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多家報刊上經常發表文章,30年代初,他參與了由左翼人士蔡叔聲(夏衍)、張鳳吾(錢杏�)、陽翰笙等領導的,利用C.C.系《晨報》副刊《每日電影》為基地的影評論壇,他與洪深、柯靈、唐納、陳鯉庭、姚蘇鳳等,掀起了新興影評熱潮,推動了中國電影的改革和發展。他在正式參加《晨報》工作後,又主編《婦女與家庭》副刊,接著又為《新夜報》主編《都市風光》副刊。與此同時,他還在明星、聯華等影業公司工作過,一度與混跡於電影界的藍苹(江青)同事,常常見面。
離開晨報社後,出乎意料的是,國民黨中宣部領導的中央社卻吸收了他。同時,由報業巨子成舍我在上海創辦的《立報》,也邀請他兼任記者,並由他繼張恨水之後主編副刊《花果山》。
在這一階段,他利用中央社記者的身份做了幾件有益於民族工業家和銀行家的事,如:民族工業家榮宗敬(榮毅仁的叔父)興辦的申新第九紗廠,因對日商3000萬兩白銀借款無力償還,由魯意思摩洋行舉行拍賣,以3000萬兩白銀的起價,被債權人獨家一拍而定,只待到期接收。榮氏向張常人告急。張在中央社電台頻頻發表榮氏呼籲談話,並多方聯絡各報編輯發表有同情傾向的報導,最後迫使南京政府安排中國銀行及時向榮氏如數貸款解圍。
另一次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因貸款河南農業,遭遇天災,引起謠言,發生擠兌,本來很穩健的該行也感到情勢緊張。經張在中央社連日發表行方談話,安定人心,並陸續發表該行逐日存款收支數字,終於使該行由逆勢逐漸轉為平衡,渡過了難關。
1936年,魯迅先生逝世,舉國哀悼,他當即寫了詳盡的報導,但他的報導發往南京總社後,候至午夜,尚未播發,路透社等外國通訊社則早已作了報導。為此,他通過長途電話爭取播發,最後總社雖然廣播了,但已被刪改得面目全非。為此他還引起當局的不滿,不久就被中央社辭退了。
由於受到進步思想影響,他曾與著名左翼劇作家洪深在上海現代書局創辦《一周間》大型雜誌。由於立場明朗,這本雜誌出版後就被禁郵,只出版了7期,便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申報》請他作為戰地記者,趕赴滬西前線採訪。他在彈雨下進出前線,發表了署名文章《梵皇渡頭》,第二天就被《士林西報》和英文《大美晚報》分別譯載,隨後又譯成中文發表。
這時上海已成孤島,他同馬彥祥一起,乘英輪溯江西上,經蘇北越過江陰封鎖線,於1937年11月21日到達漢口,發現當地只有一張10開的《救國晚報》,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他決心籌辦一張較大的《抗戰晚報》,經洽商利用《武漢日報》的設備排印鑄版,又利用印數有限的地方報紙《漢口新聞報》的十多台平版機印刷,使《抗晚》搶在1938年元旦出版。為了鞏固抗日統一戰線,《抗晚》每天在報頭下刊出“國民本位,抗戰第一”的口號。這張晚報銷量達10萬份,最高印過25萬份。
1938年夏,長江下游戰局不利,日寇水陸兩路溯江西犯,迫近武穴封鎖線,武漢開始疏散,準備撤退。《抗晚》於9月初停刊。武漢日報社社長王亞明很欣賞張的工作能力,邀他參加報社前線慰問團。他與馮玉祥夫人李德全、著名記者范長江等人,先後訪問了湖北陽新地區陳誠指揮下的第9戰區,河南宋埠地區李宗仁指揮下的第5戰區。
後來,他乘航空委員會的車輛經漢宜公路撤退至長沙。但沒過多久,好端端的長沙市不聞槍炮之聲,卻意外地在人為的安排下,化為一片焦土,大火三日不熄。張常人痛心地寫了一篇《武漢瓦全,長沙焦土》的報導,引起大後方很大反響。
長沙大火之後,湘鄂邊界上的日寇試圖南犯,他與蘇聯炮兵顧問阿留欣、原塔斯社記者顧問事務處上校譯員裘維英經常同行,從湘江右岸的新牆河、汨羅江東到幕阜山麓、長壽地區視察採訪,先後在關麟征、張耀明、覃異之、湯恩伯、張發奎、楊森等軍師以上司令部逗留,與他們建立了友誼,獲得了許多方便(如利用部隊電台、軍郵向後方傳送通訊稿件,參閱軍方地圖,獲知敵方動向、我方部署的最新態勢,利用軍車進出前後方等)。在此期間,他寫了長篇戰地通訊,綜述戰役始末,並畫了一張敵我進退態勢圖。香港《國民日報》用一個半版的篇幅發表了這篇文章。
1939年春夏之交,他到湖南南嶽採訪軍委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主任是湯恩伯,副主任是葉劍英。教官是從八路軍和新四軍調來的,學員是從各地中央軍中調來的校、尉級軍官。訓練班裡表面上是“國共一家”,暗中仍是壁壘森嚴,戒慎恐懼。張常人過去與湯恩伯有過交往,但從來未見過葉劍英。葉將軍應張之請,與他談話。那時葉將軍30多歲,身材魁梧強壯,紅光滿面。他知道了張是六家報紙的戰地特派員,而且所提的問題與一般官方報紙的記者大不相同,因此侃侃而談,從陣地談到游擊戰,從全面形勢談到訓練班內一些不正常情況。張一一記錄,他們一直談到深夜,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隨即發表了題為《葉劍英將軍一夕談》的報導。
1940年春,他經贛、皖前線到第三戰區的浙江寧波。在上饒顧祝同長官部,與時任長官顧問的宦鄉(解放後在外交部任職)徹夜長談,深感所談與中央軍一般高級幕僚大不一樣,談得也比較深入。此後,他還同新四軍的幹部有過接觸。
回到作為西南行營所在地的桂林後,他積極籌辦中國工商新聞社,發行純經濟性的日刊《工商新聞》,報導前後方的市場情況和不斷變動的物價,受到經濟界的歡迎和好評。支持這個事業的,一個是華東遷桂工廠聯合會的主席陳炳勛;一個是馮玉祥的“三戶書店”及其印刷廠的經理汪先生。當時,他利用中國工商新聞社經常以編輯身份掩護黨的地下工作人員。
抗戰勝利後,張常人親眼目睹“接收大員”們的醜惡嘴臉,對國民黨政權的黑暗統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憤然參加了反內戰、反飢餓、反失業的活動,並毅然在一項反政府的宣言上籤名。1947年,他在南京去梅園新村訪晤范長江,巧遇了周恩來,在周恩來“不要呆在南京,有能力可在上海辦個雜誌”的示意下,他理解了和平無望,放棄準備復刊《工商新聞》的計畫,離開南京,到上海定居,從事寫作,後在大東書局出版了《好事多磨》一書。
新中國成立後,張常人先後在天津《進步日報》(《大公報》前身)工作、在北京回民學院擔任文學教員,並與當年光華書局的主持人在王府井開辦了新潮書店。
“文革”初期,他以與李宗仁的一段私誼,被紅衛兵作為罪名,遭到抄家洗劫後,自動遷出兩個單元的住房,躲進一間聊蔽風雨的農家屋,一住就是13年。
這期間,一天有人把他帶到一處地方,主要詢問他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往事,經過96天的審查才把他放出這座不掛牌的監獄。
粉碎“四人幫”以後,市法院的法官到他新居尋訪,說是專門為他平反來的。張說:“我沒有什麼事要平反。”法官說:“江青關了你96天,並要判你3年,我們覺得沒法判,現在得為你平反。”張看了檔案,說:“這樣的平反,不如不平反。”沒有簽字。下次再來,張看了檔案,簽了字。這使他倍受感動。
1986年張常人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張常人編、著、譯、寫的範圍較廣,除了寫新聞報導、影評、雜文、文史資料等以外,在建國五十年間先後出版了傳記小說《東瀛義士》,翻譯小說《烏克蘭地下軍》、《地下省委在行動》、《兩個世界的農民生活》(以上前蘇聯);《生與死的搏鬥》(羅馬尼亞);《青銅紡車》(前蘇聯,因中蘇關係變動未印),科技專著《核子彈秘史》(美,合譯)等7種著譯作品。從1964年起,他就投入《漢英古今常用語詞典》的編譯(按漢語拼音、中、英文三軌序列)工作,前後達30餘年。全書計詞頭5000個,辭彙45000條,《索引》100萬字,共約300餘萬字,現正在外文出版社排印中。
張常人大半生寫作當在1000萬字以上。他一直遵循母親的教誨:“一生應靠一枝筆”。七十年來,他用辛勤的汗水默默地為人民作出奉獻。2003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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