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張景鉞，字峴儕，1895年10月29日出生於湖北省光化縣老河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籍江蘇省武進縣（今常州市）。他年幼喪父，家境不寬裕，從小就養成了刻苦和勤奮好學的作風。
1916年，他畢業於安徽省蕪湖市聖雅各中學。當年考入北平清華學堂，1920年畢業後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植物學系學習。1922年又入該校研究生院當研究生，師從著名植物形態學家C．J．張伯倫（Chamberlain），從事研究工作，1925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5年秋回國，任國立東南大學生物系教授，次年兼任系主任。1928年，國立東南大學改名國立中央大學，張景鉞任該校理學院生物系（後改為植物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931年，到英國利茲（Leeds）大學深造，在著名的植物解剖學家J．H．普利斯特利（Priestley）指導下從事植物解剖學研究工作。同年，又赴瑞士巴塞爾（Basal）大學學習，在植物學教授薛卜（Otto Schoepp）指導下進行研究，這次出國進修，擴大了他的知識領域，提高了學術造詣和水平。
1930年春，張景鉞教授在南京
1931年張景鉞教授在巴塞爾大學留影1932年從歐洲回國後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戰爭期間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授。因為張景鉞和原來的清華大學生物系主任陳楨都較晚到校，西南聯合大學生物系主任已由李繼侗擔任，所以陳楨和張景鉞就沒有再擔任系領導職務。不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從校領導到各校的教職工，都精誠團結，親密無間，使西南聯合大學在國內外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1945年日本投降，各校準備分別復員返回平、津。張景鉞在復員前已去美國加州（California）大學進行一年的學術訪問。1946年回國後仍任北京大學生物系主任，並曾兼任理學院院長。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景鉞繼續擔任北京大學生物系主任。
張景鉞對黨忠誠，一貫擁護黨的方針政策。他曾當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協委員，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文化大革命”時期，張景鉞遭受迫害，1968年在病中還受到批鬥，從此臥床不起，於1975年4月2日逝世於北京大學燕東園38號。
個人經歷
張景鉞1895年10月29日 出生於湖北省光化縣。
1914—1920年 在北平清華學堂學習。
1920—1922年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植物系學習。
1922—1925年 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5—1931年 任國立東南大學（後改名為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教授，兼生物系主任。
1931—1932年 在英國利茲（Leeds）大學植物學系和瑞士巴塞爾（Basal）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1932—1945年 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兼主任。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1945年 赴美國加州（California）大學學術訪問。
1946—1948年 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兼任理學院院長。
1949—1975年 任北京大學植物系（1952年院系調整後改為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1975年4月24日 在北京大學燕東園逝世。
培養人才
推動學會工作
早在30年代初，張景鉞就與錢崇澍、胡先驌、陳煥鏞、李繼侗等老一輩的植物學家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植物學會。該學會從1933年8月在四川重慶成立後，張景鉞長期被選為書記、副理事長、理事長和北京植物學會理事長、《植物學報》主編等職務。他一貫認真負責，積極完成所擔負的任務，在參與組織和領導學術交流、協調科研工作以及普及植物學知識方面做了許多堅實的工作，對中國植物學會的創建和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熱心教育事業
在他擔任北京大學生物系主任的30多年時間裡，總是兢兢業業，不顧辛勞，傾注主要精力於生物系的建設。他深切了解師資是辦好教育事業的關鍵，因而經常重視並注意引薦、聘用和選拔優秀的生物學人才到系裡工作。在他的誠心招攬和聘請下，國內不少著名的生物學家曾先後在北京大學生物系執教。他為人謙遜，善於團結同行科學家，跟大家友好合作共事，同心協力辦學，使生物系的教學質量不斷提高，科研工作也得到不斷發展，多年來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特別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生物系招生人數逐年擴大，到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每年招生人數都超過100人，在他和全系師生的努力下，生物系呈現出一派繁榮昌盛的景象。
張景鉞一生辛勤教學近40年，他誨人不倦、諄諄善誘的教育家風度，贏得了學校師生的廣泛敬仰。在教學中，他既重視基礎理論，也重視生產實踐。儘量採用我國學者自己編寫的符合本國實際的教材，並經常親自帶領師生進行野外實習和生產實習，注意理論和實際相結合。1940年秋，西南聯合大學生物係為學生開了共同必修課“普通植物學”，這是一門全年課程，講授量較重。這一課程的講授和講義的編寫是由李繼侗、張景鉞、吳韞珍三位教授分工負責的。李繼侗負責植物解剖和生理學部分，張景鉞負責形態學（或隱花植物學）部分，吳韞珍負責分類學（或顯花植物學）部分，三位教授都如期執行了計畫。編寫出的講義由聽課學生分頭用鋼板刻寫，油印成為第一本教材。後來，張景鉞編寫的植物形態學部分於1957年改名為《植物系統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1965年，由張景鉞和梁家驥共同編寫的《植物系統學》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又於1978年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重印發行，在全國廣泛套用。他根據長年教學積累資料編寫的《植物系統學》一書，文字簡煉，概念明確，圖文並茂，已成為植物系統學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文獻，並被評為優秀教材。
多年來，他已培養出一批植物學不同領域，特別是植物形態學、解剖學方面的人才。他的學生遍布我國的許多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有關產業部門，其中不少人已成為各個崗位上的骨幹力量和學術帶頭人。我國一些著名的植物學家，如嚴楚江、唐耀、徐仁、王伏雄、吳征鎰、孫兆年、李正理等，都是出於他的門下。
科學貢獻
張景鉞早年從事蕨的解剖學研究。蕨廣泛分布在我國南北各省和世界各地，它的嫩葉可食，稱為“蕨菜”，具有一定的經濟意義。1926年他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報告《Contribution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2卷4期上發表的《蕨莖組織之研究》一文，是我國植物形態學研究方面最早的一篇學術論文。
1927年，他的博士論文《蕨根莖組織的起源和生長發育》（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issues in the rhizome of Pteris aquilina L．）（後來改名為Pteridium aquilinum L．）在美國《植物學雜誌》發表。張景鉞在論文中證明蕨根莖的中柱類型屬於“多環中柱”，結構比較特殊。這篇論文發表後獲得了普遍的承認和重視，發生了較大的影響。
1929年，他發表了《河北新異木》（A New Xenoxylon from North China）的論文，表明他的研究領域已經擴大，從研究現代植物跨入了古植物學的領域。
1934年，他又在《中國植物學雜誌》上發表了《植物徒手切片法》一文。這雖然是一篇科學普及性的文章，不過從當時國內大學和中學的儀器設備情況來看，具備切片機和能夠製備顯微製片技術的學校很少，為了補救多數學校不能進行實驗的缺陷，張景鉞及時介紹和提出了徒手切片法，需要的工具只是一把中式鋒利的剃刀或新的安全刀片。這篇文章的發表，使很多大、中學的教師能夠較快地掌握簡易可行的切片方法，使學生在課堂實習或實驗時能夠看到顯微鏡下的細胞，這對當時我國植物學知識的普及和提高起了推動作用。
從1937年起，張景鉞又把研究工作向生理解剖學和實驗形態學方面開拓。當年發表的《被子植物苗端原生韌皮部的分化》一文，對植物組織的起源和分化作了精細的觀察和介紹，可以說是我國發育解剖學的早期研究成果。
1937年稍晚發表的《黃豆莖葉在不同光強度中生長與分化》和1938年發表的《光強度對白芥菜Sinapisalba L．莖幹生長和分化的影響》（與巴塞爾大學薛卜教授合作）兩篇論文，則是我國生理解剖學和實驗形態學最早的研究文獻。
張景鉞科學論著的數量雖然不是很多，但他治學嚴謹，學識淵博，特別是在植物形態學、解剖學方面所做的開創性工作，對於這些學科在我國的開拓和發展樹立了良好的開端，起了表率和示範作用。
主要論著
1 Chang C Y．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issues in the rhizome of Pteris aquilina L．Contr Biol Lab Sci China，1926，2（4）：1—8．
2 Chang C Y．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issues in the rhizome of Pteris aquilina．Bot Gaz，1927，83（3）：288—306．
3 Chang C Y．A new Xenoxylon from North China．Bull Chin Geol Soc．1929，8（3）：243—255．
4 張景鉞．植物徒手切片法．中國植物學雜誌，1934，1（1）：90—93．
5 Chang C Y．Differentiation of protophloem in the angiosperm shoot apex．New Phytol，1935，34（1）：21—29．
6 Chang C Y．Resin cells in a pine．Bulletin of the Chinese Botanical Society，1936，2（1）：43—44．
7 張景鉞．黃豆莖葉在不同日光強度中生長與分化．科學，1937，21（4）．
8 Chang C Y，Otto Schüepp．Der Einfluss der Lichtintencita auf Wachetum und Differenzieiuing des Sprosses von Sin apis alba L．Verhandlungen des Naturforschenen Gesselschaft in Basal，Band49，1938：（49）．
9 張景鉞，孫兆年．天南星營養苗葉的形態與發育，（特別有關芽鱗和營養葉的發育）．北京：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48：109—182頁．
10 張景鉞．植物系統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57．
11 張景鉞．梁家驥．植物系統學．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65．
12 張景鉞．梁家驥．植物系統學．北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
懷念
作者：陳閱增，陳德明
我們的老師張景鉞先生已經離開我們20年了，但他和藹可親的音容還一直縈繞在我們的心中。在我們工作稍有成果時我們想到他，因為是他給我們的教導和鼓勵使我們得以進步；在我們工作遇到挫折時我們更想到他，因為想到他工作的鍥而不捨的毅力，我們克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就會油然而生。
1932年，張先生到北大擔任生物學系主任。從此以後，張先生就把他的畢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建設高水平的生物學系，培養高水平的人才工作中去了。他以他的高尚品德，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淵博的學識教育了他的學生，現在他的學生已經遍及祖國各地，我國絕大多數有成就的植物解剖學家，不是他的學生就是他學生的學生。說他桃李滿天下，說他是我國植物形態學和解剖學的奠基人，決不過分。
筆者之一是1933年考入北大生物學系。當時生物學系小的可憐，只占老北大地學樓的一隅之地，設備陳舊，教師只不過區區8、9人。張先生一切從頭開始，從改裝實驗室、定購圖書和儀器藥品，到聘請教師、組建高水平的教師隊伍，……等一切繁重複雜的工作都是張先生親自帶領一位年輕助手一件一件的完成的，1937年筆者畢業時，生物學系已大大改觀：增聘了專職教授，開出了很高很高水平的課程。圖書室，實驗室，也相繼建立起來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植物形態學實驗室和動物生理學實驗室完全是從無到有建成的。張先生和徐仁先生領導一位年輕的實驗員經過幾年的努力製成了一整套植物形態解剖切片，直到現在這些切片在教學中還在發揮作用。我們剛入學時，生物學系還沒有動物生理學教師，實驗室就更談不上了。張先生先派當時還是助教的李落英老師到協和醫學院張錫鈞教授的實驗室進修，然後又請張錫鈞教授來北大給我們講課，同時又請林可勝教授作學術報告，同時做示範實驗。聽報告的人很多，擠滿了老北大二院的一個最大的階梯教室。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張先生的努力在北大掀起了一個學習生理學的小高潮。一年過去之後，一個小巧玲瓏的、然而卻是設備相當齊全的生理學實驗室建成了，生理學的實驗教材也出版了。
張先生對教學從來是重視的。他給我們講過普通植物學、植物形態學、植物解剖學、植物顯微技術等多門基礎課。他給我們講的普通植物學課十分生動活潑。他把講課和實驗結合在一起，以看活材料為主，以看標本製片為輔，從種子結構和萌發講起，一直講到新一代種子成熟時結束。在課程進行中及時插入植物園實地學習，學習植物分類。學生一面聽課，一面做實驗，不但學到了植物學基本知識，也初步知道了如何採集標本、如何做簡單切片、以及繪圖應注意的事項。我們是和地質系同學一同上這門課的，覺得這門課程太棒了。有一次張先生說要增加一堂課，同班一位同學立刻說增加幾堂課都可以，上這門課是享受，不是負擔。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生物學的各課都能刻意改革，達到這門課的水平，生物學就不會再被譏諷為“死物學”或“名詞術語學”了。
在西南聯大時期，張先生還和李繼侗先生、吳韞珍先生共同給二年級學生開設了一門植物學基礎課。我們常看見他們三位在開課之前，聚在一起討論課程內容、深度、分工和教材等問題。三位有名的植物學教授共同開設一門基礎課，這是一個創舉，這說明當年的老科學家對學生的基礎訓練是多么地重視。
1934年秋，張景鉞教授與夫人崔之蘭合影張先生對學生和年輕教師要求嚴格，但是他的態度卻總是和藹可親，與人為善的。他說的話在學生心中很有份量。記得在三十年代，抗日戰爭前夕，北平人心惶惶，和日人勾結、甘心為虎作倀的宵小之輩蠢蠢欲動。張先生和我們另一位老師，即張先生的夫人崔之蘭先生，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作為一個人，不能做沒有backbone（脊梁骨）的事。在我們進入四年級開始作論文之前，他還告誡我們說，做學問的人要競爭，也要禮讓，要講sportsmanship（運動員風格）。張先生的這兩句話直到現在還牢牢地記在他的一些學生的心中。就在半年以前，北大的一位老畢業生回到北京時還用張先生說的作人要有backbone這句話教訓他的子弟。張先生這句話之所以如此有力量，不是因為詞句有什麼新奇，而是因為張先生身體力行，他自己就是以這句話作為他行動準則的。他和崔之蘭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疾惡如仇。他們藐視當時已經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從不與他們為伍。他們對學生寄以厚望，鼓勵幫助學生而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在初到西南聯大時，我們幾個因圖書設備缺乏做不了研究，再加上生活困難，有一點灰心喪氣，張先生和崔先生說：“至少還有顯微鏡可用，就地取材，有什麼條件就做什麼工作。”他們還鼓勵我們：“時間寶貴，你們應該儘快超過我們，要一代比一代好才對。”他們胸懷之寬廣，使人欽佩。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們情緒穩定了，勁頭也上來了，從此我們才各自確定了研究方向，開始了研究工作。
當時張先生正在給學生上植物顯微技術課，所需試劑如二甲苯、樅膠、各種染料等都無法買到。張先生沒有因此而不做或少做實驗，而是和肖承憲先生等一同研究，以當地盛產的桉樹油代替二甲苯、以松香代替樅膠，以雲母片代替蓋玻片，以紫蘇木提取物代替蘇木精，很好地完成了教學任務，也使全系的切片工作得以進行。後來實驗室被敵機炸塌，張先生又帶領一部分師生從廢墟中把殘存的蓋玻片等一一揀回來。這些事對全體師生都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看到張先生這種堅韌不拔，克服困難的精神，我們深感慚愧，也深受鼓舞。
1952年，北大、清華、燕京三校的生物學系合併成北大生物學系，張先生繼續擔任系主任。在以後幾十年的批判摩爾根、學習蘇聯，以及多次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中，張先生從未放鬆生物學系的建設工作，也從未忘記培養祖國需要的高水平人才。他熟知國外生物學的發展趨勢，也常和國內同行交換培養人才的意見。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他就告訴我們生物學系應儘快建立微生物學專業。他認為：1.微生物在生物中是一大類群，把細菌等放在植物界很勉強，它們和植物相差很遠；2.微生物生長快，易培養，是研究生命規律的好材料；3.微生物和農、工、醫都有密切關係，開設微生物學專業易於聯繫實際。當時生物分類的五界系統還沒有正式提出，張先生這一見解反映了張先生的淵博學識和對問題的洞察力。在張先生的努力下，生物學系和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了微生物學專業，可惜好景不長，大躍進、社教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打亂了教學秩序，微生物學專業幾起幾落，終於沒有建立起來。現在想起來，我們努力不夠，很慚愧也很遺憾。
進入六十年代之後，張先生因病行動不便，不能經常到系工作，但仍念念不忘生物學系的建設發展。在制訂教學計畫時，他指教我們，要多看些外國的教學計畫，要從三個方面考慮學生的培養。即堅實的基礎，知識的寬度和所學專業的深度。張先生的意見切中要害，防止了片面追求高精尖，削弱基礎訓練的偏向。五八年大躍進之後，張先生講話寫字已經很困難了，但他仍約我們到他家中，問我們能否儘早開出生物學史的課程，還告訴我們應該讓各門課程都增加一些本學科的歷史內容。張先生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教學，他常常提出一些問題是我們應該想到但是卻沒有想到的。我們應該向他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可惜張先生這些主張由於那些年政治運動太多而未能實現。
晚年
十年動亂期間，張先生已經臥床不起了。但是當他知道筆者之一遭“紅衛兵”野蠻毆打受傷後，還托人送來他保存多年，並親筆寫上標籤的雲南白藥。不久，張先生自己和崔先生竟然也被拖到生物樓批鬥了。我們當時都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沒有行動自由，但筆者之一曾幾次於傍晚月色朦朧之際潛入張先生和崔先生家中向二老慰問。然而也只能慰問，沒有別的辦法幫助二老了。
今年是北大生物學系成立七十周年，也是張先生的誕辰一百周年。張先生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他為北大生物學系的建立和發展供獻了全部力量。他是我們的好老師，他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