛的哀悼，並慰問家屬。
７月８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的蕭軍遺體告別儀式上，彭真同志敬輓的花圈安放在十分醒目的位置上。
１９９０年，在蕭軍離開人世兩周年之際，彭真同志欣然提筆，為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即將付梓的《蕭軍紀念集》題寫了蒼遒挺拔的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