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態特徵
一是弱勢化往往是以驟變的形式發生的,這當然會造成人們很大的不適應感。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變化的速度令人震驚。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在短時間內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正向方面看,廣大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可謂成就斐然。但是,這也是以巨變的形式發生的,往往造成了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所有這些是以體制變革、城市規劃、大型工程項目的形式出現的,造成一些群體地位的變化幾乎是在一夜內發生的,人們當然難以適應。由於變化速度太快,對於一些弱勢群體的社會救助也常常出現制度滯後的問題。
二是經濟社會方面的巨大反差造成了一些人的弱勢化感覺。馬克思曾經講過這樣的道理:當大家都住在茅舍樣小房子裡的時候,誰也沒有感到有什麼不滿,但是一旦在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所有小房子裡的居住者就會感到不舒適、不滿和被人輕視,也就是說,貧富反差造成了強烈的被弱勢化的感覺。今天我們遇到的正是這樣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巨大變革的社會形勢下,社會流動是難以避免的。在社會變化、變革之中,有的人地位上升,有的人地位下降,這種現象難以避免,而且社會流動本身也確實給社會帶來了活力。問題是:什麼樣的社會地位流動是公平正義的呢?什麼是合理的社會流動呢?
三是弱勢有普及化、泛化的趨勢。過去,在企業當工人,感到“工人階級”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然而,企業轉制以後,工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筆者社會調查中遇到有些老工人說,小孫子上學在同學中不好意思說自己家裡是工人,怕被別人看不起。過去,大學畢業生被稱為“天之驕子”,而今天他們中有些人擁擠在大城市就業競爭市場上,能找到兩千元一個月的工作就很不容易了,這部分大學生也深感弱勢。
心態來源
“弱勢”心態主要來源於以下幾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場競爭、嚴厲的問責制度和強大的網路監督面前,一些官員成了“驚弓之鳥”,生怕因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而成為眾矢之的,每天都謹小慎微、如履薄冰;二是雖然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進,但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論資排輩現象,甚至“潛規則”盛行,很多官員因沒有背景,“不跑不送”,處於“天花板”困局之中,得不到重用和提升,成為官場“弱勢群體”;三是公務繁雜,既要有讓上級看得見的政績,又要有能讓老百姓滿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為卻困難重重,不少官員甚至出現了焦慮症,心力交瘁,倍感“弱勢”;四是一些貧困地區公務員的工資收入有限,在物價尤其是房價快速上漲的背景下,只能“望房興嘆”。
公眾關注的往往是那些手握實權或者具有領導職務的官員,而對一般的非領導職務官員關注有限,而這些人是官員的大多數,在科層制的結構中,這些人實際上可以調動的資源非常有限,而對上級領導、工作單位等不滿意時,往往又不能“跳槽”一走了之,常常靠“忍”,因此心理難免壓抑,更容易產生“弱勢心理”。
針對知識分子群體的抽樣調查表明,高達55.4%的受訪知識分子自認“弱勢”。改革開放30餘年,知識分子的地位雖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並且在經濟上也越來越富有,但與一些名利雙收、風光無限的房產商、隱形貪官等相比,不少知識分子“喊弱”、“哭窮”首先是因為對自身境遇不滿,而這種不滿是通過比較得出的,面對當前經濟資本(財富)、政治資本(權力)的聯姻甚至轉換,大學教授的文化資本(教育文憑)顯然處於弱勢。如北大副教授阿憶就曾在部落格中曬工資哭窮,宣稱那點工資讓人“不能活下去”,並得到了很多知名教授的力挺。
其次,“弱勢心理”在那些基礎、冷門學科的知識分子當中表現尤其強烈。他們的教學科研任務非常繁重,待遇卻相對較低。“經濟學”、“管理學”等很多熱門學科領域的研究者有各種各樣的機會拋頭露面,而對於那些基礎、冷門學者來說,因專業所限,這種機會比較少,坐在冷板凳上一心向學,不少人覺得被邊緣化了。
第三,一段時期,社會推崇“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分子備受尊重,而在市場化的浪潮中,人們的價值取向也在改變。當前,社會浮躁盛行,評價標準功利化、單一化,權力和金錢的多寡常被當作成功的唯一標準,這讓不少知識分子不受尊重,感到落寞。
針對公司白領群體的抽樣調查結果表明,57.8%的受訪白領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幹得多,掙得少”是記者在採訪調查中許多公司白領的共同感受。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白領們工作繁忙,職場競爭非常激烈,而且他們不像黨政幹部和大學教師一樣有穩定的職位,面對層出不窮的新人和嚴格的業績考核,他們要全身心地投入戰鬥,為此很多人都處於亞健康狀態。對白領來說,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後是難以承受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後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
原因分析
為何公眾普遍出現弱勢心態,並且感受如此強烈?在調查中,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別是:“收入與預期有距離,生存、工作壓力大”(37%)、“社會競爭中產生不公平感,導致相對被剝奪感強烈”(29%)、“許多個人權利得不到有效維護”(16%)。可見,收入差距、生活重壓、公平感保障感缺失等是“弱勢感”的催化劑。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雖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貧富差距的加大必然會引起中低收入者的不滿,從而引起“弱勢心理”。高房價和通貨膨脹的衝擊也讓人們“弱勢感”強化。看到別人住著別墅開著豪車,而自己辛辛苦苦攢一年的工資還買不了幾平米房子,“弱勢感”怎能揮去?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都在漲價,工資增長的速度跑不過物價上漲的速度,“弱勢感”如何避免?一位網友這樣說。
權力與資本的相對集中,加強了民眾的“弱勢感”。黨政幹部手中有權,企業主手中有資本,在其面前,普通民眾無權無錢,難免會產生“弱勢心理”。“更何況企業主對工人的非法剝削、富裕階層的炫耀性消費、官員的腐敗行為和暴力拆遷、城管粗暴執法等等事件時有發生,這些都是激起民眾‘弱勢感’的導火索。”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朱光磊在接受人民論壇記者採訪時表示。
而很多網友在討論“弱勢感”問題的時候,也往往將社會“弱勢感”的蔓延,歸咎於“你是哪個單位的”的驕橫、“我爸是李剛”的張狂和“拼爹遊戲”背後的無奈。只要社會不公平、機會不均等、權錢相對集中,就會生出“弱勢”的感嘆,從而對社會充滿怨氣。
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成就世界矚目,但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等問題也日益凸顯,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使得不少群體都心存不滿。專家指出,相對特殊利益集團的不勞而獲,對大多數人而言,無論是物質財富的獲得、政治權利的實現,還是話語權的掌握、社會地位的提高都不盡如人意。當一些群體與階層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獲得越來越多社會資源的時候,另一部分社會成員卻因為獲取資源的有限性而逐漸被拋到了主流社會發展的軌道之外,在這種情況下,“弱勢心理”自然會迅速蔓延。
心態蔓延
一種可稱之為“在合法競爭中發生的弱勢化”。比如,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有的企業發展壯大成為名牌企業,也有的企業則敗下陣來,甚至破產了。在市場競爭(或稱作初次分配)中發生的弱勢化現象卻又難以避免。在這種競爭中,只要競爭的規則或程式是合法合理的,由此產生的社會流動也就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這樣的制度設計可以提高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是我們可以接受的。雖然競爭具有合理性與公正性,但是,一些人的下降流動或弱勢化總不是好事情。在競爭中,弱者當然競爭不過強者,特別是人群中的老、弱、病、殘,往往是競爭體制中的失利者。從社會制度建設的角度看,也必須對競爭中的失利者提供保護的機制。因此,一個和諧的社會,必須有良好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制度,對於老、弱、病、殘,對弱勢者、對下降流動者提供社會保護。
另一種可稱之為“制度障礙型的弱勢化”。這種弱勢化不是在合理的競爭之中發生的,所以,也可以稱之為“非競爭型的弱勢化”。這種弱勢化的特點是,從一開始就將一部分社會成員排斥在外了。換言之,在跑步比賽起跑點的時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許他們參加比賽,或者讓他們後跑。顯然,這種“制度障礙型的弱勢化”是不公平、不正義、不合理的。如果仔細考察各個方面的體制、機制,就會發現問題具有普遍性的。比如,機關事業單位的非正式工,很多講課效果不錯的“代課老師”等。如果再仔細分類的話,這裡面有些弱勢化是制度設計時就被排斥了的群體,有些是受到制度歧視的群體,也有些是被制度忽視甚至被制度遺忘了的群體。譬如,在職業技術職稱制度方面,我們更重視的是高層次的職業技術職稱,而對於普通勞動者的職業技術職稱,表面上也建立了體制,但實際上形同虛
設。廣大一線的、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勞動者的職業技術職稱更是被忽視的。這種“非競爭型的弱勢化”更需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如何消除
如何消除公眾的“弱勢心理”,讓大家充滿自信,獲得尊嚴?49%的受訪者選擇“讓大家都富起來,調整收入分配方式,縮小收入差距”,20%選擇“增強大家的保障感,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保障大家基本生活”,12%選擇“讓大家都強起來,在利益受損的時候能夠有暢通的渠道”。由此可見,老百姓最關注的還是收入,只有讓大家的錢袋子鼓了,收入增長的速度超過了物價上漲的速度,才能抵禦通貨膨脹的衝擊,才能消除“弱勢心理”,增強幸福感。而增強保障感,讓大家在利益受損的時候能夠有暢通的渠道等,對老百姓來說則是一劑定心丸,保證了幸福生活的持續、穩定。
有專家表示,要想消除公眾普遍的“弱勢心理”,除了社會主體的自立、自尊、自強,最主要的就是加快民主進程,應當尊重和保障社會各階層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特別是要加強民主制度建設,保障群體的參與權、知情權和表決權,尤其是保障其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和與自身權益有關的各項決策的權利,使其能夠依據法律程式維護合法權益,“弱勢心理”就會大大降低。
中央黨校教授青連斌表示,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弱勢心理”蔓延的重要因素。弱勢化的本質在於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而造成資源分配不公的關鍵則在於現有制度的不完善,如戶籍制度、收入分配製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因此完善制度建設是重中之重。
“消除公眾普遍的‘弱勢心理’,政府責無旁貸。”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政府首先應最大限度地保障政策本身的公平和公正,要消除公眾普遍的“弱勢心理”,就是要通過政策的公開、公正體現出來,所以政府一定要保證政策本身的公平和正義,若是政策本身就不公平、不正義,若是維護了強勢利益集團的利益,遏制“弱勢心態”就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