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廬山軍訓團1933年7月～1937年8月國民黨在江西省廬山舉辦的訓練中初級軍事幹部的組織。初建時的正式名稱為“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
1930～1932年，國民黨軍隊在“圍剿”紅軍的戰爭中屢遭失敗，蔣介石認為是各部隊的中初級軍官武德、武學尚欠深造所致，遂決定在江西省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以圖提高部隊對紅軍的戰鬥力。
廬山軍官訓練團由蔣介石親自領導，以陳誠（後為王俊）為團長，羅卓英、劉紹先、柳善分任團副，楊傑任總教官，並聘請德國軍官為教官和顧問。團以下按營、連、排編制，營長特調各部隊師、旅長充任，連長由團長充任，連長以下幹部從受訓軍官中選任。該團1933年7月18日正式開學，9月18日結束，先後舉辦三期，每期半個月左右，共輪訓7600餘人。
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30餘師和其他一些軍事單位團以下、排以上軍官幾乎全部參加了訓練。課程設有政治、戰術、射擊、築城、通訊、衛生等。政治課主要進行反共宣傳和封建法西斯主義教育。軍事課除講授一般理論外，野外演習占整個訓練時間的大部分。畢業時發給文憑，並贈予蔣介石照片一張和刻有“成功成仁，蔣中正贈”字樣的“軍人魂”短劍一把，以示寵信。訓練團實施蔣介石 “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開了南京國民政府大規模訓練軍事幹部的先聲。
1934年6月，蔣介石決定在廬山海會寺繼續舉辦訓練團，並正式命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陸軍軍官訓練團”，計畫分三期調訓全國各地校官以上的中高級軍官。此後，除1935年蔣介石駐四川指揮反共軍事，改在峨嵋山舉辦軍官訓練團，廬山軍訓團繼續舉辦了兩屆。因為都在暑期舉行，故又名“廬山暑期訓練團”。
廬山軍訓團的確收極大的效果，許多地方集團的中級將領（師旅長）到廬山受了幾個月的訓，心就變了，跟原來的主子離心離德了，傾向於中央和領袖了。於是，就有些人為老蔣大吹法螺，說是“由於委員長的人格偉大，他們受了委座的精神感召，所以心悅誠服地歸向中央”。
籌備
在對國軍贛粵閩湘鄂各路“剿共”部隊重新編配和改善統制基本就緒以後，創設廬山軍官訓練團立即被提到蔣介石的議事日程上。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蔣介石下達手令，指派南昌行營第三廳廳長劉興、上任不到半個月的第五軍副軍長劉紹先為正副籌備主任，南昌行營課長劉一公、曾正炎，參謀林茂華，原第五十二師副師長傅仲芳，中路軍總指揮部副官處長唐夷和剮官柴鏡蓉、雷祥霖，軍需葉中青等人為籌備員，立即著手籌備軍官訓練團。
劉興，號鐵夫，湖南祁陽人。他被挑選擔任軍訓團籌備主任，乍看起來似乎受到了蔣介石的特別寵幸，其實另有蹊蹺。他早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技，後入唐生智部，由連、營長、團長擢升為師長。隨唐生智加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後，歷任第八軍第四師師長、第三十六軍軍長。寧漢戰爭中第一次隨唐反蔣。失敗後曾與李品仙、何鍵等向蔣介石發出求和通電，表示願率所部“聽候命令，移師北伐。”北上後不久，蔣桂戰爭爆發，劉興復在北方第二次跟唐生智起兵反蔣。失敗後接管唐生智餘部，並在何健電勸下投向蔣介石。一九三三年南昌行營成立時，被蔣介石任命為負責團練的第三廳廳長。如此經歷，蔣介石竟委以重任，使劉興不敢不晝夜兢兢、克盡厥守。
五天后的七月一日，籌備處在南昌行營正式設立並開始工作。按照蔣介石的訓示，籌備事務主要分兩大項：其一、調集軍官訓練團所需各項物資；其二、修建軍官訓練團營地。次日，劉興在行營召集會議，將籌備人員分南昌、廬山兩組，自帶少數人員留在南昌主持一切，讓劉紹先率大部分人員負責廬山籌備事宜。會議決定在海會寺、白鹿洞、棲賢寺一帶選定軍官訓練團營址；在秀峰寺、萬杉寺、歸宗寺一帶，尋覓專供軍訓團演習之用的一旅軍隊駐地。同時，劉興認為，籌備工作繁雜，事務浩大，牽涉到地方及行營各廳各處，故呈請各方派人參與籌備，以策事成。經行營辦公廳主任熊式輝簽定，決定加派行營運輸處長兼總務處長林湘為籌備副主任，專負計畫運輸及購置用品之責；行營各廳、處以及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建設廳加派專人投入工作，籌備隊伍由是趨於龐大。一時，籌備工作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包括南京、上海在內，都圍繞著這箇中心任務鏇轉起來。
當然，要在蔣介石規定的短短十幾天內，完成二、三千人的軍訓團的一應籌備事宜，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可在蔣介石的嚴令下，嚴密的組織、明確的分工和忘命的勞作，保證了籌備機構的五個組近乎瘋狂地運轉著。
第一組為購置、運輸、交通組。組長林湘兼，胡嘉詒為副組長，率組員七人，承擔在南昌購辦及解送建築草棚用材、各項木器、飲食用具、射擊場設備、體育器械以及行營發給學員的用品，接收轉運由南京、上海送來的槍枝彈藥、通訊器材、帳篷鍋灶及其它器具；還要聯繫印刷教材、圖表。
第二組為幕營地偵察、建築組。由組長唐錫夷、副組長鍾秀實帶組員四人，在廬山負責軍官訓練團的團、營部、醫務所、課堂、廚房、廁所、馬廄、曬衣場、浴池、洗臉處等幕營地的選擇與配置，並監督指導修築施工。還要繪製並上報幕營地及道路網線圖。
第三組為操靶場偵察建築組。組長傅仲芳，副組長林茂華，帶組員三人，負責在海會寺附近選擇、指導並監督修建操練場和射擊場。該組事務辦妥後，蔣介石立即提升傅仲芳為第六十七師師長，表現出對傅仲芳的極大信任。
第四組是設計組。組長劉一公，副組長王天民，率組員五人，在南昌負責準備教材，編訂軍訓團日課表和學術日程表，並決定軍訓團各種用具的樣式規格和數目。
第五組是文書組。組長葉南帆，副組長張沛德，和僅有的一名組員在南昌行營負責擬辦各種文電，繕寫文書，發表軍訓團教官、官佐的人事調令，並承辦未歸入各組的其它事務。
此外，還在星子縣設立了物資和人員轉運處。就在任命劉興為主任抓緊籌建軍訓團的同時，蔣介石還親自召見了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林蔚和南昌行營第一廳副廳長晏道剛，命令他們趕快擬訂軍訓團章程。五天后，完全按照蔣介石的旨意匆匆草就的章程，便隨同召集軍訓團的電令下發到北路軍各部隊。
這個稱為《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章程》的檔案，對軍官訓練團的性質、目的、受訓對象、編制、規模和期限，均作了明確的規定。“章程”一開頭就說：“本路軍為嚴格訓練中初級軍官，注入剿匪特要之學術，以增進剿匪效能起見，特設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
“章程”說，廬山軍官訓練團“直隸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明文規定軍訓團由蔣介石直接控制和指揮。為了提高軍訓團的地位和未來的影響力，蔣介石將廬山軍訓團和黃埔軍校同等看待，著力加大開創軍訓團的意義和作用。
為了趕在發動第五次“圍剿”之前完成訓練，普遍提高蔣介石黃埔系及嫡系部隊軍官的軍政素質，章程規定，軍訓團修業期扣足兩星期，全部中初級軍官分作三期輪流訓練，限二個半月訓練完畢”。在“不得妨礙該部隊之防剿勤務；每旅之各團長、每團之各營長、每營之各連長不得一次同時派出；派送學員之職務須有相當之人員代理”的派送學員三條原則下，劃定派送學員範圍為北路軍各軍、師，學員資格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也即是從團長到排長的各級軍官，並以團為單位規定了分三期派送軍官的比例和攜帶勤務兵的數量。
籌備工作雖然風急火燎，終未能在七月十二日期限前收攤。大部分事務工作直至七月十八日第一期開學時才完成，有的甚至拖延到第一期結業前夕。因為時間短促，頭緒繁多，那些籌備大員難免顧此失彼，丟三拉四，引起陳誠的不滿。在第一期學員編隊時，陳誠在現場訓話中，便批評道：“這次我們軍官團的籌備很忙很亂”，“簡單的說就是食宿、給養、被服裝具、教育這幾件事，也就是所謂衣食住教的問題，在事前都要注意到，計畫到。這次因為時間的短促，沒有充分的準備，所以一切事情沒有條理。”
不過，劉興好歹總算完成了蔣介石交辦的這個特殊任務。不知道蔣介石是否滿意，因此也猜不透將受到的是獎掖還是處罰。廬山軍訓團結束後，劉興即被調離南昌行營，受任北路軍第一路副指揮，被調往剿共軍事的前線。此後十多年，他的職務幾乎一直停留在這個水準上，直到二次國共內戰結束前夕加入長沙國軍投誠的行列。
訓練
蔣介石常常講“精神”和“道德”，他的言論中充滿了唯心論的色彩，但在實踐方面卻是庸俗的機械的“唯物論者”，如誇張“日本可以三日滅亡中國”，沒有飛機就不能打仗之類，就是一個例子。蔣介石的道德如何，是否“足以服人”，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究竟用什麼“精神”能“感召”別人傾向他呢？
據熟悉廬山軍訓團內幕的人說，老蔣的“精神感召法”主要是出手闊綽、收買人心。
廬山軍訓團的教育課程包括老蔣的訓話在內，都是官樣文章，主要的工作是派許多隱藏的特務分插在各班，了解地方將領的生活、歷史、財產及與地方長官的關係，特別是長官和他的經濟關係，曾經給他發過多少財。
到訓練完畢，蔣介石即分批接見受訓的將領，簡單詢問一些部隊的疾苦，說些好話，無非是關心他們，愛護他們，有什麼困難一定代為解決等等的官面話，這就是所謂“個別訓示”。“個別訓示”之後，受訓將領就要整裝回防了，老蔣的侍從室就分別有人去訪問他們，說“委員長特別關心你，所以叫我單獨送些路費”。
這一筆路費，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沒有經過手的大數目，對西北軍和晉綏軍一類的窮軍官，數目是十萬、二十萬元；對四川軍、廣東軍一類的較富庶地區的軍官，則多到八十萬或一百萬元，反正這一筆錢比收受人的全部財產還要多。收受者拆開封套，看到這樣一筆大數字的支票，不由得神經為之震驚，疑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怎么看花了。於是他的“精神”就開始被“感召”了！接著再想:“我跟了某某人（原來的長官）十幾年，或幾十年，為他出力拚命，他從來也沒有給我搞到這許多錢；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筆錢，結果大部份被他拿去了，我只落得很少一部份；或者是某一地區是很有出息的，我能駐防一年半年也可以得到不少油水，但他一定要調劑別人而不肯調劑我；過去我那一次為他拚命，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險，他卻待我如此吝嗇刻薄，實在太對不起人了！蔣委員長，我沒有為他做過什麼事，他卻送我這許多錢，可見他待部下的厚道！”於是這個人的“精神”之被“感召”，就更深一層！
最後回去時，侍從室經手送“路費”的人要介紹一兩位親戚朋友，拜託安插一下，拿到“路費”的將領當然滿口應允，於是隨著特務的打入，日夜宣傳“中央化”的利益及挑撥原來隸屬關係間的惡感，這位將領的“精神”就完全被老蔣“感召”去了！
這就是老蔣“精神感召”的全部過程，及其“偉大人格”的具體“影響”。
結果
1937年，蔣介石在廬山開辦綜合性的“第二屆廬山暑期訓練團”。由於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特別是華北事變，打破了蔣介石依靠外交途徑解決中日問題的幻想。他發現，現在已不是攘不攘外的問題了，而是“外來攘我”的問題。“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趨成立。抗日，成為全國人民無法迴避的現實主題。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該年開辦了二期訓練團，其任務是為抗日軍隊培訓軍官，學員也多來自各抗日軍隊，包括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7月1日，第一期開學。第二期仍於7月26日開學，8月下旬畢業後，各學員歸隊，投入抗日洪流中。
抗戰後，軍訓團總教官楊傑對蔣介石的幻想破滅，憤而投入反內戰、反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參加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策動盧漢等人起義，1949年由雲南繞道香港，準備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9月19日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香港。曾在廬山軍訓團受訓的何其灃、張克俠，後在淮海戰役中率部起義；軍訓團籌備處主任、1937年任軍訓團教官的劉興，解放前夕參加長沙起義。其他反戈蔣氏陣營如方耀、張印湘等，不勝枚舉。這些都是歷史拋棄蔣介石的典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