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要經歷
1910年，邵力子任校董的民生女學招收免費生，蒙錄取，上了高小，學制三年。小時的一位好友薛文淑這時已嫁給李書城，她和李前妻的女兒李舜芸也同來民生女學念書，成了同學。李書城解放初期任農林部長，人大常委，其弟李漢俊為中共一大湖北代表，他家即中共一大會址。李舜芸後為馮乃超夫人。國小畢業後，李書城給了60元，遂進入民立女中，第二學期開始，江陰橫塘張氏祠堂破例為其補助學費，才能上完中學。又考入中國女子體育學校，當時的老師有陸麗華，同學有田漢夫人林維中，田漢舅母辛金鈴等。
1923年5月，第6屆遠東運動會在日本大阪召開。由於中國受數千年封建統治，婦女地位低下，所以前5屆遠東運動會並無中國女子參加。為了提高中國女權，發展女子體育，北洋政府決定組織女子排球隊參賽。被中國女子體校推薦，幾經比賽，被選拔為隊員，代表中國赴日參賽。
由於隊員系臨時拼湊，缺乏團體訓練，抵日本連日參加宴請，參賽數天又連綿陰雨，場地潮濕，終以0:2輸給日本隊。但這是中國女子體育隊首次出國比賽。
回國後不久，從中國女子體校畢業，私塾時同學唐豪(字范生，1952年後任國家體委委員)，介紹其到中華書局辦的國語專修學校教書。校長黎錦輝創作了許多早期的小歌劇，如葡萄仙子等，曾風靡一時，還辦了明月歌舞團。她是體育唱遊老師，當然參加了排演工作。當時的學生有黎明輝、王人美、徐來、於立群等，後來都成了明星。於立群是黎錦輝的干女兒，在校時名叫黎明健，抗戰以後成了郭沫若夫人。我們排演時，中華書局的編輯們，還有魯迅先生，都常來參觀。魯迅先生很風趣隨和，不像照片上那樣嚴肅。
後來母校民生女校缺教員，因其曾在該校當過三年免費生，為了報恩，就回民生執教，業餘參加趙梅伯組織的音樂團體，認識了同在該團習小提琴的韓奎章，他是震旦大學法學博士。不久養父過世，和韓奎章結婚，不幸結婚甫三載，1929年5月，他突患胃穿孔，誤診為闌尾炎，開刀三日亡故，遺下公婆和幼子，她上侍二老以終養，下撫兩子期有成，擔負起家庭的重擔。
1928年北伐勝利，上海成立了許多民眾團體，上海市婦女協會是其中之一。好友沈競存是秘書兼遊藝部副主任，邀她去協會工作。有時與吳開先、陳德徵、潘公展、虞洽卿、施公猛等一起開會。每月去民訓會領經費，開始時每月300元，後來增加100元。婦女協會宗旨主要是爭取女權，開展了不少社會活動。
丈夫故世後，為維持生活，教育局長陳德徵夫人徐瑚梅請到她任校長的倉基國小教書。1932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成立華童國小，後改名為薩坡賽路國小，丈夫的震旦大學學長顧守熙先生，介紹到該校教書。校長胡文耀，兼震旦大學校長，之所以說兼大學校長，是因為大學實權全在法國神父手中，只因國民黨教育部規定，校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才讓他掛名大學校長，實際上他每天在國小辦公。從1932年開始到1947年，共教了15年。
1933年春，唐豪來找，說他朋友施誼，突然被巡捕房誤捕，讓她設法疏通法方關係，以免引渡給國民黨，唐豪在上海法學院與史良同班，以第一名畢業(史良第6名)，他是二十年代的中共黨員，組織過救國十人團，國共分裂時逃亡日本脫黨，返國後仍為黨做工作。受託咐，立即找法巡捕房律師顧守熙，經他疏通後，法方同意不把施誼引渡。不料與施誼同時被捕的女士，由於地下黨疏忽，未托人說情，而被引渡龍華監獄，她供出了施誼就是鄧中夏，於是蔣介石堅持要法方引渡，並把鄧中夏押解南京，勸降不成，慘遭殺害。
1944～1947年，受君毅中學校長黃造雄(國民黨立委，30年代上海教育會會長)委託，兼任上海君毅中學代理校長。1945年初，日本憲兵隊曾去該校搜捕抗日教職員，以機警倖免。後托上海名士徐朗西說情，憲兵隊才將所捕二教師釋放。1946年7—8月，將君毅中學教室無償提供給北洋大學，作為該校師生復員北上路經上海的中轉站，接待北洋大學師生報到，安排食宿和乘船事宜。1947年君毅中學校長黃雄由後方返滬，將學校交還給他。
其公公的老友黃涵之，清代曾任上海道道台，知道她失業在家，讓幫他大女兒去管理肺病療養院，當代理院長半年多，主要是協調、解決勞資糾紛。
1948年初左右，薩坡賽路國小的學生鄔鎮邦的母親方冀達，要競選立法委員，她丈夫鄔雲程，是四明銀行行長，拿出10條金條作經費，請她主持競選事務。方冀達不擅長在大庭廣眾之下講話，只知吃穿打扮。她包了國際飯店整個一層房間，還租了100輛汽車，每天組織人員拉票競選，那時上海婦女界競選立委的還有錢劍秋，她們都是1928年在上海婦女協會的代表，最近報載她還在台灣活動。忙碌了幾個月，終於競選成功，方冀達當上了立法委員。方解放前夕去香港，迄無聯繫。
1948年夏，由老友《申報》主筆嚴獨鶴介紹，資本家章蘊初請到浙江湖州他創辦的菱湖繅絲廠任人事科長，管理全廠2000多職工，略有成績，得到工人的好感，浙江省表彰該廠為模範工廠，直到解放。
解放後情況
1949～1950年，在原國民黨交通部長張嘉璈家當他孩子的家庭教師。張家住錦江飯店一層，1950年她大兒子韓大同從香港隨兩航起義人員回國，上海民航急需辦公地點，熱心介紹張家住房給民航局辦公，解決了民航局困難。1950年夏，黃涵之又找去擔任上海佛教學會辦的仁濟育嬰堂主任(佛教學會會長趙朴初的舅舅關炯之，與黃老稔熟)。該堂已有70餘年歷史，舊址在跑馬廳，管理混亂，嬰兒死亡率高。當時新借得南陽路原《申報》主筆史量才的住宅，充該堂新址。本著救嬰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心情，毅然赴任。三年中，制訂了新的規章制度，杜絕了貪污浪費，改善了嬰兒的生活和醫療條件，死亡率明顯降低。上海師範院校的學生，也常來參觀實習，成績大大超過了天主教、基督教辦的育嬰堂，為中國人揚眉吐氣。
育嬰堂共有床位200張，60多位職工。除奶粉、毯子等由上海救濟分會撥給外，職工的工資和流動資金，全靠社會募捐維持。組織了百子團(慈善募捐組織)，入團者每人每月交費1元，幾千名團員解決了該堂日常開支。
1951年下半年全國各地育嬰堂主任集中於中央學習政治，因北京華北革大滿員，乃改為天津政治學校學習，被保送，學習半年，初步知道了馬列主義知識。
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開展，有些資本家傾家蕩產，自顧不暇，經費來源亦隨之受到極大影響，職工數個月工資無著，恰逢宋慶齡榮獲史達林獎金，專程赴京，找到趙朴初同志，請他介紹我謁見宋慶齡捐款，宋告訴已把獎金全部捐贈上海兒童福利會，空手回滬。職工們失望之下，把怨氣怒氣都發泄到她身上，又氣又急，引起舊疾胃潰瘍復發，半個多月飲食不進，仍抱病四處奔走，終於從救濟分會借到了錢，發還了所欠的職工工資，就此因病辭職。鑒於育嬰堂屬慈善機關，經費靠募捐而得，來之不易；加之大兒子1948年上海交大畢業，在民航局工作，小兒子1949年北京大學畢業，參軍南下，足以供養生活所需，故謝絕該堂給我退職金。
1954年，遷來北京，跟小兒子生活。1966年“文革”開始，所居住院內北京幼兒師範附屬幼稚園的一些教師以莫須有的罪名，抄家二次，迫她遊街，鞭笞得遍體鱗傷，滿身十幾條血痕，趕到附近危房破土地廟存身，遭此無妄之災，導致胃潰瘍穿孔，並發腹膜炎，幸經搶救，作胃四分之三切除手術，得以倖存。
“四人幫”被打倒後，撥雲見日，政府鑒於過去對社會的微薄貢獻，於1984年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1991年4月28日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