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康白情（1896年－1959年）字鴻章，四川安岳縣來鳳鄉人； “五四”時期著名的白話詩人，又是名噪一時的學生領袖。
康白情“五四”之前，康白情已入北京大學文科學習文，善詞、賦、詩歌。“五四”怒潮趨於平靜的1919年下半年，在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策劃下，學校當局接受了北大學生會曾經拒絕的穆藕初捐助的十餘萬元。在胡適的協調下，採用釜底抽薪的辦法，用這筆錢資送了段錫朋、羅家倫、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等在“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的五個學生領袖，前往美國留學。
1917年北大創立由學生領袖主持“教授會”議事制，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和康白情——分別擔任四個“教授會”的“主任”。
1918年6月，李大釗等北大教授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惲代英、鄧中夏、高君宇、蔡和森、趙世炎、張聞天、沈澤民等後來的中共領導人都是這個學會的積極分子；許德珩等後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也是它的領導成員；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後來的青年黨領導人也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康白情也是其會員。
同時，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康白情協同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等人以“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為口號，於同年秋，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康白情當時任《新潮》的幹事，先後發表了《草兒在前，鞭兒在後》、《朝氣》、《和平的春天》、《別少年中國》、《女工之歌》等白話詩。 1919年春，北大學生會成立，康白情為學生會領袖之一。1919年5月3日夜，在北大學生會召開千人大會決定第二天遊行示威之後，校長蔡元培又召五大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段錫朋、康白情急作謀劃。“五四”事件發展成全國運動之後，康白情率領北京學生代表團赴南京請願，當選為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
這一行徑，被當時的教育界進步人士譏為“五大臣出洋”，此說源自晚清朝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舉。從後來的結果看，這一招果然奏效，五人中除康白情消極無為外，其餘四人都走向了“五四精神”的反面。
康白情去的是柏克利加州大學，選修的是“近年社會改造學說”。看起來，康白情難以忘懷自己在社會活動方面的風光。到美國後，他仍然不斷地與在美的“少年中國學會”積極分子，如張聞天、袁同禮等人保持聯繫，關注並探討政治。
他在赴美國途中，經過日本時，曾與日本共產黨聯絡。
人在美國，更與美國共產黨主動聯繫。但都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最後還是在舊金山找到了有中國背景的政治勢力——洪門幫會，成為舊金山洪門致公堂的一員。他想利用該組織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實際上，他對這類組織並不陌生，他的家鄉四川安岳就是“袍哥”的中心之一，他在11歲就曾“參加”進去。1923年7月，康白情拉上加州大學的幾個中國同學，發起組織了一個新的政黨——“新中國黨”。28歲的康白情，自任“黨魁”，以西方各地的唐人街為重點著手發展組織，並在上海、北京等地設立黨部，四處拉攏各國留學生入黨，如剛到法國的老鄉李劼人就被說服加入。一時間，這個以幫會為基礎的“政黨”居然聲色頗壯。康白情自以為本錢豐厚，拋卻加州大學的學業，於1926年以領袖身份傲然回國“指導”工作。沒有康白情居間穿針引線，這個以華僑社團為基礎的“政黨”，頃刻間就土崩瓦解了。
康白情最終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不僅學業荒廢無成、組織消弭無形，而且失去了昔日老師蔡元培、李大釗等人的信任。
走投無路之下，他曾致書北洋政府段祺瑞，陳述對國事的主張，後深感此事有違己願，便去山東大學任文學教授；以後又輾轉廣州、廈門，在中山大學、廈門大學任教職。
抗戰期間，康白情躲避戰亂跑回四川老家，曾在軍閥劉湘幕下為僚。40年代末，他又出川到廣州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徹底斷了政途之念。
新中國建立後，康白情先後在中山大學、華南師大擔任文學系教授。
1957年“反右”時，康白情被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他被勒令離職返鄉；遷延時日，他才北上長江，轉船溯江而上，行至湖北巴東，因病不治客死途中，時在1959年。
人物生平
康白情，詩人，字洪章，四川人。初期主要詩人，新潮社，少年中國學會幹部，有新詩集《草兒》，後改為《草兒在前》集。一九二三年以後，遂脫離文壇，近且專作舊詩。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
家鄉二十年
1896年4月9日（農曆2月27日），康白情出生於四川省安岳縣來鳳鄉井家溝。原名梓綱，命名樹嘉，曾用名叔良，洪章，字白情，筆名愚庵。
8歲開始在家塾和國小讀書，並受詩教。11歲參加了洪門哥老會（這是一個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帶有封建色彩的幫會組織）。
國小期間，學習儒家著作，並逐步萌生叛逆精神，嚮往革命。9歲時，因不服塾師用“界方”打人而逃學，並質問塾師此舉出在哪一部經上。母親為此一面紡紗，一面比古誆他：“梓兒，我還要靠你呢！你淘氣不讀書，我怎么能靠你？”他聽得驚醒流淚，從此就再也不逃學了。
16歲國小畢業後，先後在三台縣潼川中學、成都省立師範讀書，後考入四川工業專科學校套用化學插班，不過一年，因肺病輟學，回家休養一年半。
20歲時與張瑞仙結婚——張氏，1897年生，樂至回瀾鄉人。張氏陪侍女黃氏。張氏終生未育，康白情獨生女兒後為黃氏所生，至今在世。
弄潮兒向潮頭立
1916年夏，康白情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視野更廣闊地接觸了社會。這段時間所作的詩中，對貧富不均深感不滿，萌發了拯救中國的思想，並疾呼“人間遍地盡荊榛”，以“敢忘起舞雞鳴候”來自策。
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同班同學中，朱自清改行做文學，顧頡剛改行做歷史，陳公博改行搞政治，最後當了漢奸，身敗名裂。據當時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的章士釗評論：新文學運動中，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周作人，新詩成就最大的是康白情。
據說，這一次考北大，他國文和英文考第一，數學考零分，學校不錄，胡適以辭職相脅而破格把他錄取的。12年後錢鍾書考清華也是如此，國文英文特優，數學15分，校長羅家倫（康白情的北大同學）打破一切規定，破格錄取。
1918年初，作“濺我黃兒千斗血，染紅世界自由花”句，表達了投身革命的決心。
1917年，胡適、陳獨秀等人以北京大學作策源地，以《新青年》雜誌為發言台，展開了一項予中國近代文化發展決定性影響的文學革命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集會遊行，痛打賣國賊，火燒趙家樓。跟著，全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逼迫北京政府官員俯首認罪。這便是大家熟知的“五四運動”。這兩大運動的相互激盪，使原來文學與政治等比較狹隘的意義醞釀擴展為整個文化上的意義，啟導了中國近代的“文藝復興”。由於此一潮流的演化，在文化界先後出現了不少的文學社團和報刊，這些刊物對五四運動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新青年》和《新潮》，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
1918年10月，傅斯年最先找羅家倫、康白情兩位研究辦法，商議辦雜誌事。康白情參與其事。11月，再召開籌備會議，著手籌辦，並得到李大釗、陳獨秀支持，並聘請胡適作顧問。康白情被推舉為雜誌社幹事部幹事。12月，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等北大學生正式成立“新潮社”。從此，康白情開始在《新潮》上發表大量的文章和詩歌，鼓吹文學革命，思想解放，產生了巨大反響。
如長篇論文《論中國之民族氣質》、《太極圖與phallicism》、《難思想律》、《大學宜首開女禁》、北京學生界男女交際的先聲》、《南遊漫記》、《新詩的我見》等；新詩《草兒在前》、《送客黃浦》、《鴨綠江以東》、《送許德珩楊樹浦》、《廬山紀游37首》、《別少年中國》等。
在“新潮社”里，康白情除了發表論文和大量詩作之外，又參加了由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發起的“工讀互助團”工作。此一團體是為當時的北京窮苦青年而設計的，實行半工半讀，以達到“教育與職業合一”的理想。這一運動的執行者大部份都是新潮社的社員，其中以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楊振聲、俞平伯、康白情最為積極。
“新潮”在宣傳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的同時，還刊載了大量的文學創作和翻譯文學的作品。新詩的創作是每期都有刊載的，康白情、俞平伯寫得最多，後來都有專集出版（如康白情《草兒》、俞平伯《冬夜》）。“新青年”同仁供給“新潮”稿件的，除了魯迅和李大釗外，還有王星拱、胡適、周作人、沈性仁。《新潮文藝叢書》出版了冰心詩集《春水》、魯迅譯作《桃色的雲》、小說集《吶喊》。兩個月後破例再版學術力作《中國國小史略》上、下卷。魯迅給了“新潮”最大的支持，供給的稿件最多最好，併兼及設計、校對等方面。
“五四運動”的弄潮者
1919年春，北大學生會成立。北大的學生救國會全體成員都參加了。新潮社的成員不是學生救國會的，在李大釗同志的促進、說服下，都參加了北大學生會，並派羅家倫、康白情為代表。北大學生會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重要的組織、領導作用。
這年春天，康白情偕王光祈、李大釗、潘力山游通州，吊撫城，撫唐塔，覽運河，徘徊不忍去。李大釗喟然嘆曰：“古之人天下有故，則逐鹿中原，亦一樂也！不知我輩當彼則何如？”這一席偶談，觸發了康白情的感興，故作七絕“偶談”，抒發自己的抱負，並寫“浪淘沙”一首，有“盡將清淚洗年華”之句。
“五四”以後的第三天，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址設在馬神廟北京大學二院。“學聯”的名詞從這一天起就開始存在了。學聯開會，經常出席的各校代表就有：北大的黃日葵、段錫朋、許德珩、易克嶷、張國燾、康白情、陳寶鍔等輪流出席；清華的羅隆基、陸梅僧；法專的祁大鵬；俄專的瞿秋白；匯文的瞿世英；工專的夏秀峰；高師的熊夢飛；高師附中的趙世炎；農專的顧文萃；鐵路管理學校的鄭振鐸。五四運動如火燎原般地發展起來了。
六月初，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由7人組成的理事會繼續領導學生運動。
由於全國學聯辦事乏人，迭經電催，康白情於6月初赴上海，並任全國學聯文書股主任職務，履行職責。於9月底返回北京。
五四運動落潮後，康白情依然是個活躍分子。自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後，從6月初開始，他因學生會的事，南來北往，穿梭於濟南、南京、上海和杭州之間，為國事奔忙，歷時3個多月。這期間，他寫了大量的文章和新詩。
“少年中國”的中國少年
1918年5月，中國留日學生3000多人，因不滿日本寺內內閣與北洋政府密議《中日軍事密約》，引起強烈衝突，紛紛罷課回國。回國後，曾琦等人便發起“留日學生救國團”，設總部於上海，創辦“救國日報”，並打算在京津一帶設立分部。後因京津一帶在段祺瑞政府控制下，無法活動，乃改變組織形態，發起影響後來五四運動至巨的一個學會——“少年中國學會”（簡稱“少中”）。
1918年6月，各大學一部份學生、教授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有李大釗、王光祈、陳愚生、曾琦、雷寶華、孟壽椿、康白情、鄧中夏、田漢、宗白華、袁同禮、徐彥之、左舜生、李珙、周佛海、周炳琳、黃日葵、許德珩。
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宣武門內回回營2號陳愚生宅內召開成立大會，由王光祈為會議主席，議決“本學業會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並由大會選舉王光祈、陳愚生為執行部正副主任，曾琦為評議部主任，左舜生、宗之魁、雷寶華、易克嶷為評議員；李大釗、康白情為編輯部正副主任，編印“少年中國”月刊；徐彥之、黃日葵、陳愚生、袁同禮、孟壽椿、蘇甲榮、王光祈為編輯員。具體編輯事務由王光祈代理。幾個月後，王光祈赴美留學，康白情資助其旅費。月刊從第1卷第5期起，由康白情主編了半年左右。
“少中”的會員包括北大、清華、南京高師、武昌高師、成都高師、長沙師範、日本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巴黎大學、里昂大學、柏林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校學生。因此，大會後，分別在成都、重慶、上海、南京、濟南、東京、巴黎成立分會，倫敦、紐約亦成立通訊處。
“少中”的左翼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有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毛澤東、黃日葵、張聞天、蔡和森、劉仁靜等。
“少中”最盛時會員有107人，都是20多歲的青年人。
“少中”主要成員除曾琦外，文學藝術方面還有我國現代音樂運動的第一個理論家王光祈，詩人、散文家朱自清，哲學家及詩集《流雲》的作者宗白華，哲學家方東美，詩人及散文家易君左，中國話劇運動的先導者之一，後以“謝瑤環”、“海瑞罷官”被文革清算的田漢，三十年代與郭沫若聯合創立“創造社”的鄭伯奇，以及“新潮”詩人康白情。
作為“少中”會員的康白情，雖不是首腦人物，如王光祈、李璜，但史料上顯示，他似乎是這個團體中相當活躍的成員。“學鈍室回憶錄”上，有一張“少中”會員的團體照，康白情坐在首排居中，與左舜生、曾琦、宗白華並肩，儀態軒昂、目光炯炯，眉宇間流露出一種逼人的英氣。
據陳毅的留法同學金滿成的妻子陳鳳兮撰文回憶：1919年7月初，四川省30名公費留法生，30多名自費生，各自辭別父母親人，約了時間在重慶集合，60多人坐輪船來到上海，住在放暑假的南洋中學內，在上海足足等了兩個月的輪船。
陳毅和他的同學認為，到了法國後，中文書難買，就去買了兩箱線裝書。買書後，他們聽了吳稚暉、張溥泉用英語給他們演說了兩場，陳毅並不在意。而康白情的一次演講，卻把他觸動了。當時康白情的“草兒”剛出版，五四運動剛過去不久，康白情由北京來到上海，集合這批將出國的年輕人，作鼓吹新文化運動的演講。陳毅聽後很激動，馬上找金滿成談“新青年”的問題。康白情介紹他們讀的書，陳毅儘可能地買。到了巴黎，還念念不忘讀康白情為他們推薦的一些書。他常告訴金滿成，說他以後不再作舊詩，要成為一個有新思想的新青年。
在康白情詩集《草兒》上，有很多詩是寫當時他和“少中”會員的交遊情形的。如“送客黃埔”中提到的“壽昌”（田漢），“送曾琦往巴黎”中的“慕韓”（曾琦的字），“慰孟壽椿”中的孟壽椿，“送許德珩楊樹浦”的“楚僧”（許德珩的字），“卅日踏青會”的左舜生，王德煕，張夢九，張聞天，“送王光祈、魏嗣鑾往德意志，陳寶鍔往法蘭西”的王光祈，時診（魏嗣鑾的字），劍倏（陳守鍔的字），“日光紀游11首”的日葵（黃日葵）等，都是“少中”的中堅會員，真是一時碩彥。從康氏與這些人過從之密，交遊之繁，可以想見他當年活躍的情況。
“新五大臣出洋”與“新中國黨”
1920年，上海棉紗大王穆藕初捐款保送北大畢業學生六人赴美國留學，這筆款子乃是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向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的簡召南募得的。由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之、陶孟和四人組織了一個委員會，進行選送事宜。所選送者為汪敬煕、段錫朋、羅家倫、康白情、周炳琳、孟壽椿6人，均系五四運動的風雲人物。汪、段是民八畢業，羅、康是民九畢業，孟則是民十畢業。他們6人除孟壽椿外，余皆於民國9年10月搭乘“Cilina”號啟航赴美，故當時有“新五大臣出洋”之稱。（注4）這种放洋遊學的機會，對當時知識青年而言是人人羨慕的。豈料當船停泊在日本橫濱，康白情心血來潮，一個人離船趨訪當時正在日本念書的田漢，兩人異地相見，杯酒言歡，終至爛醉如泥，竟然耽誤了船期。康白情只好改乘下一班船到舊金山。這一段頗能代表康氏詩人氣質的趣話，李書華先生在“悼汪敬煕先生”（民57年12月13卷6期“傳記文學”）和陳敬之先生“文苑風雲五十年”中均有記載。
康白情抵舊金山後入加利福尼亞大學，“草兒”的“自序”便是1921年10月在加大本部柏克萊寫成的。他進入加大大學院，選修“晚近社會改造”。因與劉英士同住柏克萊，故與劉合夥翻譯歐美名著，以著作權稅彌補生活費之不足，或抽工夫去作些勞工補缺。
當時遊學的風氣很盛，中國學生在外國念書，不像今天那樣孜孜於學位的追求，只是東看看西看看，蒐集蒐集材料，對於國內政治現狀改革的狂熱，則遠超過學術的鑽研。康白情也是如此。據陳敬之先生的記述，康白情到舊金山不久，隨即展開了政治活動，他一方面與華埠洪門幫會的重要組織“致公堂”取得聯繫與合作，一方面勸說孟壽椿（少中會員），康紀鴻等與他看法接近的加大中國同學，聯合創立了一個新的政黨，取名“新中國黨”，自己擔任“黨魁”，並用“康洪章”名字以引起國際間的注意與重視。據說，康白情在美從事政治活動用“洪章”而不用“白情”，乃是因為他很欽慕清末名臣李鴻章。民國初年，李在國際社會仍有些殘餘的聲譽。洪章與鴻章，字異音同，譯成英文則產生有利的聯想。康氏此舉，有借李鴻章以加強號召、抬高自己的意圖。
康白情組黨並從事政治活動的經費來源，絕大部分由“致公堂”支給，由於華僑幫會的援助，一時“新中國黨”的聲名大噪，不但在華埠社會活動頻繁，在國內上海、北京等地還遍設黨支部。康氏並親自回國指導活動，加強聲勢。在中國政界，一時引起了很大的騷動。這是康白情最引人注目的“巔峰時代”，也是他事業從升弧走向降弧的時期，以一個詩人而側身中國政界，談何容易！由於當時國內政壇的複雜紛擾，詭譎多變，民國14年以後，這個“黨”終於化為一片泡沫，永遠消失在中國的政海中了。
1922年5月，美洲中國文化同盟在卜技利開成立大會。加入同盟的團體及代表是：“少中”康白情，王崇植，國民雜誌社孟壽椿，丙辰學社潘大道，新聲社王啟潤，曙光社宋介，工學社柳報青，科學社郝坤巽，明星旬刊社（代表尚未定）。主任康白情，書記孟壽椿，會計童啟泰，交際郝坤巽。
6月美洲中國文化同盟與致公總堂簽約合辦“大同報”，總編康紀鴻，編輯張聞天（張未到任前由郝坤巽暫代）。
當時散居於國內外原少年中國學會及其他團體會員，在如何立國問題上，意見相左嚴重，派系逐日增多。針對此情況，康白情作“團結論”長文，載“少年中國”第3卷第9期。這是一篇研究作者思想的重要文章。從他的“論中國之民族氣質”到“團結論”，隱約可見他從一個進化論者向階級論者靠攏的思想軌跡。
1936年，斯諾在陝北窯洞採訪毛澤東時，毛澤東對他說：“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管理員說南方話……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K黨！！！”
康白情在解放後寫的材料提到，他在美國的活動，既得罪了蔣夢麟等人，也使加拉罕大使和友人李大釗誤會，回國後不得不投靠當時在北洋軍閥政府中任教育總長的李大釗，做了一段時間的法制委員，國政商榷會會員。
康白情在檢討這段歷史時，自認這是“平生最痛”的事。人生道路上錯走了這一著，日後就不得不“借樹遮蔭”。在1930年至1935年的六年間，康白情浪跡江湖，行蹤詭秘。這是一段“借樹遮蔭”最突出的歷史。
消極潦倒30年
在政治上鎩羽的康白情，心情是沉重的。北京上海待不下去，加大的學業似也難以為繼。彷徨了一陣子，決計回四川老家。當時川軍將領劉湘聲勢頗大，康白情竟投效劉的麾下，當起“旅長”來了。以一個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五四運動的健將之一，中國新詩壇的先驅者，當年選拔赴美深造的“新五大臣”，堂堂“新中國黨”的黨魁，竟然改弦易轍，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甘心做軍閥的幫閒者，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他這次回川是1926年夏，31歲的康白情回到了闊別10年的四川。當時成都新聞界以熱情的態度來歡迎他。報上的大標題有“歡迎中國思想界的巨子、五四運動的健將、新潮詩人康白情回鄉……”。
據說，康白情在劉湘帳下不久，便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身心受損，意志消沉，無法自拔，終而潦倒一生。
旅長幹了一年，又轉任劉湘兼理的一所行政機構里的幕府（秘書長），繼續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渾噩”地混日子，直到國民政府北伐統一，他才出川，到上海再度改行經營商業，開了一個“四川土產行”，賣起榨菜來了。在35歲至40歲這六年，還先後作過上海蜀豐人參銀耳公司總經理，粼水中學教員，期間也曾習中醫和遊歷。1934年前後曾在上海辦過小報，並發表舊詩若干。
1935年秋，經北大同學和留美同學吳康介紹，任中山大學教授，不久又因“政治犯”關係而被解聘。
1936年夏至1938年夏，他來往於漢口、廣州之間，任禁菸督察處緝私室額外秘書，支取乾薪。
1938年秋至1941年夏，再度任中山大學教授兼系主任（師範學院），其時正值抗日期間，隨校到昆明。又，1980年8月著名作家徐中玉寫的自傳材料中談到，他當時“考進了當時遷在雲南徵江的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當時兼任這個所導師的有李笠、馮沅君、陸侃如、康白情、穆木天。
1941年秋至1946年冬，在昆明市豬毛工會任書記，兼任南菁學校教員，雲南綏靖署上校參議。
1947年，52歲的康白情又來到廣州，蟄居羊城。
新中國誕生後，1950年1至8月，康白情在南方大學，即今華南師範大學學習。9月回廣東文化大學任教授兼教務長、文學院院長、系主任，直至1951年1月。1951年2月在華南聯合大學任教授兼文法學院院長、新聞系主任，直至7月。同時編訂《尺八集》。8月，調海南島任師專教授。1953年夏，康白情作五絕《讀〈湘君〉〈湘夫人〉》：“美人年八十，瑤瑟怨正多。白頭成虛誓，吾欲叩香娥！”同年秋，康白情任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直至退職離校。
1956年春，康白情應華南師範學院院長陳唯實柬邀，隨本院諸多教授同事春遊，以“清明即事”作總題，即興賦詩。康白情作七絕《花埭瀏覽》：“集體遊春一舸行，‘白花齊放’度清明。生逢毛澤東時代，郭外新秧分外青。”
1958年3月，康白情被劃為右派，5月退職離校。8月，康白情攜夫人黃氏，從上海乘船，溯長江而上至重慶，但因曾患肺癆早已復發，江上數日，年老將息不便，加之政治風雨襲擾，精神抑鬱，心力交瘁，病倒在船艙。
他那英俊的臉膛刻上了人生的憂鬱和歲月的風霜……客輪就要進入湖北省巴東港，距三峽不遠了。他貪婪地聽著隆隆的馬達聲和潺潺的激水聲，兩眼不轉睛地盯著船窗，那模糊的起伏的連山冷漠地往船後走去，讓他回憶起那逝去的漫漫人生路……
康白情住進巴東港旅舍，服藥已無濟於事。彌留中，他兩眼緊緊盯住窗外那蕭疏的大山……
倏爾間，康白情永遠閉上了那雙睿智而美麗的眼睛，時年63歲……1979年，中共中央為他平反昭雪。
人物作品
詩歌縱覽
《草兒》是我去年間作的新詩集，隨興寫聲，不知所云……《草兒》是去年間新文化運動里隨著民眾的呼聲，是時代的產物。要是有功呢，是當時社會的；要有過呢，過去的我不能負其責……我不過剪裁時代的東西，表個人的衝動罷了。
自由吐出心裡的東西，我不是詩人。
——《草兒》自序
康白情序於加利福尼亞大學，1921年10月5日
這是作者的自謙之詞，但在字裡行間，好象在付梓之前，他已經臆測到他的詩集問世後毀譽參半的社會反應。但詩已成，或褒或貶隨他，不是詩人應該關心的了。這自然也是一種灑脫。
“草兒”中的白話詩，幾乎全部作於1919年和1920年，兩年之間寫了117首，康白情當年的藝術狂熱由此可知。但也由於過於多產，良莠不齊；有超出同輩作家寫作水準之上的，也有劣作，這便是康氏受到文學評論者和文學史家重視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因他的寫作態度輕率、急就而引為詬病。梁實秋先生的“草兒評論”指出“《草兒》里的詩有一半算不得是詩”，痛加指摘，幾乎否定了康白情的詩人身份，原因也在這裡。
實際上，在那個年代寫詩的人，大多都是抱著“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態度，僅憑著一股熱情，縱筆寫來。事實上對這種實驗性的作品，他們自己也沒有多大信心，至於對詩歌藝術的看法，也僅僅停留於形式上的改革，只是把文言變成白話而已。胡亂的“嘗試集”俞平伯的“冬夜”，就是這種心境下的產物。他們每每注意到語言的白話化，而忽略了詩質的要求，敘述的成分大於表現，說理的比重高於抒情，即使是表現情緒的詩，也缺乏藝術上必要的過濾和轉化。這也許是歷史發展過渡階段不可避免的缺失吧。
梁實秋的“草兒評論”，大部分是對的，但他卻忽視了“草兒”中一些極好的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卻給以後的詩壇帶來深遠的影響。這些佳作大部分被朱自清選入“新文學大系”中去了。
康白情的詩固然簡陋，但是，千萬不可忘了，那個時代的整個詩壇都是簡陋的。如果沒有早期詩人的盲目探索，勇於接受失敗的嘗試，中國新詩便不會從草創到壯大。沒有康白情，可能就沒有較後的“新月派”，就是有，也要遲上許多年。我們絕不可要求在康白情的時代出現徐志摩，也絕不可要求在徐志摩的時代出現卞之琳和王辛笛；沒有三十年代的卞之琳和四十年代的王辛笛，五十年代的鄭愁予便會珊珊來遲了，這就是所謂的歷史感。
俞平伯認為康白情的詩“為詩國開闢了許多新疆土”，就那個時代的標準看，並非溢美之詞。另外值得提出來加以肯定的乃是康白情作品的創造精神。也就是說，“草兒”的歷史意義，不在作品本身的價值，而在於作者敢於試探的精神和態度。
康白情是個在五四詩體革命中有自己獨特風格的詩人。時代召喚著詩人，詩人感應著時代。縱觀“草兒”，我們可以從中聽到五四時代的各種“民眾的呼聲”：有熾熱的愛國心聲，如“別少年中國”；有立志為國效命的誓言，如“別國立北京大學同學”；有對朝鮮人民反對侵略的聲援，如“阿令配克戲院的悲劇”；有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譴責，如“歸來大和魂”；有反對軍閥專制的豪言，如“慰孟壽椿”；有滿懷愛國激情和民族道義對民族英雄的召喚，如“鴨綠江以東”；有要求個性解放，爭取婚姻自由的吶喊，如“窗外”、“雞鳴”；有對不折不撓、沉著堅毅精神的讚頌，如“草兒在前”；有對未來新中國的嚮往和追求，如“女工之歌”。總而言之，他的詩貫穿著一種新精神。
康白情是個弄潮詩人，是個無韻自由詩的急先鋒，影響頗大。據統計，康白情在“新潮”和“少年中國”上發表的詩作量首屈一指。單從“新潮”和“少年中國”來看，康白情、田漢、俞平伯三人支撐了兩刊的新詩局面。但俞平伯在“少年中國”上沒有一首新詩，而田漢在“新潮”上沒有一首新詩，唯獨康白情不僅上述兩刊上都有新詩，而且在數量上都占首位，致使康白情成了個弄潮詩人。
到期1922年止，詩集的出版有如雨後春筍，總集有北社的“新詩年選： 1919” ，個人合集有文研會的“雪朝”，湖畔詩社的“湖畔”，別集附“嘗試集”外，有康白情“草兒”，俞平伯“冬夜”，郭沫若“女神”，汪靜之“蕙的風”，徐玉諾的“將來之花園”。亦可從詩作入選總集客觀地反映時人的看法。在“新詩集”中，選詩55家105首，除胡適、周作人外，入選詩作量並列第三位的就是康白情、劉半農、沈玄廬三人。影響較大的“分類白話詩選”中，收詩作近70家250多首，除了胡適，入選詩作最多的就是康白情了。這從一個側面看出康白情在新詩壇的地位。儘管“草兒”在不少方面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從它的格調上看，確實代表了幾十年來新詩發展的主流方向，這是應該肯定的。胡適為“蕙的風”作序，序文說：“少年的新詩人中，康白情、俞平伯起來最早；他們受的舊詩的影響，還不算深（白情“草兒”附的舊詩，很少好的），所以他們的解放比較容易。自由（無韻）詩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勞都不小”。
康白情既是詩人，又是詩論家、詩評家。他在新詩理論建設上孜孜以求，努力探索。他那篇有名的“新詩底我見”象一顆騰空而起的照明彈，把個薄霧迷濛的新詩壇照得通明。這一篇不同凡響的詩論，直到今天仍然有著它的借鑑意義。
他又是一個不斷總結新詩運動創作實踐經驗的人。以他為主的北社選編的“新詩年選”，選詩41家共83首，對入選的諸家詩作大多有評語按語，在體例上首創了新詩“年選”的體制；開創了既“選”又“評”新詩的選例。“新詩年選”的評語按語也體現出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特色。它把新詩放在中國的和世界的氛圍中評判，顯得視野開闊，以至博得朱自清的讚許。
康白情的詩論是在不斷總結諸家詩作經驗的基礎上逐步上升為理性認識的。他的不倦探索的戰鬥精神於此可見。
儘管“新詩底我見”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值得商討，但從它論述問題的全面性、系統性、科學性來看，都已站在時代的高度，他又不愧為一個詩論家。
康白情以一個熱血青年的激情、敏銳和勇敢，唱出了一個風雲激盪的時代新聲，與“新青年”相呼應，與胡適相呼應，與廣大的“中國少年”相呼應。他的新詩，領導了一個時代的潮流，影響了幾代詩人，在現代文學史上，應當有他的一席之地。
五四運動當年的參與者絕大多數已經辭世，但他們對文學革命、思想解放、新文化運動所作的貢獻，將世代銘記在後代人們的心中。耳邊又仿佛聽到了那熟悉而親切的詩句：草兒在前，鞭兒在後。
詩歌作品
草兒
草兒在前，
鞭兒在後。
那喘吁吁的耕牛，
正擔著犁鳶，
眙著白眼，
帶水拖泥，
在那裡“一東二冬”地走著。
“呼——呼……”
“牛也，你不要嘆氣，
快犁快犁，
我把草兒給你。”
“呼——呼……”
“牛也，快犁快犁。
你還要嘆氣，
我把鞭兒抽你。”
牛呵！
人呵！
草兒在前，
鞭兒在後。
1919年2月1日，北京
和平的春里
遍江北底野色都綠了。
柳也綠了。
麥子也綠了。
水也綠了。
鴨尾巴也綠了。
茅屋蓋上也綠了。
窮人底餓眼兒也綠了。
和平的春里遠燃著幾野火。
1920年4月4日津浦鐵路車上
