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常人

張常人,字功良,1911年7月16日出生,江蘇常州人。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申報》請他作為戰地記者,趕赴滬西前線採訪。 粉碎“四人幫”以後,市法院的法官到他新居尋訪,說是專門為他平反來的。

張常人,字功良,1911年7月16日出生,江蘇常州人。民革成員。他從幼年起便受到母親馮滌塵極嚴格的家教。14歲便開始在常州地方報紙上投稿,被國學名宿顧雄藻譽為“神童”。在上海攻讀時,著名學者陳望道教授對他也很欣賞,將他推薦給左翼作家何畏(即匡亞明)。當時匡正以教學作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對他在政治思想上作了指導和考驗,不久,就介紹他進入出版左翼作家作品的光華書局工作。
由於在多家報刊上經常發表文章,30年代初,他參與了由左翼人士蔡叔聲夏衍)、張鳳吾(錢杏�)、陽翰笙等領導的,利用C.C.系《晨報》副刊《每日電影》為基地的影評論壇,他與洪深柯靈唐納陳鯉庭姚蘇鳳等,掀起了新興影評熱潮,推動了中國電影的改革和發展。他在正式參加《晨報》工作後,又主編《婦女與家庭》副刊,接著又為《新夜報》主編《都市風光》副刊。與此同時,他還在明星、聯華等影業公司工作過,一度與混跡於電影界的藍苹(江青)同事,常常見面。
離開晨報社後,出乎意料的是,國民黨中宣部領導的中央社卻吸收了他。同時,由報業巨子成舍我在上海創辦的《立報》,也邀請他兼任記者,並由他繼張恨水之後主編副刊《花果山》。
在這一階段,他利用中央社記者的身份做了幾件有益於民族工業家和銀行家的事,如:民族工業家榮宗敬榮毅仁的叔父)興辦的申新第九紗廠,因對日商3000萬兩白銀借款無力償還,由魯意思摩洋行舉行拍賣,以3000萬兩白銀的起價,被債權人獨家一拍而定,只待到期接收。榮氏向張常人告急。張在中央社電台頻頻發表榮氏呼籲談話,並多方聯絡各報編輯發表有同情傾向的報導,最後迫使南京政府安排中國銀行及時向榮氏如數貸款解圍。
另一次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因貸款河南農業,遭遇天災,引起謠言,發生擠兌,本來很穩健的該行也感到情勢緊張。經張在中央社連日發表行方談話,安定人心,並陸續發表該行逐日存款收支數字,終於使該行由逆勢逐漸轉為平衡,渡過了難關。
1936年,魯迅先生逝世,舉國哀悼,他當即寫了詳盡的報導,但他的報導發往南京總社後,候至午夜,尚未播發,路透社等外國通訊社則早已作了報導。為此,他通過長途電話爭取播發,最後總社雖然廣播了,但已被刪改得面目全非。為此他還引起當局的不滿,不久就被中央社辭退了。
由於受到進步思想影響,他曾與著名左翼劇作家洪深在上海現代書局創辦《一周間》大型雜誌。由於立場明朗,這本雜誌出版後就被禁郵,只出版了7期,便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申報》請他作為戰地記者,趕赴滬西前線採訪。他在彈雨下進出前線,發表了署名文章《梵皇渡頭》,第二天就被《士林西報》和英文《大美晚報》分別譯載,隨後又譯成中文發表。
這時上海已成孤島,他同馬彥祥一起,乘英輪溯江西上,經蘇北越過江陰封鎖線,於1937年11月21日到達漢口,發現當地只有一張10開的《救國晚報》,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他決心籌辦一張較大的《抗戰晚報》,經洽商利用《武漢日報》的設備排印鑄版,又利用印數有限的地方報紙《漢口新聞報》的十多台平版機印刷,使《抗晚》搶在1938年元旦出版。為了鞏固抗日統一戰線,《抗晚》每天在報頭下刊出“國民本位,抗戰第一”的口號。這張晚報銷量達10萬份,最高印過25萬份。
1938年夏,長江下游戰局不利,日寇水陸兩路溯江西犯,迫近武穴封鎖線,武漢開始疏散,準備撤退。《抗晚》於9月初停刊。武漢日報社社長王亞明很欣賞張的工作能力,邀他參加報社前線慰問團。他與馮玉祥夫人李德全、著名記者范長江等人,先後訪問了湖北陽新地區陳誠指揮下的第9戰區,河南宋埠地區李宗仁指揮下的第5戰區。
後來,他乘航空委員會的車輛經漢宜公路撤退至長沙。但沒過多久,好端端的長沙市不聞槍炮之聲,卻意外地在人為的安排下,化為一片焦土,大火三日不熄。張常人痛心地寫了一篇《武漢瓦全,長沙焦土》的報導,引起大後方很大反響。
長沙大火之後,湘鄂邊界上的日寇試圖南犯,他與蘇聯炮兵顧問阿留欣、原塔斯社記者顧問事務處上校譯員裘維英經常同行,從湘江右岸的新牆河、汨羅江東到幕阜山麓、長壽地區視察採訪,先後在關麟征張耀明覃異之湯恩伯張發奎楊森等軍師以上司令部逗留,與他們建立了友誼,獲得了許多方便(如利用部隊電台、軍郵向後方傳送通訊稿件,參閱軍方地圖,獲知敵方動向、我方部署的最新態勢,利用軍車進出前後方等)。在此期間,他寫了長篇戰地通訊,綜述戰役始末,並畫了一張敵我進退態勢圖。香港《國民日報》用一個半版的篇幅發表了這篇文章。
1939年春夏之交,他到湖南南嶽採訪軍委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主任是湯恩伯,副主任是葉劍英。教官是從八路軍和新四軍調來的,學員是從各地中央軍中調來的校、尉級軍官。訓練班裡表面上是“國共一家”,暗中仍是壁壘森嚴,戒慎恐懼。張常人過去與湯恩伯有過交往,但從來未見過葉劍英。葉將軍應張之請,與他談話。那時葉將軍30多歲,身材魁梧強壯,紅光滿面。他知道了張是六家報紙的戰地特派員,而且所提的問題與一般官方報紙的記者大不相同,因此侃侃而談,從陣地談到游擊戰,從全面形勢談到訓練班內一些不正常情況。張一一記錄,他們一直談到深夜,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隨即發表了題為《葉劍英將軍一夕談》的報導。
1940年春,他經贛、皖前線到第三戰區的浙江寧波。在上饒顧祝同長官部,與時任長官顧問的宦鄉(解放後在外交部任職)徹夜長談,深感所談與中央軍一般高級幕僚大不一樣,談得也比較深入。此後,他還同新四軍的幹部有過接觸。
回到作為西南行營所在地的桂林後,他積極籌辦中國工商新聞社,發行純經濟性的日刊《工商新聞》,報導前後方的市場情況和不斷變動的物價,受到經濟界的歡迎和好評。支持這個事業的,一個是華東遷桂工廠聯合會的主席陳炳勛;一個是馮玉祥的“三戶書店”及其印刷廠的經理汪先生。當時,他利用中國工商新聞社經常以編輯身份掩護黨的地下工作人員。
抗戰勝利後,張常人親眼目睹“接收大員”們的醜惡嘴臉,對國民黨政權的黑暗統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憤然參加了反內戰、反飢餓、反失業的活動,並毅然在一項反政府的宣言上籤名。1947年,他在南京去梅園新村訪晤范長江,巧遇了周恩來,在周恩來“不要呆在南京,有能力可在上海辦個雜誌”的示意下,他理解了和平無望,放棄準備復刊《工商新聞》的計畫,離開南京,到上海定居,從事寫作,後在大東書局出版了《好事多磨》一書。
新中國成立後,張常人先後在天津《進步日報》(《大公報》前身)工作、在北京回民學院擔任文學教員,並與當年光華書局的主持人在王府井開辦了新潮書店。
“文革”初期,他以與李宗仁的一段私誼,被紅衛兵作為罪名,遭到抄家洗劫後,自動遷出兩個單元的住房,躲進一間聊蔽風雨的農家屋,一住就是13年。
這期間,一天有人把他帶到一處地方,主要詢問他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往事,經過96天的審查才把他放出這座不掛牌的監獄。
粉碎“四人幫”以後,市法院的法官到他新居尋訪,說是專門為他平反來的。張說:“我沒有什麼事要平反。”法官說:“江青關了你96天,並要判你3年,我們覺得沒法判,現在得為你平反。”張看了檔案,說:“這樣的平反,不如不平反。”沒有簽字。下次再來,張看了檔案,簽了字。這使他倍受感動。
1986年張常人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張常人編、著、譯、寫的範圍較廣,除了寫新聞報導、影評、雜文、文史資料等以外,在建國五十年間先後出版了傳記小說《東瀛義士》,翻譯小說《烏克蘭地下軍》、《地下省委在行動》、《兩個世界的農民生活》(以上前蘇聯);《生與死的搏鬥》(羅馬尼亞);《青銅紡車》(前蘇聯,因中蘇關係變動未印),科技專著《核子彈秘史》(美,合譯)等7種著譯作品。從1964年起,他就投入《漢英古今常用語詞典》的編譯(按漢語拼音、中、英文三軌序列)工作,前後達30餘年。全書計詞頭5000個,辭彙45000條,《索引》100萬字,共約300餘萬字,現正在外文出版社排印中。
張常人大半生寫作當在1000萬字以上。他一直遵循母親的教誨:“一生應靠一枝筆”。七十年來,他用辛勤的汗水默默地為人民作出奉獻。2003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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