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35年 3月1日 出生於河南省南陽市。
1953年 -1957年 華中理工大學水動專業畢業。
1957年 9月-1960年9月 華中理工大學室副主任、助教。
1960年 11月-1978年5月 華中理工大學室副主任、講師。
1978年 5月-1983年10月 華中理工大學室主任、副教授。
1983年 10月-1990年10月 華中理工大學水電能源研究所所長、教授。
1984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科技專家”稱號。
1990年 10月-1997年6月 華中理工大學博士生副導師、導師。
1997年 6月— 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理工大學能源學院院長。
2003年7月-2010年10月 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院長。
2008年,受聘為浙江水利水電學院特聘教授。
2010年11月-- 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名譽院長。
研究方向
長期從事水電能源方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主要貢獻
培養了一大批學士、碩士、博士,出版著作《水電能源最佳化管理》、《水電系統最優控制》等11種,發表論文120餘篇。曾主持多項重點科技開發與攻關項目(包括兩項中-歐能源合作研究項目),其中“水電站水庫最佳化調度理論套用與推廣”、“電力系統隱隨機決策”、“水電站經濟運行計算機實時控制”等在生產套用中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一、三等獎各一項,獲部、省級一、二等獎10項。在水電能源領域有較深的造詣,從50年代未就開始水電能源的開發規劃、調度管理和實時控制的研究,1963年出版了《水電站水庫調度》一書。在水庫運行基礎理論、規劃決策與風險管理、計算機實時控制等方面均有重要創新。將水電能源理論、最佳化理論、控制理論、不確定性理論以及人工智慧、神經網路、模糊分析等技術進行綜合交叉,為現代水電能源理論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國家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再做貢獻。張勇傳河南南陽人。
人物生平
蛟龍出水
在中國河南省南陽市境內,有一條美麗的河流,名字叫做白河。它源自伏牛山,流至襄樊注入漢水,再於武漢匯入長江,最終流入大海。這條河流,被南陽人民稱為母親河。
1953年的夏天,因為連降暴雨,白河漲水,洪波滔滔。
往日平靜美麗的白河水,這個時候卻發起了脾氣。她這一翻脾氣,差點阻擋了一個少年的前程。
這個少年,叫張勇傳。這個夏天,他要渡過白河,前往許昌參加高考。
苦等數日,白河洪水不退。眼看考期就要錯過,張勇傳和家人焦急萬分。怎么辦?
雨勢小些了,浪濤平些了,混黃的河水,依舊泛濫。現在可以渡河了,但是即使再赴許昌,考期也注定錯過了。看了看地圖,算了算日程,十八歲的張勇傳,毅然決定,搭乘一隻運貨的小木船,沿河而下,順漢水,赴襄樊!因為如果到襄樊,考試還來得及。
黃色波濤里,一隻小船急流而下。水面上船身搖晃,周遭漩渦飛轉。這一路,可謂兇險。這情景,更讓張勇傳百感交集。
在臨考前一天,張勇傳到達了襄樊。也顧不得旅途的疲憊,他馬上前去報名,然後準備第二天的考試。由於路途顛簸,加上連日陰雨,他病了,是累病的!
不過,第二天,張勇傳準時出現在了考場上,帶病做完了所有的試題。當他走出考場時,他的步伐十分沉重,他的心情同樣也很沉重,他覺得沒考好!
但是,憑藉紮實的知識功底,他還是贏得了這次高考的勝利。不久,他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這份意外的驚喜來自於華中工學院。
當然,他還不知道,自己成為大學生的這一年,也正是這所大學誕生的一年。
聞道授業
白河上的一場洪水,沒有阻擋張勇傳的理想。也正是因為這場洪水的激發,他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理想。他選擇學習水電專業。
張勇傳的一生,注定和水有緣。高考之際,故鄉白河發洪水。1954年,也就是他大學二年級的這一年,長江爆發了百年一遇的全流域性大洪水,這是一個國家的災難。因此,這一年的暑假,張勇傳沒有回家,毅然回響學校的號召,參加了長江的防洪搶險。
“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穿好軍裝拿起武器!共青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途,萬眾一心,保衛國家!我們再見了,親愛的媽媽……”這是那個時代最流行的音樂——蘇聯歌曲《共青團員之歌》。在這樣的豪情中,張勇傳和他的同學們扛沙袋,壘堤壩,尋堤查險,防堵管涌……這一年的長江大洪水,無數的人用生命和血肉之軀,築起了一道沖不垮的鋼鐵長城。終於取得了抗洪的偉大勝利。
年紀輕輕的張勇傳,已經歷經了兩次洪水。這位年輕人,不由地開始了關於水的理性沉思。
這滔滔江河水,足以讓人懼怕,但是,它又可以產生多大的能量啊!若是能合理地利用起來,該是一筆多大的財富啊!水是一種寶貴的能源,如果科學地控制,有計畫地利用,才能使它造福於民。張勇傳覺得,這件事,正是他要探索的。
在大學時期,隨著專業知識的學習和知識體系的完善,張勇傳已經有了將水害變成水利的想法。為了實現這個想法,張勇傳幾乎窮盡了自己畢生的心血。
愛因斯坦曾經講過:“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張勇傳就是一個善於提出問題的人,這是他從小養成的習慣。大學期間,是一個知識積累的過程,不求天衣無縫地解決問題,但求自己能提出一點想法。
大四的時候,張勇傳對“水能計算”的一種算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原來的“水能計算”,一定要做試算,顯得過於繁瑣,於是,張勇傳發明了一種新方法——“圖解法”,就是在底圖上設一條曲線,然後在一個透明紙上設一條曲線,將透明紙覆在底圖上,按照一定規律進行移動,為兩條曲線找到一個交點,這個點,就是要求的解。這種方法,大大簡化了原來“水能計算”的過程。這篇文章發表在《水力發電》雜誌上。現在,這種方法叫疊代。這是張勇傳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也是他學術創新的發端。
1956年,張勇傳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7年,張勇傳大學畢業,並留校任教。
臥薪嘗膽
1959年,高教部在華中工學院辦了一個水電進修研討班,從各大高校選拔了近30名教師和工程師,邀請莫斯科動力學院教授謝福拉講授《水電站運行》,張勇傳名列其中。
謝福拉是最早將電廠最佳化運行理論引入中國的外國教授,張勇傳研究水電站水庫最佳化控制的契機,就來自於這位蘇聯專家。
謝福拉用俄語講,旁邊有翻譯,邊講邊翻譯,可是,張勇傳才學會初級俄語,聽外國專家講課,就顯得相當吃力。倔強的張勇傳痛定思痛,下定決心,努力學習俄語。不僅要了解,而且要精通。功夫不負有心人,他以堅強的毅力,俄語的堡壘再度被攻破。
謝福拉講的是水電站“廠內各台機組之間的最佳化運行”,而張勇傳已經將思維的觸角伸向“廠外”。他不滿足於謝福拉的講解,還閱讀了大量西方在水電運行方面的科技文獻。
專業研究要走向深入,又對高等數學知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張勇傳打開蘇聯人斯密爾諾夫所編著的四卷六本的《高等數學》教材,一頭鑽進了數學的海洋……
在三年困難時期,飢餓成了他事業上最大的攔路虎。在那種基本生存都難以保障的情況下,人的身體是脆弱的,張勇傳病倒了,他眼冒金星,頭暈嘔吐,是餓病的!餓得身體浮腫!餓得腿部肌肉用手指按下去,肌肉久久不反彈。可是,他依然沒有放棄手中的書,他明白,做研究工作,要懂很多東西,要耐得住寂寞,要吃得了苦。餓著肚子,可以忍受,停止思考和研究,他不乾。1963年12月,他完成了第一部著作《水電站水庫調度》,由中國工業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水庫調度領域的第一部著作,張勇傳創造了一個“中國第一”。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在學術上碩果纍纍。不過,這一切並沒有給張勇傳帶來好運,相反,給他帶來了不幸……
“保留種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大字報鋪天蓋地,大帽子漫天飛舞,校長被打倒了,書記被打倒了,教授們也都被打倒了。張勇傳也不例外,他被扣上了“走白專道路”的帽子,他的《水電站水庫調度》被誣陷為“搞經濟主義”,是“唯生產力論”,他的數學研究成了“玩數字遊戲”,他被批為“反動權威”,帶著自製的牌子,掛在脖子上,接受殘酷的批鬥。接著,還要進行勞動改造,掃馬路,拔雜草……
一次,開完批鬥會,張勇傳被剃了陰陽頭。晚上回到家裡,妻子默默地拿起剪刀,儘量幫他整得好看一些。妻子的眼睛裡沒有淚水,而是堅毅,望著妻子的眼睛,張勇傳讀到了愛,讀到了憐惜,讀到了榮辱與共的那份堅定。
物質上的不足,已經讓張勇傳的身體出現了浮腫,精神上的打擊,更讓張勇傳的心靈受到傷害。張勇傳的心在汩汩流淚。
“文革”中,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產”。射流成為一個熱門的項目,張勇傳的妻子瞿繼恂,轉行從事射流研究。這個時期,張勇傳也覺得,自己的研究難得付諸於實踐,成果在現實中得不到檢驗。這個世界,供他施展抱負的空間太小了。他萌生了轉行的念頭,想聯繫實際,做一些容易見實效的項目。
時任華中工學院院長的朱九思聽到這個訊息後,馬上找張勇傳談話。
“你覺得你研究的那個東西是不是就真的沒有用處?”
“當然有用……如果能在工程上得以套用,肯定可以實現較大的效益……”
朱九思聽了以後,說了一句話:“好!那你就堅持這個方向,繼續研究吧!”
30多年後,當張勇傳以水電能源開發與利用方面的卓越成就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時,華工大人說,朱九思當年為中國水電事業保住了一顆科研的種子,沒有這顆種子,就不會有後來的參天大樹。
作為一個優秀的教育家,朱九思“保留種子”的行為,成就了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被傳為佳話。
利劍出鞘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8年,鄧小平同志復出,進行改革開放。此時,亞洲“四小龍”已經崛起,而中國的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發展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的首要問題。
能源不足,電力不夠,工廠就不能正常開工,生產受到了極大影響。湖南柘溪電站的工程師前往華工,希望讓電站多發電,希望在技術上得到華工的支持。
1979年,張勇傳來到了柘溪。目的只有一個——讓電站多發電。
柘溪水電站建於1962年,它的運行是靠天吃飯,順其自然,有水就發電,水多了就放掉,水少了就限制用戶用電,嚴重乾旱時,下游民眾連生活用水都難以保障。
他與當地技術人員一起研究,沒日沒夜地工作。
擺在張勇傳面前的,是紛繁複雜的檔案資料,運行不善的水電站,一台速度極慢的計算機。除此之外,就是柘溪人民的無限希望了……
那台使用穿孔帶的121計算機,儘管機體很大,占了整整一個房間。計算速度也很慢,但成了張勇傳的寶貝。因為,當時我國的電子計算機太少了。
張勇傳與當地技術人員在機房內“安營紮寨”,使用著那台笨重而珍貴的計算機,一個方案往往要連續三天三夜才能算出結果來。有時,在計算機前折騰了幾天幾夜,而得到的結果卻往往不盡人意。
那種失望難以言表,就像登山運動員經過一次次的跌倒,好不容易登到了頂峰,正準備歡呼時,卻突然發現,從前的努力都是白費力氣,爬錯山了。科學是由不得半點情緒的,短暫的挫折之後,是一輪更加嚴酷的鏖戰。
在技術上,對張勇傳是一個挑戰,在意志上,更是一個巨大的考驗。肚子餓了啃餅乾,瞌睡來了躺在草蓆上,課題組成員吃、住都在機房。
就這樣奮戰著,經歷了多次失敗的打擊和折磨,課題組終於拿出了柘溪水電站的最優調度方案。
按新的調度方案,電站一年之內就多發電1.3億度,占全年總發電量的6%。國家科委將這一成果向全國34座大中型水電站推廣,效益大大提高。柘溪成為我國第一個成功實現最佳化調度的大中型電站。張勇傳又創造了一個“中國第一”。“柘溪水電站經濟運行實時控制”等項目,也被評為湖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
他的天地越來越廣。其後,江西上猶江電站來請張勇傳為他們做水電能源開發。1982年,張勇傳再度展開科研攻關。最佳化調度方案一經實施,使該電站發電量增加了7.4%,半年就增加產值1400萬元。這項研究,被評為江西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
緊隨其後,江西柘林電站也專門來請張勇傳為他們做水電站調度的模型。以柘林電站為主的“江西四庫聯合最佳化”項目,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
電力部科技司全力支持張勇傳的科研項目……
湖南省科委、江西省科委,都拿出資金來支持水電站最佳化調度的研究……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張勇傳對最佳化調度理論進行總結,提出了水庫最佳化調度的三個定理,並編制出了我國第一個水庫最佳化調度程式。
此後,張勇傳還在國內首次將博弈論、控制論、不確定性理論等運用到水電和水庫調度中,為我國現代水庫運行理論的創立作出了突出貢獻,其理論在丹江口、三峽等特大水庫和水電站建設中都得以套用。
1997年,張勇傳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時,在《候選人簡表》上,清楚地寫著這樣一句話:“所得成果在實際工程套用中獲得超過8億元的直接經濟效益。”這還只是從1979年~1996年間的數據,其後的延續效益更加巨大。有人說,他的研究到今天為止,給國家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的效益,恐怕已無法用數字來計算。
看到自己苦心研究的科學成果終於實實在在地造福於國家,造福於社會,得到了承認,張勇感測到無比的欣慰。
沒有用武之地,是一個英雄最大的悲哀。這個時候的張勇傳,從悲哀中徹底走了出來。
跨越夢想
1985年8月的一天,隨著汽笛的轟鳴聲,北京直達武漢的列車駛進了武昌站,載著張勇傳,也載著沉甸甸的榮譽。站台上,朱九思興奮地對著火車招手,他馬上就要見到久違的朋友了。張勇傳風塵僕僕,朱九思神采奕奕,兩雙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張勇傳由衷地說道:“感謝您!老院長,當年如果不是您勸我堅持研究,我就不可能得獎啊!”
在湖南和江西兩省水電站最佳化調度項目中,張勇傳“通過學科交叉,在本學科取得理論上的突破,並在生產套用中取得巨大經濟效益”,鑒於以上貢獻,他榮獲了1985年的“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在中國,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這可是至高無上的最高榮譽。
既要教學,又要搞科研;既搞基礎理論研究,又搞套用技術開發。1984年初,張勇傳和同志們在華工校園裡,建立了我國第一座水電站經濟運行計算機控制實驗中心,張勇傳又創造了一個“中國第一”。得獎後的張勇傳,更是信心百倍,衝勁十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科研與教學之中。“以終為始,不斷前進,重要的是著眼於過程,即使不成功,青春的年華,也沒有碌碌無為,當然如果達到了也很愉快。追求了,奮鬥了,也很愉快。”這便是張勇傳對人生和事業的感悟。
張勇傳在華工當了三年助教,十八年講師,五年副教授,經歷了半個世紀風風雨雨華工路,他見證了這所高校的發展與變革,崛起與輝煌,現在,他已經桃李滿天下。到如今,張勇傳已經不記得帶過多少位碩士、博士了。他總是在摸索怎樣培養才更有利於學生的發展,他主張放手讓年輕人做事。他教育他的學生:“學習最重要的根本方法應該是問,提問題,把學問兩個字倒過來,就是問學。” 談到對於學生的希望,張勇傳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作為一個大學老師,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超過我。”這是一個真正的大家所具有的胸懷。
隨著知識經濟、信息產業的興起,張勇傳率先提出了數字流域的嶄新概念,並進行系統的研究,成績卓著。
作為一個科學家,張勇傳對文化藝術也有著濃厚的興趣,並且有較為深厚的積澱。平時,教學和科研的任務再忙,他都會看看唐詩,背背宋詞,張勇傳業餘時間最大的愛好是練習書法,他寫得最多的是老子的名言:上善若水。因為,水利萬物而不爭。
壯心不已
1953年,張勇傳走進剛剛創辦的華中工學院,成為一名大學生。整整半個世紀之後,作為大師的他,開始參與創辦一所新型的大學——文華學院。
2003年7月1日,年近古稀的張勇傳,出任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 第一任院長,成為全國第一個正式出任獨立學院院長的院士。此舉備受社會爭議和關注。
張勇傳認為,國家的發展需要有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獨立學院是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必然產物。他在文華學院提出了“育人為本,質量第一”的辦院宗旨。
“我常想,外國能把獨立學院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學,我們中國為什麼就不能?” 張勇感測慨地說。在文華學院,他的教育理念是“打好基礎,著重素質,因材施教,凸顯特色。”
在張勇傳的帶領下,文華學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騰飛,實現了學院 “千畝校園,萬人規模” 的第一步辦學目標,創造了二級學院發展史上的“文華奇蹟”,使文華成為了全國獨立學院中的佼佼者。
張勇傳認為,大學教育應該不同於職業培訓,獨立學院應該立足於未來,培養既能適應當前工作,又有長久發展潛能的專業人才。他認為,獨立學院應致力於培養“實用型人才”而不是“套用型人才”。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套用型人才”僅具有對已有知識的運用能力,而“實用型人才”除了能夠很好地運用知識,還應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
為了把這所獨立學院辦得更好,張勇傳提出:“在搞好教學工作的基礎上,也要把科研抓起來。教師如果不搞科研,不懂創新,又怎么能夠培養出創新型人才呢?”他大力倡導加強校園“創新文化”的建設,營造出一種創新的氛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培育出一所創新型的現代化大學。在這種理念的推動下,文華學院的“文化節”、“科技節”一年比一年“火爆”。
現在的張勇傳,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教學上。他和妻子經常漫步在華工校園。當年他親手栽種的小樹苗已經長成了參天大樹。在建校紀念碑下,他感慨萬分:創業維艱,守業不易。出任文華學院的院長,是張勇傳的第二次創業,他依然如1953年一樣,躊躇滿志,信心百倍。在題贈文華學院第一批本科畢業生的《秋實》一詩中,他充滿激情地寫道:“鼓起勇氣,充滿信心,去吧!去迎接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